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學而篇分章釋義

一、學而篇分章釋義


第一篇                        學  而 : 共十六章

孔子弟子撰記言行,各自成篇,各篇本無主旨可言。然而弟子中秉性不同,志趣各異,難免有偏重之處,再傳弟子於收集後加以編輯時,大致就其原來之簡束,作為一篇,將其認為較重要者置於前列。集註云:「本篇所記多務本之意,乃入道之門,積德之基,學者之先務也。」本是仁之本,道即是仁,德是仁在人的表現,學是學為仁,總言之本篇之主旨即在說仁。
孔門進德修業的兩條大路是學習與反省,首章就論學習,學習是要完成自己,而非作為名利的工具,此點在第十六章,即最後一章說明。仁是學習之中心課題,其本在孝弟,是學之入手處,在第二章予以闡發。論語所強謂的學,首要重行,重點在孝弟,第六章再予強調。第七章則把應學的倫理關係,從家庭的父子擴大到社會中的君臣及朋友。第八章則直表明為學應以建立忠信為做人的基本態度,並以反省改過輔助之。反省之最要者為做人的基本態度,即忠信,在第四章藉曾子予以說明。第九章所云乃重倫理的應有表現,其結果可對社會發生深厚的影響。「仁」是眾德之尊,在第三章以烘雲托月之法解釋,發揚仁道便是治道,第五章闡明治國主要方針。禮乃仁之方,也是為政之道,在第十二章把禮的作用提出。整部論語的主旨便在本篇呈現出來了。朱子語類引壽昌云:「今讀論語,且熟讀學而一篇,若明得一篇,其餘自然易曉。」

一、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
  乎!」 

論語中,孔子在修身進德上開出兩條主要的道路,學習與反省,兩者相互輔助,使生命不致停滯而向上發展。本章是全書之首,開宗明義便論學習。
古人稱「子」,等於現在之稱先生。春秋谷梁傳宣公十年載:「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曰子,尊之也。」顧炎武日知錄謂:「周制公、侯、伯、子、男為五等之爵。而大夫雖貴不敢稱子。春秋自僖文以後,執政之卿始稱子。其後匹夫為學者所宗亦得稱子。」這情形大概像英文的Sir一樣,本來是英國皇室的一種爵位,慢慢的成為對尊長的稱呼,後來為了尊敬對方,就對普通人也用這銜稱。
「說」在本章訓為「悅」,愉悅指心情,快樂則為外在的表現,此兩者雖有內外的不同,但本質是一樣的,「不慍」則為維持愉悅心情與樂觀態度的先決條件。「不亦」是「難道不是」之意,為雙重否定詞,連用三次,都是在強調每一主題的正面意義。
本章重點在討論「學」與「樂」的關係,明朝王心齋作「樂學歌」,其中有句謂:「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學乃人生第一大事,原基於人類求生存的本能,最初表現在好奇及摹倣上面。學有三層次,第一層次是適應環境,取得生活資料;第二層次是修正行為偏差,維繫人際關係,明瞭道德價值;第三層次為提高精神境界。在論語中學的對象計有稼、圃,射、御、干祿、俎豆之事等,屬第一層次。其中稼、圃、為孔子所輕,所以不包括在學的對象內。但干祿之六藝,是致仕之要件,為孔子所教科目之一。詩、書、執禮屬第二層次。詩、禮、及先王之道在典籍者為文。述而篇第廿四章謂:「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文是學的科目之一。但本篇第六章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是以文在行有餘力時才學,使學之重點歸結到行為上。另外尚有知仁,學道及一般弟子不得與聞的性與天道,則屬第三層次。為政篇第四章謂:「吾十有五而志於學。」述而篇第六章又謂:「志於道」,可以推論為「學」最終是學道。道包括仁道及治道,仁道在修已,治道為濟眾,所學之治道是要輔仁道的,而仁道的發展便是博施濟眾的治道。從仁道到治道就是從內聖到外王,也就是從士到君子以迄聖人的一條路。仁道高遠深奧,初學者必從簡易處入手,忠信為人之質,孝弟為仁之本,故初學者需先申以孝弟忠信之義,而勵以洒掃進退之行。由此以達第二層次的知人,再進而至第三層次的知天。
學是學其所無,習是習其所知。習可以解作溫習,反覆諷誦,使所學不至遺忘;也可以解為練習,付諸實踐,使成為習慣,俾所學能構成其人格的一部份。因為孔子之學,要落實在行為上,所以「習」應釋為練習。例如學了孝弟之義,便要孝親敬長。「時習」不應解為定時練習,而是時時練習,一有機會便要練習,使功夫不至間斷。學以致知,習以礪行,知行要並重,不可偏廢。                                                 
樂是人類得遂其生存的自然境界,人之能樂使生活有味,生命有意義。人最基本的快樂是由於生活資料的獲得與使用,如飢餐渴飲。獲得生活資料靠學,既得生活資料而能滿足需要便樂。人類之理性使在獲得過程中,即預期到其能獲得的結果便即生樂,嬰兒在飽暖後便會笑,這是滿足的快樂,兒童第一次會把盒子打開,第一次會縳鞋帶時便開心,這是因學而樂。人的欲望慢慢的複雜,需要也隨著其成長而從基本的需要進而為社會的,如名利,再進為精神的,如道德。而快樂也隨著發展。發展的結果使樂分成三層次,與上段學的三層次相呼應。基本的樂是肉體的,如飢餐渴飲,這是需要的滿足;其次是社會的,如名利;最高是樂道,英文叫Bliss,是人生意義的體現,即使以至高的名位,以全世界的繁華,也無以易之。本章之「樂」是樂學,即是樂道。學無止境,道無涯涘,所以此樂也無止境,無涯涘。一般所謂的樂在社會的層次,如佚遊、飲宴以至榮華富貴,此種樂必有時窮事盡之時,有「天下無不散的筵席」的失落之感,會樂極生悲。而樂學與樂道,無懼失去失落,不虞樂極生悲。因學之進,道之新,每天都有更高的層次,所以時時都有新樂。此樂並非新的種類,而是更高,更深,更廣的快樂。本章所謂樂的來源是因學便日有所獲,習便月毋忘所能,如此日新又新,既得其意,有會於心,心中自然愉悅,故能由學生樂。故孔子在述而篇第二章謂「學而不厭」,是因為學是樂的泉源,所以為之不厭。
人除飢餐渴飲外還有合群的需要,人之摹倣要有對象,這便意味人之學不可脫離人群。上段所提述而篇第二章「學而不厭」一句後,接下去便是「誨人不倦」,誨人之所以不倦,是因為切磋砥礪,教學相長,故樂在其中,孟子也說人生三樂之一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盡心章句上篇﹞「朋」是同門,是來共同切磋學問,砥礪德行的人,在這裡朋也意味學生。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弟子彌眾,至自遠方。」同門來自遠近各方,率為「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顏廿四﹞之志於道之輩,而非「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衛十六﹞之聚合。既然道之可樂,故學亦可樂,而與自遠方近處前來切磋之同門及輔仁之益友相聚自亦可樂。學不厭是成已,誨不倦是成物,既成己,又成物,其樂可知。至此學者之樂便由個人的獨樂,進入到社會的與眾同樂,這是樂的第二層次。
學之成己,就是為己,而不是為人。憲問篇第廿五章云:「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就是要學者為己而學。所謂為己,乃因學而享受其樂,而不是因學而搏取名利。如顏回之好學,「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雍九﹞以學來求名求利是為人。為人而學是要人知,人不知便悶悶不樂,甚至懷怒蓄怨。如此之學,不僅不能帶來快樂,相反的卻帶來痛苦。樂學是樂其所學,所學者是道,故樂學即是樂道。既是樂道,何必人知?人能樂道,豈非君子?君子胸襟坦蕩﹝述卅六﹞,不憂不懼不惑﹝罕廿八﹞,故「人不知而不慍」乃君子成德表現之一。孔子在憲問篇第卅七章謂「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為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下學而上達,人雖不知也應無怨尤。學者至此境界便將人間的苦樂、喜憂、毁譽均置諸腦後,其心境之平靜安舒不是人間之歡悅或喜樂所可形容,孔子以成德之「君子」來說明才約略相近,至此學者便進入了樂的最高層次。
樂學之「樂」,雖然是樂道但道不應僅限於道德的意義。人生最高的目的在求真、善、美;科學家追求真,道德家追求善,藝術家追求美。西方學者對純知識的探索,如哲學、數學、邏輯等與社會人生並無直接之關係,孜孜矻矻窮一生而不倦者即因樂在其中。此種樂乃追求真理之樂,與本章所論之樂道在意義上稍有不同,但其為樂也則一。孔子之學,雖主要在求善,然其秉忠信之基本態度,述而好古﹝述一﹞與重徵求實﹝佾九﹞的研究精神,以及文質相符,心口如一的誠信處世態度亦在求真,故孟子謂:「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盡心章句上篇﹞其「游於藝」﹝述六﹞及舞雩歸去「吾與點也」﹝進廿五﹞及與弟子日日弦歌﹝參考鄉九,史記孔子世家等﹞之生活亦為藝術的生活,又另有一番樂趣。是以孔子之樂學與樂道,實在是結合了真、善、美三者的理想生活,無怪乎其樂以終生。

