六、雍也篇分章釋義
六、雍也篇分章釋義
第六篇 雍 也 : 共二十八章
前十四章續上篇論古今人物之賢愚得失,其中十二章均為對弟子之品評。後十四章則論仁、知、及中庸諸德。
一、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
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古今注釋都以為冉雍﹝字仲弓﹞可以以做皇帝,天子,或諸侯,但君主的位置,豈是孔子可以使之而為。再說,孔子不會抬舉一個學生到這個程度,孔子知禮,也不至於說這種僭越的話。按禮大夫及士在某種場合也可以「南面」[1],孔子之意是謂仲弓可使出仕治民,看下段其居敬行簡以臨其民之說,足見仲弓可以獨當一面,所以程伊川先生說:「仲弓才德,可使為政也。」﹝二程集﹞。其以「南面」許冉雍是因孔子之特別看重與期望。仲弓為孔門德行四傑之一﹝先二﹞,荀子且以之與孔子並列,稱之為聖[2]。仲弓又有才能,孔子譽為:「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本篇四﹞曾為季氏宰﹝路二﹞,弟子中學優而仕,能期以治道行仁道者,仲弓實為第一。為政篇第一章云:「為政以德,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衛靈公篇第四章云:「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仲弓固以才錄為季氏宰,孔子乃期以如舜之德,俾其能領袖群倫,化行邦國。其辭甚幾,其望甚切。
後節乃仲弓在別的場合,問孔子對子桑伯子的意見,編論語者將之類輯在一章。子桑伯子其人無可考,莊子中有謂子桑戶與琴張為友,遂以子桑戶為子桑伯子,不可信。可能子桑伯子為仲弓之友,或亦為孔子弟子之一。
孔子所許子桑伯子之「簡」,意思是其為政清簡。仲弓乃就其意補充「居敬」以救「行簡」之弊,「雍之言然」是孔子表示同意。
現代法治國家,治政理民有所謂刑罰法定主義,法無明文規定者不禁。官吏及警察,只管觸犯法規的人,無權干預人民不違禁的行為。但在封建及專制時代,朕即法律,只要有權便說了算數。是以各級官吏能擅作威福,其結果在現在來說是侵害人民的權利,在過去則是過度勞民、擾民、及致人入罪。在這環境下,「簡」是一種限制有權者的方法。孔子認為當政者自己要「敏」,要「先之」﹝路一﹞,這是「居敬」;但對人民則要「擇可勞而勞之」﹝堯二﹞或「使民以時」﹝學五﹞這是「行簡」。「居」是居心,「居簡」即存心簡略,其原因或者出於精神不濟,好逸惡勞,不任煩瑣;或者出於黃老之清靜無為;也有出於疏放狂妄,心高志大而不顧細行﹝公廿七﹞。這樣「居簡」易流於苟且忽略,廢弛公務,而民受其弊。「居敬」則心在政務,事無大小眾寡,無敢輕慢。識事之輕重緩急,而定其本末先後。知處事之方法,俾合經濟,有效率,甚至洞燭機先,而消弭禍患於無形。最重要者是要分辨其所當為或不當為;所當為者便應「務民之義」﹝本篇二十﹞的率力以赴,所不應為者便應「居簡」而放手聽人民自由。在從政上,「敬」是孔子認為重要的一種德性,如「敬事而信」﹝學五﹞,「敬其事而後食」﹝衛卅七﹞。「居敬」以持己,「行簡」以治民。宋儒認為「敬則自虛靜」﹝朱子語類易十﹞,故表現在理民上是為政清簡,但忽略了其「先之」,「勞之」﹝路一﹞的一面,恐非孔子本意。
二、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好學」子夏說是「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張五﹞孔子在學而篇第十四章說是「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本章則說是「不遷怒,不貳過。」子夏所言限於求知,能做到「日知」、「月無」之境,非好學者無以致之。學而篇所言前兩句,自非好學者不能如此;後兩句所述敏事、慎言、求正三者,亦為好學之要項。本章之不遷、不貳,乍看似與好學無關,然能有此成就,實乃好學之功。孔子弟子中,傑出之人才甚多,如子夏之博學篤志,子貢之多聞多識,均不如顏回之不遷不貳。可見學如不能在行為上落實,孔子不認為是好學。
「不遷怒,不貳過」並不是不怒、無過。怒是情緒之發,過是一時之失,均無法避免。怒而不遷,過而能改,才是學習所能致力之處。「怒」是人遭受挫折時的侵略性反應,常是不理性的,「不遷怒」是對情緒性的反應之控制,使之中節。要做到「不遷怒」,首先要能對事不對人,即因事憤怒時,不向人發洩,如大學所云「所惡於左,無以交於右。」能以事為對象,以理作權衡,則這種直接的反應可以加以制約。顏回之所以能控制此種情緒,乃由於他在「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一﹞上所下的功夫,亦即孟子的「以志帥氣」﹝參孟公孫丑章句上篇﹞。能做到以志帥氣,便可進入第二種方法,把有害的反應,變為有益的反應;把消極性的損人,害己,憤事的怒氣,轉變成積極性的助人成事的強烈動機,如孟子所云:「文王一怒而安天下。」﹝梁惠王章句下篇﹞
「不貳過」是所犯的過失不會再犯,「過」是一時之失,因氣質或習慣所做一時失控之行為,是「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孟子盡心章句上篇﹞的結果。要改過先要「知過」,易繫辭下篇孔子謂顏回云:「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便謂其能把下意識的行為提高到意識層面來加以檢查,所以有一點錯失都會知道,便予以改正而不再重蹈覆轍。能做到此點,犯過的情形才會越來越少。
「亡」即無,對熟悉的弟子說「未聞」,也等於說沒有。論語裡提到好學的只有三人,除了孔文子外,一是顏淵,另一就是孔子自己 。其他弟子,包括德行有成,與顏淵同列的閔子鶱、冉伯牛、仲弓,以及以文學著稱的子游、子夏,都未能列入好學一流。
孔子自許為好學,其為學之階段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子謂顏淵短命,死時大概不到四十歲,其學習的進程應至「不惑」的程度。「不遷怒,不貳過」正是「不惑」的表現之一。孔子在另一章中說到顏淵「三月不違仁」,這就表示他開始進入到「知天命」的境界。就此而言顏回與孔子有幾乎同等的成就,應與孔子同樣的好學方克至此。
「短命」是說顏子未登壽考,其短命之原因或與其好學有關。子罕篇顏淵謂其在學習時「欲罷不能」,又說「既竭吾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回年廿九,髮盡白」。孔子雖也好學,且至於不厭不倦,終日不食之程度,但態度輕鬆,心情舒放,如被圍於匡而弦歌不綴,流離道路而仍擊磬為樂,回魯之後,更是享受舞雩歌詠之樂。而顏子則沒有類似的記載,或許是顏子心弦繃得太緊,加以物質條件過於匱乏,故精力耗盡而亡。
三、子華使於齊,冉子為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
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本章係冉求門人所記,故稱冉求為冉子。論語中稱子,除了冉求外尚有曾參、有若二人。
「粟」是未去殼的小米﹐「釜」是容器,可容六斗四升,其量可供子華之母約一月之需。[3]「請益」是冉求覺得不夠,請孔子增加。「庾」合二斗四升,孔子應冉求之請另加此數。冉求仍覺得不夠,自作主張給了五秉,一秉[4]等於十六斛,每斛十斗,合孔子原命之九十倍。此數顯然過多,不合情理,不是論語記載有誤,便是各書所載古時度量衡的計算有問題。不過冉求所予,一定比孔子所給為多,並無疑問。考證雖無法精確,但無害義理之闡釋。「乘肥馬」是乘以肥壯馬匹所拉的馬車,不是騎馬;「衣輕裘」是穿輕軟的皮衣,足見子華家道富足,衣食無虞。為老師之使者,其酬無定制,有事弟子服其勞,學生不應在報酬上斤斤計較。但冉求認為勞務與報酬應該相當,在朋友之義上自動為子華爭取。孔子說:「與之釜」、「與之庾」乃孔子覺得只要表示一點意思便可。「君子周急不繼富」是當時的一句俗語,意思是子華如果家貧有急,用不著出使,孔子自然會周濟。但子華家道殷實,所以孔子才派他出使,如果給的太多,等於在增益其財富,君子所不應為。
孔子為魯司寇,位為下大夫,原思為孔子之家宰,位為上士,受祿九百斛。一斛十斗,計為八口之家約三年半之食,故原思以為多。受公家之俸祿,律有定制,義所應得,受之無愧,雖多無害於義。「鄰里鄉黨」是古時地方組織[5],本章指親屬鄰居;「與」應作周急濟貧解。自鄰里至鄉黨,必有以用九百斛之處,故孔子說「毋」,即不必辭讓之意。
子華使齊與原思為宰都是為孔子做事,其不同之處是前者為孔子私人所差遣,而後者則受公家之俸祿。冉求在施惠上有過失,原思堅持廉節也是過份之舉,均非中行之道,冉求對人是少給不如多給;原思對己是寧願清廉也不要被認為貪瀆。在「不得中行而與之」的情況下,二人之所為,也是次佳的選擇,故孔子對此二人,均有訓誡而無責備。
四、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子謂仲弓」不是孔子對仲弓說此話,而是與其他人言及仲弓之才德。如公冶長篇第十五章之「子謂子產」,子罕篇第二十章之「子謂顏淵」等均為相同之句法。
牛有用作犁田者,有用作宗廟祭祀者;用作犁田者只需強壯有力即可,而用作祭祀者則需長相端正,色澤美麗。「騂」是赤色,周人尚赤,所以祭禮用騂牛,「角」是指牛角長得端正。這種「騂且角」作為宗廟犧牲的牛,有特設的官員「羊人」來飼育。但普通的耕牛有時也會生出長相端正,毛色赤紅的小牛來,這就要看主持的人會不會去物色了。周禮用騂牲者有三事:一是祭天南郊,二是祭宗廟,三是祭四方山川。郊廟之祭是大祀,山川之祭是次祀。如果騂且角的的犁牛之子,宗廟之神不能享用的話,那山川之神也不會把它丟棄不用的。
孔子這話是一個比喻,在子路篇第二章仲弓為季氏宰時,孔子曾與他討論過舉賢才的問題,孔子說:「任用你所知道的賢才。你所不知道的那些賢才,一定也會有知道的人加以任用。」可與本章相發明。人才之「勿用」是由於不知,不知便捨棄,然後才發生楚才晉用的情形。韓信在楚王帳下無所用,所以投效漢王,受拜為大將,助漢王成大業。就像耕牛生的「騂且角」的小牛,郊廟大祀既棄而不用,正好給山川次祀使用。春秋之際世及為禮,用人都從貴族中去找,就好像找騂牲習慣要「羊人」供應一樣。然而不能忽略平民中也有出色的人才,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仲弓之父是賤人,而仲弓卻有「可使南面」之才。因此用人固然要知人,但知的範圍要擴大,不能只限在自己的小圈子裡。
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不違仁」的意義可由三方面來探討:第一是「不違仁」是甚麼境界?是否朱子所說的純天理,無人欲?或者程子所說的「豁然貫通‧
‧ 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或者有如禪宗的悟道,脫胎換骨;要不就像基督教使徒保羅被耶穌提到三十三天的神秘經驗。想共同之處大概總不外是內心平安,快樂,覺得輕鬆,自由,感到宇宙人生充滿意義,不懼苦難,不怕死亡。但此境界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沒有經歷過是不能體會的。第二是「不違仁」在孔子為學的階段上屬何階段?是「四十而不惑」的與人世間的和諧,還是從「知天命」以後的與宇宙的合一?顏子約四十而歿,孔子雖說過他聞一知十,孔子自己也比不上,但在修養上其造詣並未超越孔子,所以我們可以在年齡限制上,推斷其最大的可能成就,最高到「不惑」的境界,這只是與群體的和諧,而未達到與宇宙的合體。第三是有關「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的問題。關於這段的闡釋,朱子語類說得好:「且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有出時,終在外不穩,纔出即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為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有入時,終在內不安,纔入即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為賓。」孟子說:「仁者,‧
人之安宅也。」﹝公孫丑章句上篇﹞既然房子裡很舒服,為甚麼人不肯住在裡面?並不是地方不夠,而是因為人還是眷戀外面的花花世界,不肯安心住在裡面,就像壞小孩遊蕩不歸一樣。人欲是肉體上或心理上的滿足,是立即而快速的;人為酒色財氣,聲名利祿所牽,雖然知道有仁義道德,只是偶然去訪問,不肯長住在裡面。比較好的,一天回去一次。遊蕩慣了的,一個月或好幾個月才回去一次。
孔子說到仁,便說「其心」,因為仁是心德;說心之不違仁,也就等於顏淵篇第一章所說的「歸仁」,其心與仁合而為一。說禮便從視聽言動上立論,與同章的「克己復禮」,其身與禮合而為一是一樣的,仁與心,禮與身之合一是顏回與諸弟子不同處。諸弟子「日月至」之「至」,意思是仁在內,心在外,仁與心是兩回事,故不說「不違」,而說「至」。
六、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當時魯國的權臣,所問三人,各有所長。「果」是果敢決斷,「達」是通達人情世故,「藝」是多才多藝,只要用其所長,均可畀以政務。果斷之士,宜於軍旅,可以治賦;通曉人情,擅熟世故者,可交接賓客,應對諸侯;多才藝者,則可使為宰臣,掌理民事;三者均包括在「從政」之內。「何有」是從政有何難處,乃並無不可之意。
七、季氏使閔子鶱為費宰。閔子鶱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門弟子事季氏者甚多,如仲由、冉求、子羔等均是;孔子自己也曾為季氏司職吏,所以為季氏服務並沒有甚麼不對。孔子反對的是在服務時不用其所學,不能行其道。閔子騫在諸多同學及老師都可以為季氏服務的情況下,斷然拒絕為季氏之邑宰,或許與當時的環境有關。一般猜測為該邑曾叛季氏,很難治理。因為治亂邑必用嚴酷之手段,閔子騫為人仁厚,且季氏本身對魯公也是不禮之臣,上既不禮,何如能使民服,一般以為這是閔子騫不肯為費﹝音閉﹞宰的原因。
「復我」是再來找我,「汶」是汶水,「汶上」是在汶水之北,習慣稱北為上,畫地圖也都把北方畫在圖的上方,故謂為「上」。汶水是當時齊魯兩國的分界河,北為齊,南為魯,意思是好好的為我辭謝,如再來找,我就離開魯國去齊國。
君子處亂世之方可分幾個層次:上焉者抱救世濟民的胸襟,有經天緯地的才略,與亂黨週旋,貌似同流,其實並不合污,他不但能保身,而且能救人,時機來時,也可撥亂反正。下焉者是同流合污,成為亂黨的一份子。次焉者就像閔子鶱的一種人,明哲保身,必要時去國離鄉,出奔草野,寧乘桴浮海而不與亂黨,不居亂邦。
八、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
也,而有斯疾也!」
抽菸的人常會得肺癌,如果從來不抽菸也得了肺癌,那就只好歸諸命運。伯牛德行卓越,與顏、閔同列,以他的為人不至於不會保養自己的身體,居然會感染致命之疾,豈非天命?孔子只有痛惜而已。「牖」是窗戶,孔子為麼不進屋而要從窗戶伸手進去握伯牛的手,人言言殊,只好存疑。「亡之」是說沒有得如此重病的道理。「斯人斯疾」意為像伯牛這種人也會得這種病,乃深致嘆息之意。
苦、老、病、死是人生四難,宗教之產生便是要解決這人生的不幸,而予人可以接受的解釋。儒家不是宗教,但卻對這四者都有適當態度來應付。就對病的態度而言,首先是「慎」,述而篇第十二章云:「子之所慎:齊,戰,疾。」在既「慎」之後無法可施時,便要「順」,歸之於「命」是「順」的一種。命是無所為而為,莫之至而至,應付之方便是如孟子所云「順受其正」﹝盡心章句上篇﹞,「順」即順其自然,也就是順天,「受」在英文叫Acceptance,當人在無可奈何之際,不作無用的掙扎,不作無謂的怨尤,這就是「順受」,順受之後,痛苦便不再成為痛苦,不幸也不再是不幸,這時原來的痛苦和不幸便成為「正」,而安其所至。
進一步說,孔子對人生不幸的態度不只限於「順受」,他在知天後已從順到安,從安到樂,進入到「樂天」的境界,所以後儒咸以周易繫辭中的「樂天知命」一詞來形容孔子的生活態度。十三經註左傳正義春秋序中謂其「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戚,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基督教聖經中也有類似的思想,創世紀中上帝創造萬物時每造一物時,看着都是「好的」,這種使上帝滿意的事物當然也包括人生的缺憾和不幸在內。故事說有一個眼歪嘴斜的女孩常遭班上同學的揶揄,而她卻行所無事,仍舊開開心心的與同學玩在一起。有人問她為甚麼這麼小小年紀便有這修養,她答說這是上帝創造的,祂看着是好的便是好的。
九、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
回也。」