二、有子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
  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本」有二義,一是大學所云「物有本末」之本,是事之先後順序,與子張篇第十二章「本之則無」之「本」同義,意為「為仁」應先從「孝弟」開始。另一義是根本,是事物由此發生,如八佾篇第四章林放問「禮之本」。「仁之本」意為仁是從孝弟生出來,沒有孝弟便不會有仁。本章之「本立而道生」,似宜釋為根本。由於下句為「仁之本」,故「道」宜釋為「仁」,就是說仁是從孝弟而生。但這種說法不符事實,蓋仁乃人所本有,孝弟為其表現之一,是以古今學者均將本章之「本」釋為「本末」之本,意思是「為仁」應以「孝弟」為先。「仁」包括仁道與治道;在己為仁道,是一種愛的情懷,推己則為治道,是仁道由內至外階段性的實現。「弟」今作悌。孝悌是齊家之事,不犯上作亂是治國之事。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有似本章之「本立而道生」。此句之「道」指仁的擴充,即治道。乃齊家以上之事。只是孝悌不能算「道」,只能說是「為仁之本」,即從事於仁道的第一步。可見君子固要親親以務本植仁,還要仁民以博施濟眾,至少也不應只顧到父母妻子兒女而忽略別人。         
有子要人孝悌是在發揚仁道。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一切孔子的學說都環繞著仁發展。仁有似哲學上的本體,很難描述,所以孔子很少談仁的本身。孔子所論都是仁之方,是通到仁的道路,亦即本章所說之「為仁」。仁難以界定,但可從下列三點來瞭解:第一,仁以人為本位,因為人是合群的,需要在社會組織裡生活,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微六﹞所以仁是「相人偶」﹝鄭玄﹞,「偶」是要二人以上,「相」是產生了相互間的倫理關係才可體驗領略,單獨的人沒法體現仁 。不要說人不能孤立,就是物也無法孤立而單獨的存在。現代的微粒子物理學家在追求宇宙最後構成的元素中,有一個驚人的發現,就是最後的存在不是物質,而是一種關係,由關係產生能量,然後才有物質的微粒子出現。第二,仁是內心的情愫,而不是邏輯的推演或玄理的追求。也就是孟子所謂的「不忍人之心」﹝公孫丑章句上篇﹞,即「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心,此乃生而秉有,不待外求。第三,仁包含著發展的潛能,如桃仁杏仁,一沾水土,便可發芽抽枝,長成一棵大樹。仁心的發展則是親親,仁民,愛物。
「為仁」的「為」應釋為是,而不能釋為做,是一種狀態,而不是一種行動,意思是孝悌是仁的根本。仁既要在人際關係中體現,而人際關係首重和諧,和諧有賴於既定秩序的維持,「犯上作亂」卻會打亂既定的社會秩序。「上」在本章的一般釋義僅指君上或長官而言,然就人際關係立論,「上」所指之範圍似應加以擴充。孟子在公孫丑章句下篇謂:「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本章既言仁之本是在家庭中之孝悌,故可以說仁的成長與發展便自然的將仁伸張到鄉黨和朝庭去了。因此「上」的意義也就不能僅限於朝庭。
有子暗示「犯上」是違仁叛道的行為,但憲問篇第廿三章子路問事君,孔子即答曰;「勿欺也,而犯之。」可見在這種情形下「犯」君並沒有不對,這就牽涉到「犯」的行為的界定及所冒犯的對象,即上段「上」的範圍。愚以為犯的對象固宜擴大到在鄉黨之年長者及在國內之有德者,﹝但不宜將有學問及有錢財者列入,﹞而犯的行為卻只限於禮、法之所禁制,是以違禮犯法才算是「犯」。
「犯上」的進一步便是「作亂」,所謂作亂便是直接挑戰為「上」者的身份、地位、及權威。挑戰有德者是社會價值的紊亂,挑戰君上則造成政治與社會的不安,而不尊重長者則對自然法則的長幼之序也打亂了。
原始儒家談仁,是在道德實踐中發展出來,而此種實踐首從人際關係的和諧著力。是從家庭父子兄弟間開始。不像後來的理學家,可以從心性中去尋求,把仁變成一種玄學。如果由孝弟而親親,由親親而仁民,由仁民而愛物,影響力一圈一圈的擴大,「孝弟」當然就是仁的根本,是以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離婁章句上篇﹞孟子所謂「實」即本章所云之「本」。
孝弟為仁之本的觀念有其封建制度的背景,武王滅殷之後,封兄弟之國十有五,同姓之國四十,成為一個大家族的統治。在這情形下,所以是「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大學﹞此種理論後來被扭曲而演成了為父的絕對權威,形成了家長制的社會。到專制政治代封建制度而起時,大學「家齊而後國治」與皇朝的「化家為國」﹝唐高祖李淵語﹞相結合,為中國二千餘年的父權政治奠定了牢不可拔的基礎。因此便產生了所謂「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的錯誤觀念。孔子的孝弟思想和學說,在專制帝王及御用學者的篩選利用下,變成了暴君殘害士大夫及壓迫人民的幫凶。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孟子盡心下﹞以及「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的說法,變成了遙遠而微弱的矌野呼聲。其實孔子雖然認為仁的基本訓練要從家庭開始,但並未把家庭倫理價值適用到國家上。相反的孔子認為父子的關係與君臣的關係有別,父對子女要慈,而子女對父則要孝。孝的表現之一是要「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里十八﹞,這是單行道,子女的「不違」並不以父母的「不從」為條件。而君臣間則要「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佾十九﹞,這是雙行道,臣子對君上的「忠」需以君上對臣子的「禮」為先決條件。忠的另一個條件是「忠焉能勿誨乎?」﹝憲八﹞,除上述兩個條件外還可以「勿欺也,而犯之。」﹝憲廿三﹞因為在國家中,臣對君在用行舍藏之間有寬鬆的餘地,不像家人父子之間有不可改變的天性存在。如此看來,孔子認為家與國的根本價值觀念不同,尤其在封建社會崩潰後,「家齊而後國治」的觀念便再也無法適用了。把家庭內的價值觀念適用到其他社會關係上去,不僅專制君主為然,後來當老師的也設法加以利用,喊出「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此諺語由來有自,但第一次由西遊記第廿三回引用﹞的口號。須知孔子曾說:「當仁不讓於師」﹝衛卅五﹞,這種「不讓」的觀念,豈是對父「又敬不違,勞而不怨」的觀念所能容許的。
    「鮮矣」在本章因與「未之有也」的全稱否定語氣對比,有程度之分,故應釋為稀少。有子所述的這兩個邏輯的推論,並無事實的根據。在家孝悌,在外犯上作亂者甚多,不能說是「鮮矣」,而「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更是比比皆是。很多犯上作亂者,都是為了一家之私,只顧到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而不顧到別人。這種錯誤,根本上還是由於上段所分折的,把家庭的倫理無限的適用到社會上去。因此現代天賦人權的理論是否在維持社會安定上,較有子所云更為適合,尚有待學者專家作進一步的研究。            
    有子名若,小孔子三十三歲。其學實得孔子真傳,除本章所述外,其他如論「禮之用,和為貴。」﹝本篇十二﹞在論政方面之「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顏九﹞,皆能抉幽發微,為孔學提供了相當的貢獻。故在孔門中,被多數弟子推為孔子的傳人。孟子滕文公上篇云:「昔者,孔子沒,….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所說的「似聖人」並不是相貌上相似,而是在氣質、風度、見解上相類,而就本章看來,並不相類,還是曾子有見識。

三、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上章講「仁」的積極條件,孝弟;本章乃論「仁」之消極條件,要避免「巧言令色」。集註釋巧言令色,是「好其言語,善其辭色,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取悅別人沒有甚麼不對,因為這是維持人際關係和諧的一種方法。例如為政篇子夏問孝時孔子答曰:「色難」,其意是要子女以和顏悅色以奉侍父母;孔子自己在鄉黨一篇中,對不同的對象,有「勃如也」,「鞠躬如也」,「怡怡如也」,「翼如也」,「踧踖如也」,「愉愉如也」等不同的色貌上表現,這些都有似「令色」。再說孔門有言語一科,宰予利口辯辭,子貢利口巧辭,與「巧言」亦相近。本章所謂之「巧言令色」與上述不同之處:第一是「務以悅人」,就是為某種自私目的,故意取悅對方,而不是出於仁心而表現在容貌上的和色婉容,出於敬意而表現在態度上的謙恭和靄。第二是「致飾於外」,即內心的真實情感與外表不一致,如公冶長篇第廿四章所謂之「匿怨而友其人。」然而在社會人群中,為社交禮儀避免無故開罪別人,應不在巧言令色之列。例如有一個外國教授來華授課,問學生對他的第一印象,一個學生率爾對曰,我的印象是你像隻猴子。這學生雖然沒有巧言令色以取悅這位教授,但卻欠缺了做人所應具有的基本禮貌。當求職,售貨,簡報,及其他要以言語辭色表達一件事的時候,首先要表裡一致,言辭要與思想情緒相符。其次要熟悉所欲表達的事物,以適當的技巧表達出來,這是孔門言語一科之學,不屬本章所謂之巧言令色。
集註謂:「專言鮮則絕無可知」,乍看似與原義不合,因為「鮮」是少而不是「無」。其實這是孔子所慣用的語法之一。例如他說「吾未見」意思也是根本沒有,而不是有而他沒見過。這種語法古今中外都有,例如英文裡的Few,字義原為少數幾個,但用在辭句上意思即是全無。
言語辭色是人與人間的溝通方式,其「言」是否「巧」或其「色」是否「令」,由別人觀察而定,所以在某種情況下每至誤會,如八佾篇第十八章孔子就有「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之嘆。
「巧言令色」一詞,並非孔子所創,尚書虞書皋陶謨中謂:「何畏乎巧言令色孔﹝甚﹞壬﹝佞﹞」,尚書周書冏命篇謂:「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奇怪的是除此兩條外,自詩經以下所講到這兩詞時都是正面的意義,例如詩經小雅祈父之什雨無止章所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在講亂世要會講話以保己身之平安;大雅蕩之什烝民章中有:「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在歌頌仲山甫的良好態度和辭色。禮記表記篇更引孔子自己所說的「情欲信,辭欲巧。」但尚書各篇頗多內容由後人篡改,或由漢儒依論語之意枉加也不一定。或者可以說「巧言令色」一詞自孔子開始才普遍用作反面的意義。
巧言令色的反面是剛毅木訥,孔子說:「剛毅木訥近仁。」﹝路廿七﹞此兩章似均為孔子針砭時病,訓示弟子之辭。