「食」音飼,指食物。「一簞」、「一瓢」並不是說顏回家裡只有一個竹器盛食物,一個瓜瓢裝飲料,而是形容他飲食之簡單,器用的樸質。「在陋巷」謂其住的簡陋及地區的破落。「人不堪其憂」的「人」指一般人,前後兩個「其」字都指因這種窮困的環境所引起的心理反應。一般人在顏回這種情況下的心理反應是憂,是擔心,而顏回則「不改其樂」。說「不改」是因為顏子本來就樂,此樂不因環境或事物的影響而有所改變,包括「貧」、「陃」在內。顏回之樂的是由於他的好學並已近道,從博文約禮到三月不違仁,心無渣滓,胸無障礙,人世間的得失、名利、貴賤、貧富已不在他意中。人的憂樂可有三個層次:最基本的是肉體的層次,也就是人之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之滿足,能滿足時便為樂,不能滿足時則憂。本章所言之「人不堪其憂」的「憂」是在這層次。其次是社會的欲望,如功名利祿,一般人所謂的成就感之樂,就在這一層次。最高的境界是精神上的超越,就顏回來說,是「歸仁」與「復禮」﹝顏一﹞,恢復了人天性本然之樂,回到純潔無瑕的赤子之心,進入「君子坦蕩蕩」﹝述卅六﹞的境界,這才是其樂之所在。
十、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子之道」即孔子之道,其道就個人來說,是仁道,在出仕時是治道。仁是一種心理狀態,表現在視、聽、言、動者等生活方式上,終生以之,死而後已,如曾子所說的「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泰七﹞為仁並不牽涉到力足或不足的問題,「我欲仁,斯仁至矣。」﹝述廿九﹞體力方面有力不從心的時候,心智方面也有無法企及的情形,但進德修身則不能說能力不夠,里仁篇第六章謂:「有能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有了仁的素養,學優則仕,然後可以求位以行道。行道主要是行仁政,具體言之是為國以禮,愛民,力行恭、寬、信、敏、惠諸德。冉求雖未至於仁,不能算為「以道事君」之大臣,然依其才藝足可為「具臣」﹝先廿三﹞,略等於現在之事務官。
本篇第六章孔子稱冉有為「求也藝」,在公冶長篇第七章又謂:「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魯哀公三年﹝公元前492年﹞,季康子本欲召孔子,為公之魚所阻,乃召冉有,從此冉有乃仕季氏,可說是學而優者,是孔門中傑出弟子之一。哀公十三年率兵退齊後為季氏家宰,其為政適時務實,與孔子之發政施仁,一切從周﹝禮﹞有別。孔子見季氏僭祭泰山而冉有不能救,用田賦而未加阻止,是以曾責備冉有謂「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季一﹞意思是既無法以位行仁,便不能戀棧,後來因助季氏聚歛,且要弟子「鳴鼓而攻之」﹝先十六﹞。從子路篇第九章「子適衛,冉有僕。」師生問答看來,冉有不是一個在學習上「力不足」的弟子。這只是一個藉口,他雖說「非不說子之道」,其實正好相反,是「不說子之道」。因為孔子的主張與實際政治相衝突,而他卻站在實際的一邊。他雖然不像子路一樣直接批評孔子為迂,本章他間接的告訴孔子,他無法遵從「子之道」。
「畫」一般釋為畫地自限,是能為而不肯為的自己限制自己。在日常生活中,畫地自限的例子很多。譬如:「我早上就是沒有辦法起得來。」、「我個性就是這樣。」、「我小學畢業,程度不夠。」、「我知道在這裡沒有前途,但為了生活,不得不做下去。」、「老猴子學不會新把戲。」等等,這些都是畫地自限的藉口。冉有之以「力不足」的理由,來拒絕實行孔子為政之道,是兩人基本看法的不同,但無論其動機如何,也不會有比本章孔子所言更適切的答覆。「今女畫」可解作孔子認為冉有在這問題上,要與孔子劃清界線,以後各人走各人的路,當然更談不上要學習履行孔子治國之道了。因為「力不足」者,至少要嚐試著做,發現不行才「中道而廢」,予以放棄。例如季氏要征討顓臾,冉有起初同意季氏的「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的說法而共謀討伐,所以從頭他便沒有照孔子之道來想問題,定政策,這就是「畫」。不能否認人有時也會有因客觀環境的限制而無能為力,這才是真正的「力不足」。就冉有而言可以謂為其對季氏的影響力不夠而無法行孔子之道。如果冉有在季氏要用兵時,照孔子之道便應該堅決反對,到反對無效,才算「力不足」,予以放棄,這才是「中道而廢」。
十一、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
孔子學派統稱儒家,而「儒」字在論語僅此一見。儒的意義集註解釋為「學者之稱」,但此字原來的意義與此稍有不同。周禮天官冢宰篇太宰的職責之一是要以九種方法來使帝王獲得人民的擁戴,其中一種是:「儒以道得民」,此處之「道」與「天下有道」﹝泰十三﹞之「道」同義,可釋為立國的基本原則,例如美國立國的原則是民主、自由、與人權,中華民國立國的原則是三民主義,周朝立國的原則可以說是「天下太平,人民康樂。」一個國家內人民對立國基本原則分岐,這國家一定會亂。而將這種立國的基本原則灌輸給官民大眾使共同遵循的人便是「儒」,在現在來說可以說是公民教育。周禮中將儒的職責與其他八種用以獲得人民擁戴之法﹝田地之分配,湖澤之共享,財富之增殖,領導者之能力,宗族之親睦,爵位之頒授,行政之效率,社會公信之建立﹞並列,但我認為這九種中最重要者即是儒者能致天下於太平的立國基本方針。儒者因為要負起如此的重責大任,便先必須獲得這方面的知識與能力,所以便要學。此後儒的定義都圍繞著這事實打轉,如皇疏所謂,儒者濡也,夫習學事久,則濡潤身中,故曰久習為儒。當人修身進德時,逐漸地脫胎換骨,洗面革心,全身毛孔,都充滿這種新的智能,就好像水把全身浸透一般。又如反身錄所載,謂儒乃從人從需,言儒之所以進德修業,為人之所需。最後集註將前各家所說綜合成一句簡單的定義「儒者,學者之稱。」古代貴族與平民,即統治與被統治階級分開。平民中有士、農、工、商四種職業,號稱四民,士乃四民之首,是協助貴族來治理人民的行業,儒乃士的一種。
古時統治階級的貴族稱為君子,一般人民乃為小人,如依此定義則本章所云並無意義,因為儒是士的一種,是人民中之學者為君子服務,協助貴族治理人民,君子中無儒可言。如君子小人以道德分,則小人不仁﹝憲七﹞,小人中亦無儒可言。一般認為「君子儒」與「小人儒」是當時流行的名詞,孔子特呼子夏之名而告之,可能因子夏為學細密嚴謹,度量規模並不宏遠高大。孔子死後,子夏在西河﹝陝西東部黃河西岸﹞設教,同儕還譏其弟子「當灑掃進退則可矣,本之則無。」﹝張十二﹞是以可以說,君子之儒是「賢者識其大者」,而小人之儒是「不﹝次﹞賢者識其小者」﹝張廿二﹞。君子之儒有經有權,適時執中;而小人之儒是堅小信,持小義,守小節,「硜硜然,小人哉。」﹝路二十﹞君子儒是修身以敬,進而治國,平天下,規模宏大;小人儒乃尋章摘句,務文字訓詁,為學褊淺卑狹。至於事雕虫,工翰墨,甚至以商賈貿易,田壔園藝為務,則根本不能列入儒者,更不在話下。
十二、子游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 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徑」是井田制度下的產物[6],行之由徑算是「未墜於地」之「文武之道」﹝張廿二﹞的一種,推而言之也是顏淵篇第一章「非禮勿動」之意。春秋時社會變遷,井田制名存而實亡,私有制成為時代的潮流。在阡陌縱橫的情形下,不由徑也不行。由於禮崩樂壞,在形式上的守禮是很困難的。不過孔子講禮總先重其精神及內涵,其次才顧到形式。本章「行不由徑」釋為不行小路,不走後門,持身正大光明。這是「有守」,是用人的必要條件,但「有為」才是充足條件,而本章並未提及。
「公事」指公室之事,即統治家族諸侯之事。現代所謂的公事指眾人之事或政府之事。公事之意義雖因時代變遷而不同,但並非從政者之私事則無異。有公事不在辦公室談,而要到主管的私室去談,會有關說或賄賂之嫌。
「得人」即舉賢才之意。前段說過用人有必要條件和充份條件,「德」是必要條件,而「能」是充份條件。孔子雖主張領導者「為政以德」,但也重視功業,特別對執行事務的臣下為然。如管仲雖不知禮,因其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車」﹝憲十七﹞,故盛讚其「如其仁」。澹臺滅明雖合乎孔子的必要條件,而是否有甚麼建樹?對百姓有否貢獻而合乎舉賢的充足條件?就不知道了。陽貨篇第四章謂:「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這種禮樂教化之功,或即為澹臺滅明所助。子游在孔門以文學聞,擅文學者大都喜結文學之士,而子游能遵孔子以德行為擇人之先決條件,足見其善聆教誨。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謂澹臺滅明「狀貌甚惡。欲事孔子,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見卿大夫。」由此看來,子游本章所述澹臺滅明之表現,乃在受業於孔子之後,是則子游所用乃為同門弟子,如此與本章語氣不符。疑為澹臺滅明為魯之賢人,由子游擢用,以後因子游故,方成為孔子學生。