四、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孔門主要的兩種修身法,學習與反省。學習在第一章提過,本章乃論反省。
            要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使心靈生活進入更高層次,反躬自省是必要的。道德的演進可分為三階段:最先是本能道德,如鳥獸護稚之愛,犬事主之忠,人之愛其親,敬其兄等。其次為習俗道德,乃因人類求生及合群在群體中產生的行為規則,而由個人習而得之者,如勤儉之原由生活資料之創造與佔有,禮義之本於群居和諧之需要。嗣後因社會有變遷,而人類的自覺性日亦提高,理性發達,於是於禮之奢儉,鄉人之好惡,其從與不從,可與未可之處,內心可以自作權衡,這就進入到第三階段反省道德的階段。反省道德的發達是中國文化的顯著部份,是儒家學說的精髓,論語中充滿了這種反省道德的論述。如公冶長篇第廿六章「見其過而內自訟」,里仁篇第十七章之「見不賢而內自省」,憲問篇第卅一章之「夫我則不暇」,同篇第廿六章遽伯玉之「欲寡其過而未能」等,本章是其要者。
「三省」有的認為是所列的三件事,有的認為是再三反省之意。就前句的「日」字看來以前者較順。「日」是每天,意思是不間斷的時時提醒自己有無不忠、不信、不習的情形。忠、信屬本能道德,所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公廿七﹞孔門以之作為人處世的基本修養,本篇第八章孔子訓示弟子即以「主忠信」為首要,衛靈公篇第五章亦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為學是要在素質上施以文采,學習禮樂而至仁境,如詩所謂:「素以為絢」﹝佾八﹞。忠信的本能道德要賴學才能作進一步的發揚,所以他接著說:「不如丘之好學也。」曾子從他所有處出發,在所能處著力,將本能道德以學割勵磨光,使之進一步成為反省道德,故其學可以臻於精微之境。
    反省有行為及思想兩方面,曾子的自我檢查只限於行為,以具體的事實就為人服務,與朋友來往,及學習新功課三項來作自我檢查,﹝按宋程伊川先生及毛子水教授均將「傳」字釋為傳授學業與人,集註則釋為「受之於師」,似仍以集註之釋較合理﹞。在具體的行為上作檢討,容易著手,然後逐漸進入到思想觀念的檢查,把一切的潛意識的思想及無意識的行為都提到意識層面來,        曾子以此扎實功夫,所以才能做到以仁為己任,終生以之,死而後已,﹝見泰七﹞此即所謂:「極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人的行為大致不外做人、做事、及做學問三方面,「謀」是關於做事,「與朋友交」是關乎做人,而「傳」與「習」則是做學問。一般言之,學者並非有意的去不忠,不信,及不習,其所以會發生此種情形大都因為一時的懈怠及偶而的疏忽,反省的主要目的是要把這些學習的盲點去除,此即前引本篇第八章孔子說「主忠信」之後,接著便要以「過則勿憚改」繼之,而使之完成。   
    曾子秉性魯鈍,其學不在博學多聞,而在弘毅篤實,「日省」是其弘毅處,「忠信」便是篤實處。曾子掌握了孔子最重視的學習方法,抓住了其最基本的學習對象,憑其日省之功與忠信之行,是以有里仁篇第十五章孔子對其所言「一以貫之」之心領神會,而成為孔學之傳承者。

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本章所論乃治國者應持的基本態度與首要之治國方針,與嗣後各章的庶之、富之、教之、足食、足兵、分責、用賢等實際政策有別。「道」同導,是領導,「千乘之國」謂擁有兵車千乘之國,春秋時兼併較少,大致仍沿舊封而為方百里之國,故能出兵車千乘者是為大國。  
    「敬」與「信」是為政者之心態:「敬」是對事而言,有兩層意義:一是小心慬慎,一是專心壹志,合而言之就是要專心及小心的處理公務。「信」是對人民而言,其表現有二:一是不使用權詐,二是不朝令夕改。衛鞅治秦,有立木示信之舉,這是法家權術的一種,不足為訓。本句中的「而」字是用來以「信」限制「敬事」,蓋從政者雖專心及小心處理公務,但其所作所為不能取得人民之信任,便不是治國之道。
    後三者是治國理民之方針。
    「節用」是節省財力,是古代財政的基本方針,主要在限制當政者的揮霍,削減消費性的支出。現代國家的財稅政策,「節用」並非主要考慮之點。
    「愛人」是關愛百姓而行仁政之意,一切政策及施政方針均應以此為出發點,這是封建專制時代,人民沒有參政權時,統治者很重要的一項治國原則。民主制度下的政府基於服務的觀念,官吏受人民之託,衣租食稅,就要忠人民之事,談不上愛與不愛。反過來,政務官要靠選舉以取得其位置,反而要人民的喜愛才能當選。不過在過去牧民時代,鼓勵當政者愛民,可以使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和平相處,對兩者都有好處,就像聰明的牧羊人不虧待羊群一樣。在論語中,對於愛人民,孔子提出兩個具體的方法:一是寬,二是惠,因為「寬則得眾,‧‧惠則足以使人。」﹝陽六﹞. 
    「使民」一事,在論語中論政中多次提及,如「使民如承大祭」﹝顏二﹞、「惠則足以使人」﹝陽六﹞、「擇可勞而勞之」﹝堯二﹞,可見這是孔子治國的重要理念之一。「使民」是徵用民工,過去人民的服勞役,也像繳租納稅一樣的重要。「以時」的目的在不影響人民的生計。整句之意是不要輕易勞民[1],如有徭役,應在農閑時為之[2]。現在的政府,如要進行公共工程,多僱工,招商,或設立專責機構,已無徵用民工的必要。    
    本章所列為政要則以敬事與愛民為總目,敬事時要顧到建立互信,愛民之要則在節省開支及使用民力要適時。

六、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本章為孔子對其學生訓勉之詞,將在家庭,社會,與學校應學習的基本行為之重要者舉而言之。古時稱學生為「弟子」,弟子應學的東西很多,但這幾項是急務,也是為學入門要件。清劉寶楠在論語正義中以為弟子係對父兄而言,「謂人幼小為弟為子時也。」此解僅能適用於入孝出弟之句,並不週延。
    首先說在家庭,「入則孝,出則弟」之「出」「入」就辭句解釋應是入父母之室則應孝敬父母,出父母之室則應友愛兄弟姊妹。整句之意是在家對父母及長輩要孝敬,對兄弟姊妹及其他同輩要友愛。
    其次是說在社會,「謹」是謹守自己的行為,使不踰矩,就是一切行為要以禮為依歸,如顏淵篇第一章所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信」是注意自已的言語,使符其實。狹義來說,是要能言出必行,即里仁篇第廿二章所說:「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廣義來說,所說要符合事實,不作無稽之談,誇大之語。
「汎愛眾」是對一般人的態度要友好,同情,及諒解,不要因為人種、地域、宗教、政治等因素而有所仇視或疏離。但在這芸芸眾生中,如果要與某些人建立進一步的關係,如為師為友,則要加以選擇。選擇之方,即後節所說之「親仁」。「仁」指有仁德之人,如子路篇第二十章所云:「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之躬行孝弟之人,及對人抱友好,同情,及諒解態度之人。「親仁」就是要與仁者接近,如衛靈公篇第九章所云,「居是邦也,… 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的文,指「文、行、忠、信」﹝述廿四﹞中的文。因為「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十三﹞所以詩和禮都是文的一種。詩是指「詩三百」﹝政二﹞篇,而禮則指損益夏禮與殷禮後之「郁郁乎文哉」﹝佾十四﹞的周禮,也就是先王所傳下來的典籍。學文的作用是以文輔行,因為學文可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餘力」之意是質優力強的便要多做,資稟差的可以少做,並無以行為本﹐而以文為末之意。蓋人的質稟不同,所能接收的容量有異。孝、弟、謹、信、仁、愛,人皆可為,每個弟子都要做到,至於正文識字,誦法六經,並非人人都可以做得好,多做少做要視其能力之高下而有所分別。
            孔子教人,所就者高,而其著手處甚易甚簡。他是從人現有的倫理關係開始,如孺慕之情,手足之愛,合群的需要,而不似有些宗教要人摒棄現有的倫理關係。也是從天性之所有及本性之所能著手,如孝順父母,敬重兄長,而不是要人研究玄之又玄的抽象道理﹝如明心見性﹞。因為道理是基本的,而著手又是簡單的,因此不管人的聰明才智,庸頑愚劣都可以做。如有分別,只是在「文」的方面,而不是在「行」的方面,如有人說孝弟仁愛謹信都無法做到,那是如孟子所說:「非不能也,是不為也。」所以雍也篇第十章冉求抱怨:「並不是不喜歡老師的道理,是因為能力不夠。」孔子便回答說:「能力不夠的在做了以後力盡而止,你現在是自己停止不做。」 
    本章除了把「文」「行」的先後說明外,也把愛的差等顯示出來,指出在家要「孝弟」,在社會上是「泛愛」。論語各篇提到「愛」字者計有八章,每章意義不同,有惜物之意者,如八佾篇第十七章之「爾愛其羊」,有同情憐恤之意者如本章,有親切、親熱及愛慕之意者如陽貨篇第廿一章之「三年之愛於其父母」。孟子把愛的差等觀念進一步發揮使之明朗化。孟子盡心章句上篇謂:「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孟子對物的「愛之」是愛惜,「仁民」便是本章的「泛愛眾」,而「親親」的表現便是本章所言之「孝弟」。
 
七、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
    『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上章言孔子之教,以行為重,而行的主要表現在人際關係,初學者需從簡易淺近之人倫關係著手。孟子滕文公上篇謂:「(堯)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謂:「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故學之初階,乃在明人倫,而本章所言四事均屬人倫。古時統治者以世襲為經,是否入學並不重要,子夏之意其有未入學而仕者,如能有此修為,亦當視為己學。
「賢賢易色」指夫婦而言,夫婦乃人倫之始,故列第一。蓋有夫婦而後有家庭,而有父子兄弟,有家庭而後有社會,而發展出朋友及君臣。前一個「賢」字屬動詞,是尊重之意;而後一個「賢」字是名詞,指賢德。「易」是代替,「色」指外表的漂亮英俊,合言之是求偶應重賢德而變易人本來的慕色之心‧蓋男娶女嫁,長久相依相合,如重色不重德,一朝色衰則愛弛;重賢貴德,方可歷久彌甘。貌之美醜,久處之並不覺,而琴瑟之好,室家之宜,均基於賢德而無關乎美色。人之本性重色輕德,能變易此心,乃學之效。
「事父母能竭其力」是家庭中要盡量以父母為優先,不僅生活上「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政八﹞而且須親切關懷,有和色婉容。有些人有「好貨財,私妻子」﹝孟子離寠章句下篇﹞之傾向,縱不至不顧父母之養,但有餘財餘食時才供養父母,甚或以老年父母為家庭之累贅,其地位較寵物如狗貓等尤為下之。如有人能以父母為尊,家庭一切均以年老父母之需要,安適,意旨為先,則其秉親親之仁,無功利之念甚明,此亦學方可至此。
「事君能致其身」是政治倫理,「致其身」是不得私愛其身。推而言之是平時不以私害公,不以家害國,到情況需要時更要「臨難毋苟免。」﹝禮記曲禮篇﹞「君」是指國君,凡經封疆建土而有爵位者才可稱「君」,所以致身的對象必須是國家,而非個人或其他團體組識。國人勇於私鬥而怯於公戰,便是對孔子此語未能澈底瞭解。人能秉此認識,有此行為,必是務學之效。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之「信」指信實,即所言符實,亦指信用,即言出必行,雖久而不忘。此非生質之美,秉資忠信者即可達到,而需學以致之。
  子夏在本章所論,是為學所必須達到的初步標準,也是孔子之學的養成教育,亦即是上章所言之「仁之本」,由此深入,方可臻仁道。「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一句,如以現代教育制度來比喻,謂有此成就,已有小學畢業之程度,有此程度,方可報考初中。設有人並無小學畢業文憑,不能報考初中,子夏則謂可考查其在此四倫上之程度,如達上述標準,雖無文憑,也應認可其有同等學力。
孔門中的德行以顏淵、閔子騫為最,文學則稱子游、子夏,前者屬行,後者屬文。子夏雖以文稱,但在本章所云,其尚德重行並不因其有文而受影響,足徵孔門為學輕重之所在。不過也許正因為此故,本章在語氣上似有輕文之嫌,不如上章孔子所說之面面俱到。