十三、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
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子反是魯之賢大夫,名側,魯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魯國與齊國作戰,魯右軍潰退,敗軍狂奔回城,局勢紊亂。孟之反見此情形,自願殿後以禦齊軍,使魯軍可以安全撤退入城。他在要進城門的時候才故意抽出箭來鞭策馬,表示他之在後抵擋齊軍的追擊,是因為馬跑不動而不得已。這是非常英勇的行為,因為當時還有一個叫林不狃的,也是慢慢的退,結果被齊軍殺死。孟之反並不以此自矜邀功,反而說他並非故意要殿後,這是極端謙退的表現。這役只有季氏一家在打,叔孫及孟孫都不願出兵。冉求是季氏家宰,以武城人組織了三百名步兵,持長矛突入敵陣。古時用車戰,步戰是新的戰術;交鋒時多用刀箭,長矛是新的武器;加以樊遲,主動捕捉戰機,率先帶領魯軍越過濠溝發動攻擊,使齊人再無法就列成軍,到晚上便撤退了。人之謙退當以直道行之,孟之反之所為,近於矯飾,似有不中過當之處。孔子讚之,可能以此以警冉求及樊遲不能以此持功驕矜。
十四、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乃衛國大夫,名「鮀」,號子魚,任職宗廟中﹝憲二十﹞叫「祝」的一種職務。「祝」就是「太祝」,是祝禱之官,通典職官第七卷中謂其職務是「掌六祝之辭」。這種人經過多年的實地訓練,都善頌善禱。我在舊式婚禮上看過有似「祝」的贊郎,略似現在的司儀。此人在婚禮進行中,一路要說吉祥話,就如新郎跌跤,新娘昏倒,也可以說出一番有腔有調的贊詞來。這種人在平時也就伶牙利齒,口舌便給,不管你說甚麼,他都可以接下去,不管問甚麼,都可以回答出來,這就叫「佞」。左傳魯定公四年載有祝鮀的事蹟,大意為:周王派劉文公為代表在召陵會合諸侯,合盟欲攻打楚國。在結盟儀式中各諸侯的排次上,本來把蔡國排在衛國前面,因為祝鮀遊說王室的使者萇宏,使他改變主意而把衛國排在蔡國前面。唐以前的古註謂:「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
宋有兩公子均名朝。本章所指乃左傳定公十四年﹝衛靈公卅九年﹞所載:「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於洮」的宋朝。此宋朝與祝鮀都是與孔子及衛靈公時代的人,孔子便將他們合而論之。宋朝具美色,故謂「宋朝之美」。早在魯昭公二十年﹝衛靈公三年﹞他在衛國,與衛靈公的嫡母宣姜通奸,因為害怕出事而企圖作亂,事敗逃亡到晉國去。因為他本來是宋人,大概後來又回到他本國。南子也是宋人,據一些書講她在嫁到衛國前便曾與宋朝有過曖昧行為,到衛國後還念念不忘,於是蠱惑靈公不惜以外交手段與宋國國君交涉,而將宋朝接回衛國。衛靈公是一個好色不好德的人,而且男女兼收,他與彌子瑕的一段「分桃」的風流艷史,至今仍與漢哀帝與董賢的「斷袖」故事相提並論,拿來做男性同性戀的代表。衛靈公是否因南子愛宋朝,或衛靈自己也愛男色,而不追究其淫母之惡,不得而知,但其因色得寵是毫無疑義的。唐以前的古註謂:「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
本章的語法與其含義不符,意旨不明,主要在於對中間一個連接詞「而」字的解釋。學者之見綜合起來可分成兩派,一是認為此字乃表示上下兩句相因,如「學而時習之」中之「而」。另一是認為此字之用乃由於上下兩句相反,如「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中之「而」。相因之句乃將句首的否定詞「不」字限於規範首句,相反之句乃將不字涵蓋上下兩句。茲引用邏輯形式以分析其句法:
其一,相因之句:
否定命題 + 肯定命題 > 結論
不有祝鮀之佞 + 有宋朝之美 > 難免於今之世
解釋:沒有口才但有俊美,難免於禍患。寓意在亂世俊美足以招至禍患,但有口才的話或可免禍。
持此說者以劉寶楠論語正義為代表:「美必兼佞,方可見容。美而不佞,衰世猶嫉之,…蓋美者,色也,所以說其美者,情也。…故夫子嘆衰世之人,雖美難免,夫子非不惡宋朝也,所以言時之好佞耳。」
其二,相反之句:
否定
( 肯定命題 + 肯定命題 ) > 結論
不 ( 有祝鮀之佞 + 有宋朝之美 ) > 難免於今之世
解釋:既沒有口才又不俊美,則難免於禍患。暗示兩者有其一或可免於禍患。
持此說者以集註為代表,朱子語類云:「此孔子之嘆辭也。言衰世好諛悅色,非此不能免,蓋深傷之。」
就句法來看似以前說為佳,就經義來論當以後說較合。孔子既「惡夫佞者」﹝先廿四﹞,也討厭好色不好德之人﹝衛十二﹞,故愚以為孔子之意,乃謂佞美兩者,有其一則可行於世,如兩者均無則「難免於今之世」,古人行文簡潔,故不得不以此句法出之。
「難免」指祝鮀、宋朝、衛靈公、或孔子自己,也是問題,不過一般學者都認為本章為孔子感慨之辭,既然是感慨,則有口才的祝鮀,具姿色的宋朝,及好色又好佞的衛靈公都不能成為感慨的主體。就朱子所言本章主旨之「嘆」與「傷」而論,孔子之嘆,蓋嘆當時之衛國由於衛靈公之帶領,而致社會喜佞好色,其傷乃傷己之不得用而無法施展其抱負。
十五、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戶」與「門」在訓詁上有別:門是兩扇,而戶只是一扇;門通常是指堂門,而戶則是私室的內戶。「戶」在這裡只拿它來作比喻,其真正的意義並不重要。意思是「道」是在人日常生活中所應該做的事,可是有些人卻相反的卻去做不應該做的事,譬如一個人出門不經過門,反而爬窗子出去一樣。門設在那裡就準備你出去進來用的,你不經由容易走的門,反而去爬不容易走的窗子,真正是莫名其妙。
「由斯道」的「斯」是指示詞,強調所指示之事物,「道」即其所強調之事物。就論語來說,道就是仁,仁乃孔子所罕言,孔子說仁均就仁之方去說,亦即為仁所當由之路,此即是道。如以孟子謂「夫仁,…人之安宅也」﹝公孫丑章句上﹞為喻,則道可比為出入此安宅之門戶。人進出房子都由門戶,不僅是必要,而且方便而自然,故云:「誰能出不由戶?」有些人不走自然而方便的道路,偏要爬窗子,甚至有的還要跳牆,真是怪事,所以孔子要問:「何莫由斯道也。」
人要回到正道上去由大門出入,首先要革除其跳窗爬牆的習慣。要做到這點,便要慬慎小心,將一切己成習慣不合道的下意識行為,提到意識層面來,不能「行不著,習不察」,亦即中庸所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其次要認識門戶在那裡,即道是甚麼?就論語來說,道可釋為仁之方,顏淵以為是禮,而曾子以為是忠恕。不論是禮或是忠恕,這些都是門戶,可使人登堂入室,進入仁之安宅。是以禮記禮器篇謂:「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掩,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十六、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人、物、事都有質有文:就事來說,禮樂之質是敬,是和,其文則是禮儀之表現,如玉帛、鐘鼓。就物來說,「質」是物之本質,是內涵,「文」是外表;如虎豹犬羊各有其性,亦各有其獨特的外貌。就人來說,「質」是資秉,「文」由教養,忠信是「質」,禮樂是「文」。文質要相含,相稱,相合。所謂相含,就是文要以質為內涵,質要以文來表現,觀其文便可知其質。所謂相稱,就是文要與質相符,不能過,也不要不及,質勝文則表現粗野,此即本章之所謂「野」;文勝於質則徒具虛文,此即本章之所謂「史」。本章之所謂「史」,並不指歷史,而是指史官而借其意。因為史官掌文籍,雖擁眾多典籍而不識其義,乃借此而形容人之務博記,尚文辭,用陳腔,套虛語。相合就是質與文要相合為一,內心之情緒、修養,存心要與外表之態度,容色,辭氣一致,構成完整的人格。「彬彬」集註釋為「班班」,是「物相雜而適均之貌」,就好像藍與黃的色彩,相間的畫成又勻又細的小班點時,便變成綠色一樣。
質與文間並不互為因果,有質不一定有文,有文也不一定有質,故兩者有本末先後之別。就先後來說,質在先,文在後,無質則文無所施其彩,故曰:「繪事後素」﹝佾八﹞。就本末來說,質為本,文為末,禮記表記有云:「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是以「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質可以天生,或本來具有,而文常是因學而得,習而能的。
十七、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生」字在論語中,有解作生命、生性、生長、存活、及生活等意義,本章宜解作生活 。「直」者自然(Spontaneity),不矯楺做作(Hypocrisy)。不曲意為私 (Crook)。「人之生也直」,是說人本是順應自然,符合天性的。「罔」是欺罔,虛偽,謊騙。「罔之生也」是說偏有人以欺罔來過生活,如以無為有,以假作真,沒有錢要充有錢,沒有學問裝作很有學問,沒有地位卻圖使人覺得自己有很大的影響力。像這種生活在虛謊中的人,其可以與正直的人一樣的過正常的生活,是「幸而免」,只是僥倖而已。
吉凶禍福,人所常有,直者有時而不免,但這是例外,而以欺罔為常者恒食其惡果。例如犯罪團體的成員,不僅官府要捕捉,其互相間的鬥爭與仇殺更是激烈,能得善終者不多。生活中的虛罔如同身體中的癌細胞,寄生在生命中,自己會生長成為一個惡性體系,因為虛罔要以虛罔來支持,否則便會被發現。其結果掩蓋了真理與實在,最後導致生活的失真,生命的失去意義,例外的很少,有的話只是幸運而已。是以中庸謂:「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
但俗語有云:「好人不長壽,禍害一千年。」社會上有地位的人,率是斗筲而善逢迎之輩,有財富者很多是投機倒把之徒,此現象似與孔子所言有扞格之處。不過君子不以富貴為職志,而以全生保性,樂天知命遂其生。以「常戚戚」﹝述卅六﹞小人之生,縱或「幸而免」,其生命之價值較諸「生而直」之君子亦屬不值。
十八、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這是人與事物接觸的三種境界:「知」只是感官的接觸,「好」便有感情的成份在內,「樂」是沒有了自己,整個自我消失融合在所愛好的事物中。人對事物的認知、接觸、愛好、以至沉緬,都經過這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的「知」是知其利而計其功,這是認識、分辨、剖析,研究的過程,是客觀性的,其所知者是事物之用。第二個階段的「好」是喜其美,這是欣賞、贊美,這就變成主觀性了。而其所好之對象是事物之本身,是獨一無二而無可代替的,如好學之發憤忘食,好古之敏以求之,好仁之無以尚之。第三階段的「樂」是主客融為一體而進入到無我無物的境界,如顏回之樂道,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回也不改其樂。人所好樂對象之道德上的意義,在「知之」階段就決定了,而「好學近乎知。」﹝中庸第二十章﹞故有賴學來正確的選擇其所欲知之對象。此階段的「知」只是認識,而「好之」及「樂之」則是實踐的原動力,沒有「好之」而不去追求的,也沒有「樂之」而不為之不厭的。
知識與行為的關係,就是要由知識的「知之」層面,轉變為「好之」與「樂之」的感情層面,要由理智轉變為感情與欲望,才能引起人行為的動機,否則便是「知之非艱,行之唯艱」,不管如何的勉強,做起來終是有氣無力。
十九、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
「中人」指中等才質之人。本章將人的才質分為三等:中人以上、中人、及中人以下。「語」是教的意思,「語上」就是教高深的課程,「不可以語上」是不要教高深的道理。孔子雖「有教無類」﹝衛卅八﹞,但因材施教。中庸第十二章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故就「道」言之,程度有深淺,愚夫愚婦的中下之資,只要不「愚而好自用」,自有他們「可以與知」及「可以能行」的道。由此而上,因其領悟的程度而分別予以不同程度的教材,擴大其廣度與深度,而至於君子的「君子學道則愛人」的「仁民」之程度。是以學的結果,下者足以親親,中者可以仁民,上者可至愛物。學道雖有程度深淺的不同,而道之本質並無差異。就如鍊金,成色是一樣的,不過重量有所區別而已。就事物來說,在教學上有讓學生「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的兩種教學方法,前者是事物之用,後者是事物之理。「語上」是讓學生知其所以然,「不可以語上」是不要教事物的所以然,當然可以「語下」,而語下即教學生「知其然」。這是孔子教學經驗之談,為因才施教的教學方法。現在的教育心理學
,有智力測驗來測驗學生的聰明才智,以決定教材的深淺;有性向測驗來測驗學生的興趣傾向,以決定教材的內容,亦即孔子因材施教之意。
二十、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
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三問仁,兩問知,孔子每次的回答都不一樣,此乃針對不同的情況,故有不同的答覆。本章一般以為樊遲出仕前或初仕時與孔子之問答。「知」在本章指智,中庸謂「知者不惑」意思是智者在思考事物時不受感情的影響。如不從事人所應該做的事,反而把鬼神牽入到生活裡來,這便是惑,不得稱為智。仁者輕利,如果做事先考慮收獲,計其是否對我有利,而不問此事該做與否,便不能稱仁。本章之目的在告誡樊遲在出仕時,要以人民利益為先,不能重鬼神而輕人事,要以公益為目的,不能先計較一身一家的名利。「務」是從事,「民」在本章用來與鬼神相對待,解作人,「義」是所當為之事,「民之義」即「人之義」。禮記禮運篇謂:「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由此看來,「民之義」就是正名定分﹝顏十一、路三﹞,同篇又謂:「禮達而分定」,所以「務民之義」最後還是歸結到禮上去,摡括言之有「為國以禮」﹝先廿五﹞之意。禮記表記謂:「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故「務民之義」意思是重人事而不尚鬼神,是以凡如重宗廟而輕朝庭,因祭祀而廢農工,因郊祠而以人作犧牲,信賴禱告而廢弛人事,相信卜筮而不「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述十﹞等均非「務民之義」,便不能算「知﹝智﹞」。古時重鬼輕人,人多信鬼神而不是「遠之」,「遠之」之意就是不要將鬼神以禱告、卜筮、犧牲等方式,牽入到人的生活裡來。程子曰:「人多信鬼神,惑也。」所謂信,是信鬼神之能祈福免禍,像一般人之問妻財子祿,求福壽康寧。孔子樂天知命,人有可求者,要自己去努力,有不可求者,則是天命。明瞭這可求及不可求的分際便是智慧,不明瞭這分際,向神求命中不可得之事物,或想求不勞而獲的事物便是惑。愚夫愚婦之向神許愿,如能實現其所願,便要「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這便是與神談生意,講條件。神如有靈,難道會不知人之有命嗎?神如無靈,求之亦何益?據說台灣有去廟裡求明牌者,六合彩不中時把神像偷去燒掉,這更是惑中之惑了。華航在大園空難後,請佛光山星雲法師率僧徒在華航麥道十一型客機上大做法事,沒多久便又發生同型機在香港翻機事件。如果做法事的目的在消除旅客的恐懼心理,倒也可算是「務民之義」的一種。但如不從改良制度,注意維修著手,而依靠做法事來祈福消災,則是大惑。對鬼神之「敬」與「遠之」並不予盾,因為「敬」與「信」﹝指迷信﹞不同,所謂信乃是諂媚鬼神,以求福利,如「非其鬼而祭之。」﹝政廿四﹞而信者不一定敬,如上段所述之六合彩不中時便去把神像偷出去燒掉。「遠之」的表現是不迷信,孔子相信鬼神與人是道義的結合,務民之義,乃順天而行,如周書泰誓所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人的行為只要適乎禮,合乎義,存天理,節人欲,畏天順命,自可合天心,動鬼神。