八、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君子」一詞,是論語論述主要題目之一,論語四八二章中有八十五章論及,其重要性僅次於仁。此詞最初指統治集團,詩經中所列此詞,都是此義。到春秋時一方面因為有些原來的統治集團中的份子變為平民,一方面平民以士的身份,躋身於統治者,漸漸的變成指受過特殊教育,具備若干品質,而能從政的一群人,到曾子其語君子時幾全為此義。在論語中,「君子」之義頗為複雜。查集註解釋「君子」,有的釋為「在上之人」,或「在位之人」,或「謂賢大夫」,或「以位言之」,或「成德之名」,或「才德出眾之名」,或「以學言」,或「以德言」,甚至有幾章說「謂孔子」。「君子」之所以得孔子及其後之儒家學者如此重視,是因為孔子所創立,儒家所遵循,自「士」至「君子」以迄「聖人」的一條大道,因聖人目標太高,所以「君子」便變成學者的終極目標,賦予幾近聖人的品質,而集註在註釋時亦有謂「君子,聖人之通稱。」而孔子亦謂:「聖人吾不得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述25﹞本章是孔子對在位之世祿世官諷諫,俾期能「仕而優則學」,一方面也勉學者作為君子所應致力之事項,以為「學而優則仕」之準備。
    「重」是  厚重,體積重則不易搖動,水積厚則不易沸騰。厚重者之表現有三:第一是情緒,不易被激動,神經不過敏,不易受驚嚇,不易被誘惑,有如船隻,要在情感的波濤中平穩的航行,噸位要夠重。第二是言語:穩重之人,不「道聽塗說」﹝陽14﹞,不過份誇張,表態,不故示輕鬆,不有意討好。雖有幽默,但不輕佻;雖有感情的語言,但都基於內心的情愫。論事實在,對人客觀,所謂:「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衛廿七﹞第三是態度,望之儼然,安然,泰然,而「即之也溫」﹝張九﹞。親而不狎,樂然後笑,行為自然而有分寸。厚重者以仁為實,是以有自尊及自信,言行合乎道德,基於理智,其視、聽、言、動莫不中禮,因而態度自然穩重安詳而使人生敬,這就是「威」,古人謂為威儀,現在叫做風度。威儀與風度不是可以裝得來的,乃是「誠於中,形於外」﹝大學﹞的表現。各種修養有不同的外在表現,有武功造詣加上打抱不平的胸襟便自然的表現出英雄氣慨,在詩書上有造詣的學者當然會使人覺得「腹有詩書氣自華」﹝蘇軾詩﹞,穩重是道德修養的一種,在這方面有成就的也就不期然而然的表現出一種令人敬重的風度。要注意的是威儀以穩重為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因為還有「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堯二﹞的儀容上的要求,否則只有其內而無其外,文質不相含,也無法使人生敬。   
    「固」在論語中除作固然解,以副詞用外尚有二義,一指堅固,一是固陋。如作前解,本句應釋為學堅實而不易改變,不見異思遷。所以能如此乃由於穩重而來,故「學」便指所學之事物。如作後解,則此句與「不重則不威」平行而另為一項,意思是君子除穩重外尚需力學,「學」便指學習。憲問篇第卅四章謂:「疾固也。」表示當時之當政政者有固陋頑劣之習為孔子所疾,所以在論君子時要加學習一項。力學後方能明理盡性,因而可革除固陋之習氣。
   「主忠信」的「主」是心中有主,也就是做人所秉持的原則,是為人、處世的的基本要件。人心複雜,世事紛紜,如無原則,必招致內心雜亂,思慮繁多。我聽過很多人講他做人的原則。有的說是不說謊,不吹牛。也有人說是不逢迎,不拍馬。或者是不請客,不借錢。總之做人的原則是自己定下的一條絕不改變的行為準則,在待人接物時一定遵守,絕不踰越。孔子在本節是說君子做人的基本原則,是存心要忠,與人交要信。忠信二者為孔子所重視。如曾子三省吾身中,有兩條便是忠信。上章中,事君致身,交友有信,也是忠信。如能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人秉著忠信便可涵蓋、包括、及糾正一切的瑣碎的,似是而非的做人原則,使人在面對複雜的人事問題,處理紛煩的人際關係時,有一條明白,簡單,可靠的原則可資遵循。另外就對生活的基本態度方面來說,老莊、佛道、以至西洋古代的斯多噶學派及現代的存在主義哲學家,都有不同的理論和實踐,無法盡述,而就其平實性及可行性來看,還是孔子本節所言最能為一般人所接受。
    「無友不如己」在邏輯上為全稱否定,似有武斷之嫌,因為人一生朋友很多,難道個個都要比自己強嗎?不過集註釋「友」謂:「同門曰朋,同志曰友。」是以本章之友應釋為同仁義之道,可以在德業上切磋以獲進益者,不指一般泛泛之交。有人下棋專門找不如他的下,這樣雖然對他的棋藝長進沒有甚麼幫助,但卻頗可以滿足他贏棋的虛榮心。在道業上,一般人也喜歡找不如他的人來比較,這樣他便有一種我比人更完美,更高尚的自慰想法。這樣的話,他的棋藝或道業便永遠不會進步。孔子在衛靈公篇第九章說:「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本章所言論交,不如衛靈公篇說得清楚。因為「不如己」,不一定要從德業方面去瞭解,也可以說是地位、財富、或權勢的比自己高。在官埸、商場、及排場上,人都想高攀,豈不也可以算是「無友不如己者」?但上句有「主忠信」一語,所以宋朝程伊川先生釋此句說:「毋友不忠信之人。」
  「過則勿憚改」的「過」是指一時因氣質所蔽,情慾所牽,習俗所囿,時勢所移而患的過失,自知失情悖理者。「憚」是畏懼困難,人之害怕改過,主要是害怕認錯,人之不敢認錯,主要是怕負責任,因為認錯的話,便要負錯誤行為所招至的後果之責任。其次是要面子。因為犯錯表示自己學識不夠好,判斷不夠準確,或者警覺性不夠高。但如果肯認錯,要改便比較容易了。但也有些人雖然可以認錯,但不願改過,主要的原因是改過要花時間,用心思,費氣力,不如將錯就錯之省時省力。然而有過不改,則一時之失變為有意之惡。繼續如此,則惡日積而終至不可救藥。
本章包括了孔門的重要修為方法:「學則不固」有關學習,「過則勿憚改」乃是反省。而且提出了人最重要的品質:「忠信」。
   以上各章除第五章外,都在講學,也都在講行,學是學道,行也是行道,而行卻是為學過程中的主要方法。從此中看出孔子特別強調道德的學習在實踐,因為不是從實踐出來的學,不是真實的學,最多只是思而不學的玄想,其真實可行性尚待驗證。古今中外儘多玄學家,哲學家,創造了美麗的理想,虛擬了理想的境界,發展出完整的體系,然而卻都經不起實踐的考驗,最後總行不通。孔子之學是一步一步從實踐中建立起來,不但經得起考驗,而且既經獲得便不容易失去。

九、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喪禮的起源孟子有很精闢的見解,他說:「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虆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滕文公章句上篇﹞孟子所說的這「道」,便是厚道,有此心,行此道,便是民風淳厚的表現。
集註謂:「慎終者,喪盡其禮。」專指喪祭而言。其實「終」應釋為人之將死的一段時間。「慎終」的目的是使面對死亡的人內心無罣礙,精神得平安。關於這方面各種宗教都有其特殊的儀式與方法,最主要的是原諒臨終者之錯誤,恢復應有的關懷與互親互愛的關係,在肉體上不要讓臨終的病人遭受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尤其是久病的人,子女服待者常有不耐之辭色,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如果這樣的話,便不算慎終了。廣義來說,養老也應該包括在慎終之內。如果老無所養,在老人失去生活能力時便不管了。或者單有口體之養,而無法維持其做人或為長者的基本尊嚴,即使死後喪盡其禮也沒有意義。以喪盡其禮來解釋慎終,有流於喪事過於舖排,而生前反而不注意孝養的毛病。
    「追遠」者,祭盡其誠。祭是祭列祖列宗,不以祖宗之遠而稍淡其恭敬之誠。在現在來說,祭之與否已漸不重要,而譜諜制度的維持卻仍有其深遠的意義在。現在美國人喜歡尋根,應該也算「追遠」的表現之一。
  「民德歸厚」的「歸」字暗示本來民風應該淳厚,但春秋時世風變得澆薄,民不敬其親,也不誠其祭,所以曾子才要民德「歸」回淳厚。如一般人在其父母老弱無助時能執禮愈恭,照顧愈週;能對音容已杳之遠祖列宗追念根源,以虔誠的敬意來祭祀,則其無功利之心而有敬愛之意甚明。如果人不愛其親,不敬其祖,與他人的關係便更易以利害來考量,社會中便缺乏同情與愛意,這便是社會風氣澆薄的表現。社會風氣淳厚的表現當然不僅在慎終追遠上,其他如關懷孤寡,照顧廢疾,賑災救窮,愛護動物等都是社會風氣淳厚的表現。但一切都要從家裡開始,有根的道德才是真正的道德,大學所謂「家齊而後國治」,基督教聖經羅馬書謂:「慈善要從家裡開始」,此乃務本,本立而道生。如果不照顧自己家裡老病的父母而去醫院當義工,不是為名,便是有其他基於利害的動機。

十、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很多註經家都認為是陳亢,在論語中,此人曾出現三次。除這次外,尚有季氏篇之陳亢問於伯魚章,及子張篇之陳子禽謂子貢章。在這三章中,陳亢所問的問題,似乎都不是孔子學生所應該問的問題,就本章來說,既是孔子的學生,以孔子之聖,國君向其問政似乎應屬理所當然,不會成為一個問題,由此來看陳亢大概不是孔子學生。
    政事本為國君所專擅,只有大夫與有司可得與聞,其他人應該是「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泰十四﹞如主動求問,會有干政之嫌,為國君所忌,有時且會有姓命之虞。孔子學問淵博,弟子眾多,尤其在治國理民方面,是當時最優秀的專家,國君及大臣莫不聞其名,既然來到,自然會以國政相商,故論語中多有國君問政的記載。因此孔子是被動的被國君所諮詢,而非主動的求問,子貢不以國君自動「與之」回答,反而說:「夫子之求之」,乃就兩者之難處立論,意思是夫子即使在國君不主動與聞,而主動求問時,國君也會欣然惠肯,這是因為他秉有五文中所舉五德,在態度上並非以取得權力或地位為企圖,是一種「忠告而善道之」的性質,使人君願意向他簡報。
「溫」是和氣,「良」是慈靄,「恭」是莊敬,「儉」是節制,「讓」是謙遜。和氣者人不與之爭辯,慈靄者人不對其防閑,莊敬者人亦敬之,節制者人不會懷疑他會當面諷刺或背後誹語,謙遜者人不怕他會頂撞或炫耀。有這種德性加上孔子之能,國君才會無顧忌的虛心向他請教。
子貢所說孔子在這方面與一般人不同,是一般人只知道要求,不顧自身的條件,而孔子則先從自己的條件做起。這種作風,是與「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等理論是一致的。在這作法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一絲老子學說的影子,就是並不積極去爭,去求。而是要順其自然。
            「其諸」是春秋時齊魯間的口語,用以表示不肯定,有似於現在的「或許」,在本章子貢用來表示一種婉轉的語氣。

十一、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父在觀其志」是父親生時,人子要體察父親的意旨而承順之。「父沒觀其行」是父親死後,人子要能思念父親生前的善德善行而思有以繼述。「三年」是服喪期間。照毛子水教授在其論語今註今譯的說法,本章僅適用於繼承君位的人,儲君之志要在確實明瞭君父之施政方針與政策的趨向,父死繼位之後其行事俾能「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張十八﹞但如先君不行仁道,是不是也要三年無改呢?集註在這裡有個轉圜的說法:「如非其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意思是說父親在時,縱使有不仁不義之行,服喪期間,因思慕殷切,心無他屬,無暇見其非,故爾不改。這種說法並不妥當。因為本章在里仁篇重出,在禮記坊記中亦有引用,但均無首二句。是以有學者以為首二句是當時成語,孔子加以引用後,再加闡述,在闡述中用「道」字而未用「志」、「行」兩字者,因為志及行涉及社會價值,可善可惡,而「父之道」乃指其父正確的看法及做法。看法即其志,做法乃其行,父之志行合道,為人子者當繼承之,即使三年之內,時移勢易,或有需修正或變更之處,為思念亡父,不忍驟改。如果其父之思想與行為不合「道」,則應即改,不待三年,如鯀之治水,以壅塞為主,禹接替後,立改為疏導。