但孔子並不輕鬼神,而要「敬鬼神」,「敬鬼神」是要「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佾十二﹞,換言之就是要把鬼神當作是一種真實的存在來禮敬。有學者認為孔子不語怪力亂神,其敬鬼神之舉是神道設教,就是利用一般人相信鬼神之能祈福降禍以規範人之行為。這是說孔子明知鬼神是虛無的,但他為了規範人民而故意要人敬鬼神。此說貶低了孔子的人格,認為他為了達到道德的目的而不惜採用說謊的非道德的手段。在論語中,孔子之敬天法祖之情十分懇摯,而且如去掉鬼神,則祭喪宗廟郊祀諸禮全失去意義。孔子確認超物質的存在是真實的,﹝這點有理智有思想的人大概都不會否認。﹞中庸十六章謂:「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在這章孔子明白的說鬼神是真實的存在,所以要「敬鬼神」。
「仁」是藉仁者來顯現的,仁是抽象的,無法接觸,無法描述;但仁者的行為是可觀察的。人有至德而後至道凝於其身,這就是所謂「道成肉身」,有如基督教義謂從耶穌身上可以看到上帝的榮光一樣。孔子云:「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廿八﹞如要認識仁,最好的方法便從仁者的行為去觀察。仁者的行為表現很多,舉其中有代表性的一件便是「先難後獲」。此句與顏淵篇第廿一章的「先事後得」及衛靈公篇第卅七章的「事君敬其事而後食」類似。就是做事先不要計酬,如果以事事先計報酬,這是以利為先,而不是以義為主,如此便可以無所不為了。「先難」的意思較「先事」又更進一步,「先事」是不論其報酬,合於義則為之,不合於義則不為;「先難」則即使有艱難險阻,亦應不計收獲、結果、成敗而勇為之。「先難」或「先事」並非不要「獲」,不要「得」,而是要「後獲」,「後得」,這點與後賢所說的「不問收獲,只問耕耘」及董仲舒所說的「正其道不謀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春秋繁露第卅二篇﹞的虛玄說法不類。
「先難後獲」的原則亦可適用到做人的道理上,就是與人交往,不要先看對方對我在名利上有無利用價值,而是要相交以道義,基本態度上要「言忠信,行篤敬」﹝衛五﹞,具體項目上做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學七﹞,進而以「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政十﹞的方法去瞭解對方,並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廿三﹞的恕道去諒解對方,以及以「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公廿五﹞的胸襟去幫助對方,這就是「先難」。然後比我長者得其慈愛,與我同輩者得其信任,較我晚輩者得其敬仰,這樣就是「後獲」。「仁者」的行為在日常生活中表現出來的很多,這方面的表現乃其中之一。
毛子水教授在其論語今註今釋中認為本章後節前有「仁者」二字,結語又謂「可謂仁矣」,二者中有一個是多餘的。如果結句之前重複一次「先難而後獲」,則文理得以連貫通順。然古人為文簡潔,孔子特別加「可謂仁矣」,是對其所述「先難而後獲」之語作進一步的強調,王夫之在讀四書大全中以為是「括始終以為言也」,是「開示喫緊」的話。其實類似的語氣,論語所在多有,如學而篇:「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又如本篇之「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等均是。
廿一、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知﹝智﹞者」察人心,知天命,識善惡禍福,知進退去就。因其通達人情事理,思想周流無滯,與水性相近,故較愛好水。「仁者」忠信厚重,仁民愛物,因其安於義理,屹立不移,與山相似,故易喜愛山。說智,是著重其思想,思想是活潑佻達的,故智者有活潑靈通之象;說仁是較偏於其性情,仁者之性情安詳自得,恬然無欲,故現舒泰穩靜之美。智者之樂是樂享人生,因智者不困於情,不惑於事,故凡所遇,觸處皆成生趣;仁者之壽是克享天年,因仁者無憂,不以邪妄﹝按:悖禮違義之事為邪,不可必得之事為妄﹞而戕其生。
上述解釋自朱子以後為一般學者所普遍接受,然而其中帶有宋學虛靜的理學氣息,就論語及其他可徵之孔子言行來看,孔子說仁,雖著重其厚重安穩之性質,而其對山,卻似未著重其屹立不移,而讚頌其高大宏偉。泰伯篇之讚堯、舜、及禹,均以「巍巍乎」來形容。孔子常引詩,而詩中以山之高大來形容有德者為最常見。如小雅之「高山仰止」及「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至於水在論語中,雖在子罕篇中有「逝者如斯夫」之嘆,但其對水之欣賞則僅止於「洋洋乎」之浩瀚洋溢之氣象,並未言及其活潑生動之一面,其浩瀚與知者之博學相類。本章之「樂」一般均以樂於接近或樂於觀賞的意義來解釋,其實似應以其對仁者及知者者的啟示性,即觀山觀水後「亦足以發」﹝政九﹞來解釋。仁者對山的巍巍而興高山仰止之情,對水之洋洋而慕知識浩瀚之意。是以本章似應釋為仁者尚德,故愛慕山之巍巍,知者好學,故喜見水之浩瀚。本章之「壽」,意為善終,即孟子所謂之正命而死,並非與「夭」相對待之「壽」。詩小雅有「如南山之壽」,故說到山,便容易聯想到壽;詩中多有在水邊游樂之詠,先進篇第廿五章並有「浴乎沂」的描述,故親近水者便感到樂。
智、仁兩者並不互相排斥,而是互相成就。智者可以成仁,如里仁篇第二章謂知者知仁之美而利之。仁者乃必有智,如子夏在學而篇第七章謂人之能忠孝信者,即可謂為學矣,而好學即近乎知。智者之動,雖動而不煩雜,有靜在動中;仁者之靜,雖靜而不枯槁,有動在靜內。智者既樂享人生,亦必克終天命,仁者之不戕賊身心,自緣由無慮無憂。
廿二、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周初姜太公受封於齊,而周公之子伯禽受封於魯,因領導作風的不同,所造成的民俗風氣有異。漢書地理誌云:「初太公治齊,修道術,尊賢智,賞有功,故至今其士多好經術,矜功名,舒緩闊達,而足智。其失夸奢朋黨,言與行謬,虛詐不情,急之則離散,緩之則放縱。」又云:「周興,以少昊之虛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這是漢朝時齊魯兩地史家所觀察到的現象。該時已經歷過秦之統一,人民數百年的來往接觸,孔子之教化,﹝按:孔子弟子,多有齊人。其後諸儒,齊魯亦相埒。論語即有齊論及魯論,詩亦有齊詩。﹞其俗尚有此差異,春秋之世,這種風俗上的分別,當更顯著。因齊經桓公霸政之治,急功近利,此孟子之所謂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魯則差重禮教,有先王之遺風。本章所謂道,乃指先王之道,特別指周朝之禮樂教化而言,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政治社會。如以齊之強,加魯之教化,則先王之道可躋。
廿三、子日:「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字論語中只有本章提及,在考據上有多種異說,但在義理上則可知孔子藉此以抒其對當時名實不相符之感。自古以來,名實不符之事多有,只要實物實事本身起作用,名實不符並無太大的關係。例如競技的錦標稱為「杯」,是當初凱旋歸來,君王敬酒慰勞,舉杯祝賀,現在竟演變成為錦標的代名詞。最不善正名的是英國,在她的政府裡,充滿了過去專制時代君主制度遺留下來的職稱及頭銜,這些人照樣做民主政府裡應做的事,並不因名實不符而有所防害。孔子在文質方面雖主張兩者要兼顧,但反對以文害質,而在名實上他卻堅持要正名。愚以為固要崇名務實,兩者兼顧,但兩者有衝突時,則應以務實為先。
廿四、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第一個「仁」字是形容詞,第二個是名詞,一般學者直訓為「人」,愚意以為以「仁」代「人」其意應有所區別,意思是落井者並非壞人,以增加救人之急迫感。宰我之問,仁者是否會為了救人,也跳下井去?孔子所答「何為其然也。」意思是你怎麼會問這樣的問題?點明宰我並不真要問仁,而是有意詰難。然而孔子仍就其所問作答,宰我問的是仁者,而孔子答的是君子;因為君子是成德之人,自然心中有愛,可以包括仁者在內。宰我之用仁者發問是特別強調君子這方面的特徵,讓孔子不能迴避。孔子不僅就其特殊情況作答,就是說君子之營救落井之人,可以去察看,設法救人,但不會跳入井中,連自己也陷了進去。孔子也在原則方面作答,意思是君子固然有仁心,但也應該有知識,更應該有基本的判斷力。「可欺」是可欺以方,就是利用君子的特徵來矇騙,本章就是利用仁者的同情心企圖陷之入井。「不可罔」是不能做不合情理的事情。憲問篇第三十章謂知﹝智﹞、仁、勇乃「君子之道」,本章之答可以說是「君子之道」的解釋之一,「可逝」「可欺」乃君子之仁,「不可陷」「不可罔」乃君子之智。
人之受騙第一是由於愚,例如常有無知婦女求子心切,不肖之徒便利用宗教騙她們失身失財;第二是由於貪,例如有人告訴你已中大獎,但要先繳二十元手續費。孔子所說的君子,既不愚,也不貪,但也不能免於被騙,因為君子可欺以方。只要利用君子的同情心及其助人的熱心,便可把他騙倒。既為君子,應有基本的常識與判斷力,如經想過後覺得有理而被騙,這是沒有辦法的事。但在本章這種情形,跳下井裡去救人,不但救不到人,反而把自己也陷進裡面去,故理有所不能。這種想法和做法與孔子「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泰十三﹞的態度是一致的,因為進危亂之邦圖拯斯民於水火,不僅不能,且把自己也陷進去。社會上很多情況遠比本章所述為複雜,要如何避免被騙呢?這就要學。孔子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陽八﹞。學然後有知,知然後不愚,不惑,是以孟子萬章章句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
廿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文」是典章制度,乃格物、致知之事,貴在廣博,屬知的範圍;「禮」
是行為的約朿,是正心、誠意、修身之事,屬行的範圍。「博」是要廣搜羅,極視聽;「約」不僅要在知方面識其同異,是非,使能明理日精,而且要收歛身心,不使放縱,俾視聽言動均無非禮之事。博的對象是文,是求知,約的對象是己,是要收知之效。就中庸的學、問、思、辨、行的學習進程來比照,「博」是學的初階,「約」則是思辨行的階段。博文與約禮是學習與實踐間的互輔互助的關係,人能博學,故事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人能約己,故視聽言動無不中禮。「博學於文」是廣搜資料,多識前言往事,「約之以禮」是擇善固執,在克己復禮上身體力行。克己復禮為仁,既為仁則不至於背離正道而「弗畔」。如只是博文,可能所博之文或會散漫無章,離經叛道,但以禮約之以後,其所學方有系統,有方向,如此方不至於背道而行。這是孔門學習與反省交互運用的修道過程之另一種說法,顏淵將孔子之學以八字盡之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罕十﹞本章雖僅以君子為言,但亦可適用於一般有志向道人士。
廿六、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南子是衛靈公夫人,宋國人,深得衛靈公的鍾愛,愛到甚至於可以讓衛靈公不惜以外交的交涉,讓宋君把她的舊情人送到衛國來。她不但美麗,而且能幹,在衛國形成了一股政治勢力,她和衛國豪門公叔戌相鬥,結果使衛侯驅逐公叔戌出國逃亡。後來與衛國太子發生衝突,失敗逃亡的也是太子。
春秋時外來人士無直接見君之禮,例需當朝大臣引見,孟子稱之為「主」,即作主人,也就是接待之意。孟子萬章章句上篇謂:「觀察在朝的臣子,要看他所接待的是甚麼樣的人;觀察外面來的人士,則要看他由甚麼人接待。」所以有賢士從別國來臨,國內有力人士爭相接待。孔子至衛,據孟子說是由衛之賢大夫顏讎由接待,從論語所載孔子與蘧伯玉的關係來看,蘧伯也曾是孔子的接待人之一。其他如掌管國防的重臣王孫賈,寵臣如子路的連襟彌子瑕,都曾想為孔子引見衛君而未果。像這種事本來作夫人的並無資格參與,因為古時男女有分,內外有別,但不知因衛靈公昏庸或其他原因,南子不但掌握相當的權力,而且己有黨羽。她想引孔子為已用,所以她很清楚的告訴孔子:「凡是外國人士要來參見衛君的,都要先經過我這一關。」﹝見史記孔子世家﹞所以孔子不得不先參見南子。後來衛靈公與南子同車,命孔子乘車跟着,招搖過巿,使孔子覺得很不好意思,因而說出「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衛十二﹞及「衛靈公之無道也」﹝憲二十﹞等重話。
子路不悅猜想是因為:一、外來人士參見國君夫人是非禮的行為,雖然集註認為「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但原則上「男女授受不親」﹝禮記‧坊記﹞,亦無相見之禮,何況南子的淫穢行為為當時的君子所瞧不起。史記孔子世家描寫孔子見南子的一段說:「夫人在絺帷中再拜,環佩玉聲璆然。」便是一種語帶譏刺的寫法。二,子路疑孔子行道心切而降格以求,但子路經過公山弗擾﹝陽五﹞及佛肸﹝陽七﹞事件後,應該對孔子這種心情有所瞭解,當然也有可能是子路的連襟彌子瑕也要利用子路的關係去爭取孔子﹝孟子萬章章句上篇﹞,是以彼以為於其經寵姬以求用,何不經寵臣較為合理,所以他對孔子之去見南子不滿。
「矢」的意義不是誓,不能因為音同就解作義同,「矢」應該是「矢言」之意。衛靈公篇第六章孔子謂:「直哉子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詩經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均解作直。尚書商書盤庚篇中有「矢言」一語,意思也是直言無隱而無所顧忌之意。這「矢」字是本章的樞紐,藉以說明下句孔子有違平日危言慎行的態度。於禮在其國不應該批評該國的君主,就如述而篇第十四章「夫子為衛君乎」師生對衛君雖有意見,都轉彎抹角的批評而不直言。君夫人也同君主一樣的尊貴,說話應該有所顧忌。「矢」字之意乃謂孔子當時並不顧忌禮貌或權勢,把心裡對南子不滿的話直捅捅的說出來。
「予所否者」在史記孔子世家中作「予所不者」,王充論衡問孔篇更寫為「予所鄙者」,孔子所否定,所不贊成,或所鄙視的人是誰呢,就是這句「者」字代表的一個人,那就是南子。南子以國君夫人的身份和地位,不僅穢亂宮闈,而且干預國政。對這種人孔子簡直沒有辦法,因牽涉衛君在內,又不能不與之周旋應付。對彌子瑕的寵臣,王孫賈的權臣孔子尚可不與之打交道,但得寵而又有相當聰明才智及掌握相當權力的夫人簡直是毫無辦法。所以她才有資格大刺刺的告訴孔子「四方君子不辱與寡君為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孔子對力所不能為的事都歸諸上天,「天厭之」意為上天一定會像他一樣的厭棄這種人。孔子這答覆不僅對子路的不快有了交代,而且更進一步的說明他不僅輕視這種人,而且他也相信上天也與他一樣的厭棄這種人。自楊雄法言問孔篇懷疑孔子「與俗人解嫌,引天咀咒」後,歷代學者對本章不是曲解,就是誤解,誤解者如楊雄直接懷疑孔子所言之不當,曲解者如朱子在集註中解曰:「矢,誓也。」但為之解釋謂孔子因子路之不解其意,「故重言以誓之,欲其姑信此而深思以得之也。」
廿七、子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中庸」起於執中的觀念,堯曰篇第一章堯之咨舜有「允執其中」之句,意思是為政要不偏不倚,無過與不及。在尚書大禹謨中這思想遂演變成一個哲學觀念,云:「人心惟微,道心惟危,惟精惟一,永執厥中。」意思是在人心動蕩,真理隱晦時,唯有一直專心確實遵守中庸之道。尚書酒誥中周公告康叔謂:「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意思是行事要合乎中德,不能逾份過量。周禮周官始以中、和、祗、庸、孝、友六德以教國子﹝見春官宗伯大司樂﹞,開始賦與「中」及「庸」以道德的意義。孔子由此發展成為無過與不及,不為己甚,叩事物之兩端,攻事物之異端,以權為經,時中,中行等觀念,以此作為修道的標準及為學的方法。子思作中庸,集孔子及以往諸聖之大成,把中庸的思想發揮出來,由人道進於天道,為儒家哲學奠下基礎。
考查孔子所云「中庸」之「中」,乃禮、樂所發展出來的基本精神,因禮以節中,樂以發和。「中」就是適當,無過與不及,用現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做人做事要把握分寸,要隨人、時、事、地、物而制宜,反映在行為上便是有彈性:不固執,不凝滯,可以進則進,可以退則退,可以暫則暫,可以久則久,可以大則大,可以小則小。「中」是相對的觀念,如果中而無權,或中而失時,或中而不顧義,都不是「中」。孟子在盡心章句上篇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中庸第四章引孔子云:「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道之不行與不明就是賊道,賊道的原因是中而無權。要中而有權,則必以學養為基礎,如此方能認清過與不及之處,所以中庸第六章謂:「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好問」及「察邇言」是兼聽,是廣其知,即搜集資料,觀察眾端後才「用其中」。用中雖然富有彈性,然而不是飄盪無根,隨風搖擺的,中必須以仁為依歸,無仁則因中所生之權、時、義均失其意義。
「庸」就是平常,自然;就做人來說是不矯揉做作,不充無為有,不因富貴,名譽而自我膨脹。就做事來說是實實在在;就為文來說,是簡潔自然,不以辭害意,所謂「辭,達而已矣」﹝衛四十﹞;就為學來說,不務新奇,不求玄奧,不進象牙塔,不鑽牛角尖,一切學問,都落實在人生,表現在行為上。庸是自然的,是以中庸第十一章謂:「探求隱僻的道理,做怪異的事情,後世雖然有人稱述,我也不屑為之。」過平庸的生活,即使要「逃離世間,永不為人所知也不後悔。」﹝同上﹞庸是務實的,不僅本乎事實而且合乎真理。例如現代的股票巿場,有人認為榮景常在,股價會一勁上揚,有人認為價格太高,隨時有重挫之虞。前者即「過」,後者乃「不及」。「過,猶不及」﹝先十五﹞都非最好的投資之道,只有按照實際巿場情況而操作才是務實。庸是安份的,是以中庸第十四章謂:「君子就其所處的地位行事,在富貴場中,做富貴者所應做的事。在貧賤的環境下,做貧賤者該當做的事。身處夷狄,便依夷狄的習慣,身處患難,就做患難中所應為之事,君子無論處在甚麼環境,沒有不能適應的。」這種不因富貴、貧賤、顛沛流離的外在環境影響而安之若素,就是「庸」的精神。
中庸之所以為「德之至」,即至高無上之德,乃因其適中與自然,適中故無過與不及,自然便順天率性而行,無矯揉造作之病,是以集註云:「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我曾撰一付對聯以形容:「書讀精時方知味,道入深處亦平常。」如道之在平常日用之間,德之極處亦如之,泰伯之「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泰一﹞亦與此同義。「中」之大中至正,「庸」之率性自然,使中庸成為至高無上之德,此乃老子道德經:「大德不德,所以有德。」思想之所本。
一般人很少過中庸的生活。譬如飲食便不能節制,喝酒吃飯,往往過量。很多人的一生簡直是活在虛偽中,貧賤者要充有錢,有地位,有學問;富貴者被金錢名譽吹脹得變了樣子。能活得適當而自然,確實是生活的最高標準。大部份人無法符合這標準,自古已然,於今為甚。本章第二句的「其」是指中庸,言中庸之為德,是極高的。雖然中庸為德至高無上,然而它是「費而隱」﹝中庸第十二章﹞,「費」是淺顯而明白,淺顯明白得「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同前﹞「隱」指其極高明而玄奧,其程度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同前﹞所以自先王之道廢棄後,很久以來,人都無法做到中庸之道。中庸第七章云:「人都覺得自己聰明,然而像禽獸給趕到網羅、木籠而不知道躲開。人說自己聰明,知道選擇中庸之道而一個月也不能堅持下去。」這種知道選擇中庸之道的人尚不能持守一個月,在世教衰微時人更不會擇中庸守之而勿失了。中庸第九章謂:「天下國家不難平定,爵位俸祿祿可以辭掉,鋒利的尖刀可以踩上去,而中庸之道卻極難做得到。」孔子時代能夠擇乎中庸而守之的,大概只有一個能做到三月不違仁的顏回了,中庸第八章云:「顏回的做人,選擇中庸之道,得到一善道,便拳拳服膺而不使失去。」所以本章結論說:「民鮮久矣!」人們很久以來都難於做得到。
廿八、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博施於民」就是不分親疏,好壞,無恩怨,喜惡,對所有人全都施予,譬如春風時雨,所及之處,一體均沾。如耶穌所說:「日光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十五節﹞亦如佛教所說的大慈大悲。「濟眾」是拯救全體人民於困窮,病苦,患難,恐懼之中。其施之博,遍佈天下,所濟之眾,澤及萬民。有一夫不蒙其惠,一隅不被其澤,一物不得其所,即有所憾,故以堯舜之功業,也有所不足。這種一視同仁的胸襟,嘉惠眾生的德澤,作育萬物,拯救萬民的偉大力量,大概只有上帝可以做到。所以孔子認為這種成就,不止是仁,已經超出了「仁」而進入「聖」的境界了。集註釋述學而篇第卅三章謂:「大而化之之謂聖,心德全,人道備之謂仁。」本章孔子之所謂聖,是既有其位,又有其德,是以可作禮樂,行仁政,不僅嘉惠萬民,而且澤及後世,是仁心、仁德、仁道的發揚光大至於極處。
博施濟眾非一般人之所能,不要去好高騖遠,為仁應從自己開始,以己度人,就耳目之所聞見,心力之所能及者為之。自己需要的是甚麼,可以推想到別人也有同樣的需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自立以禮,上達以學,自已既欲立欲達,便要推己及人,而以禮教人,以學勵人,使人與我,都同登仁境,此即恕道在積極方面的表現﹝請參衛廿三﹞。孟子在盡心意句上篇謂:「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所以自立立人,自達達人也是仁道。有人將「立」誤釋為地位,將「達」強解為名譽,如此則不是「愛人以德」,而是「愛人以姑息」﹝禮記檀弓篇﹞,是孔子所不為者。如將「立、達」的對象釋為其他物質方面的娛樂或享受,則不僅是愛人以姑息,且更會發生西諺所謂「一人之粱肉,是他人之毒藥」的情形。
己立立人,己達達人,及人權與自由,都是仁的表現,是「仁之形」,不是「仁之方」,「仁之方」在本章是「能近取譬」。
在論語中,有三種推理法:一是形式推理,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路三﹞二是辨證推理,如:「叩其兩端而竭焉。」﹝罕七﹞三是類比推理。「能近取譬」是類比推理,即從己之欲立,欲達,而推論到別人也有立、達的欲望。子張篇第六章子夏說的「切問而近思」的「近思」,也是「能近取譬」的類比法。類比推理有一個好處,就是別人的心,我無法臆度,如能以我的心來臆度,雖不中,不遠矣。抽象的事物,難以描述,如以具體的事物來比喻,能使人易於瞭解。但這方法是從個別推到全體,由特殊推論原則,不是很科學的方法。科學的方法是用歸納法,將眾多事物現象歸納為少數抽象原則,然後將此原則適用於特殊事物。用這種方法,就不應該是能近取譬,而是用社會調查的辦法,看大多數人是否有立、達的欲望,如果有,則人皆欲立,人皆欲達的原則便建立了,然後方去立人,達人。
「能近取譬」及「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顏二﹞是「仁之方」在消極方面的表現,「仁之方」積極方面的表現是推己及人,是己所欲,施於人,亦即中庸所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本章所講「仁之方」是從積極方面立論。「能近取譬」是「換我心,為你心」,也是中庸所引詩經的「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能近取譬」是一門很精密而細緻的學問,人的個性、環境、需要不一樣,很難就別人的立場來著想,一主觀便會出現西諺所謂的「一個人的梁肉,是他人的毒藥」之情形。故「能近取譬」不僅要明瞭自己的需要,也要明瞭對方的需要。例如衛靈公篇第四十一章,描述孔子相師﹝冕﹞之道;孔子自己從未是瞽者,但他明瞭失明者的需要,所以照顧師冕非常體貼入微。現代對某一群特定人的需要,可以用社調,問卷等方式來作較精確的測量。但對個人,孔子在為政篇所論「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仍然是落實「能近取譬」的最好方法。
「仁之方」消極的作法是力行恕道,積極的便要推己及人。推己及人可分成三階段:第一階段是本章孔子所說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第二階段是中庸所說的「成己成物」;第三階段是本章子貢所說的「博施濟眾」,到這個程度,就連堯舜做得還有缺憾。
儀禮士冠禮:「冠者興,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華,出房,南面」。
按:照此計算,則冉求所與超出孔 子之所命太多,似不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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