十二、有子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
    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有體、用、形三方面的意義:通常所見乃禮之形,即禮的形式,又可分為三種:一是周禮所代表的古代國家的典章制度;二是儀禮所代表的婚、喪、冠、鄉射、飲酒等的文明社會之行為準則;三是與人交接應有之容貌、辭氣、顏色、儀態。禮之體是禮的內涵,是敬,即尊重他人的尊嚴與人格的基本態度。禮之用即禮的作用,也可釋為禮的功效。禮之作用是使人際關係和諧,小至於家人之間的晨昏省候,中至於朋友之間的禮尚往來,大至於國與國間的遣使通好,都不能忽略這種「和」作用。史記禮書云:「君臣、朝庭、貴賤、尊卑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適,物有節文。」這種序列,分際,宜適,節文便是和的表現。因要發生和的作用而由過去的君王所制訂的禮法與禮儀,是中國古文化中最為可貴的精華部分。
    禮記坊記謂「禮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文.以為民坊者也.」使禮發生和的作用在把握節與文間的分際而求其適當,就「節」來說,中庸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人的情感常易泛濫失控,如哀之過於慟,樂之流於淫,親近之變狎,好色之踰東牆而摟其處子。禮可以規範這種失控的行為,使不致戕傷性情與損害人際關係。就「文」來說,一般言之,儀式的過於繁雜,嚴峻,強人所難,奪情之正,無法致「和」。禮的作用以和為貴,而和的結果是不爭。爭在某方面的表現是比。例如比排場,競豪奢,甚至比誰更多禮,這種行為亦有違禮的作用。人之因質樸而顯粗魯,因節儉而成固陋,則人與人相接間粗糙而不易契合,在此情形下,禮便是潤滑劑,故需「文之以禮樂」﹝憲十三﹞。禮的作用也有與和無關的,如叔孫通制作朝儀後,漢高祖嘆曰:「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史記劉敬叔孫通列傳﹞禮的這種用法,便不是「和為貴」,不是禮的應有的作用。
            「先王之道」是指文武周公所制之禮樂制度,那時百姓和熙,上下融洽,便是禮所發生的好作用。「小大由之」是說大至治國,小至持身,都要本著禮。
    「有所不行」是說禮雖以先王之道為美,但一應大小諸事,全本乎先王之道,而不知損益,忽略了情勢及環境的因素,有些地方也會行不通。孔子說,殷因夏禮,周因殷禮,損益可知。可見禮的內涵及外形,都必須要因時因地而予以增減。如子罕篇,孔子說:「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罕三﹞便是例子。
   「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行也。」是說如果只講禮的作用,而忽略其外在的形式或儀式,有時也是行不通的。所以「和」雖是禮的作用,但在禮的形式,即程序及儀節上也不可忽略。有人以為很熟的人不必多禮,表面上的禮節只是虛文,這種看法是不對的。我們國人在夫妻親子之間,常忽視應有的禮節,早晚不問安,接物不稱謝,這點西洋人比我們做得好。我在大學時的論語教授,是一代大儒,學問很好,他獨對洋人家人父子夫妻間的噓寒問暖,早晚道安一點至為反感,斥為表面工作。他認為禮貌的作用,像木工的釘子,把兩塊木板釘牢在一起,家人父子,本為一體,何用釘子?後來我發現西方家庭間相處的親切而有禮,非我傳統家庭所能及,才知道如果只著重禮的作用,完全不講究外在的形式時,並不妥善。這點與孔子所說文質相含之說相符。因為文可比為恭,質可比為敬。只有恭而無敬,是虛偽;只有敬而沒有恭,近粗野。只有恭敬相符,方是有文有節,才叫彬彬有禮。
   
十三、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學以致知,義以合宜,禮以節文。所以孔子在泰伯篇第二章以禮來糾正恭、慎、勇、直諸德之過;在陽貨篇第八章以學來排除仁、知、信、直、勇、剛諸德之蔽。有子在本章秉此意,以「義」正「信」之失,以「禮」除「恭」之勞。而以仁之親其所親來規範人倫中親疏之差等。
    「信」之用在維繫人際間的關係。人而無信,如「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政廿二﹞但「君子貞而不諒」﹝衛卅六﹞,在某種情況下可以言不必信﹝路二十﹞。守信與否間的標準是義,孟子離婁篇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義」雖為孟子所重視,但他並未給予一個定義,倒是子思在中庸中謂:「義者,宜也。」以後學者都以此來釋「義」。東漢劉熙所撰「釋名」一書釋言語篇對義所下的定義是「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孟子正義則在梁惠王章句中釋「義」為「心之制,事之宜也。」是以義應解為內秉於仁,外合乎禮的基於對人尊重,愛護,慈悲的強烈動機,而出之於適情,合理,循法的果敢行動。因此義有其標準,其標準第一是以人為對象,第二是以仁為動機,第三是行行動要果敢而合禮,在履行信德時,雖不能與義相結合,但也要與義靠近,以義助信,「近」就是不要與義的標準相差太遠,所講的話或所作的承諾,才能兌現。言之可復,即所言可付諸實踐。如非法的承諾,不合事實的陳述,便是不義,不應出口,不應持守,也不應付諸實踐。
「恭」是「禮」在言行上之表現。流弊在「勞」﹝泰二﹞,所以要以禮節之。另一流弊是便是本章所云,招至「恥辱」。恭之招致恥辱是因為過度的恭順,有類巧言令色。公冶長篇第廿四章有云:「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態度上的恭敬至於巧言令色的程度,近於諂媚,故為人所恥。本節中「禮」應釋為內心的敬意,在環境中合乎禮儀的適當表現,本句之「近」應釋為「合」。在顏淵篇第五章子夏說:「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恭而有禮」便是恭合於禮。因為恭本來就是禮的一種表現,但不是全部,要能合乎其他的要件,才真正是禮的表現。但恭敬的態度即使合乎禮儀,有時也會被人誤會為諂媚。在八佾篇第十八章中,孔子就說過:「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因 」解為「依」,而「宗」則訓為「主」。意思是與自己有親屬關係者,才是可靠的主人。中庸謂:「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與自己有血緣關係者,有事相依賴,急難相扶持,是一種義務。在宗法封建社會裡,各國的統治者之間大都有親屬的關係。而封土建邦,分封親屬於各國的目的,便在創造一個唇齒相依的統治階級。這句話在現在來講也還適合,美國家庭近年來最可怕的一件事,便是已離家獨立的子女,因為失業、離婚、或其他原因,牽著狗,抱著孩子,拎著箱子回到父母家裡來依親生活。這些子女當初離家後的同事,同學,好朋友,甚至配偶,在艱難情況發生時全用不上。所以微子篇第十章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如此的話,萬一有緩急,便不會「失其親」,不致無親可依,而「可宗也」,即有所依靠。

十四、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
    已。」     
   
    第八章論君子之要件有穩重、學習、忠信、交益友、及改過等態度、性格、行為上的各種要件,本章乃單就學習深入論列其先決條件與項目。
   在生活上不過份講究及要求是學習的先決條件,「食無求飽」是不刻意求飽,可以飽時即飽,如在某種情況下能夠有精細美味的食物時,也可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鄉黨篇第八節﹞,但不要花太多的時間和精力去求其精細。如無法飽時便一簞食,一瓢飲,飯疏食飲水,終生而無怨。「居無求安」是不要「懷居」﹝憲三﹞,即不要把心思全放在房屋的寬敞,裝潢之華美,以及傢俱的精緻上,如以其道得之也不妨完備舒適精美。總之不要去追求逾分的物質享受,食衣住行,這些都是要緊的事,完全沒有便無法生存,但一經解決便到此為止,而要著眼於人生中更重要的事,就是敦品勵學以求仁。套用經濟學的理論來說,就是物質生活要件的邊際效用低,在基本需要滿足後,其所花精力時間在上面的收效越來越少,越來越不值得;而敦品勵學的邊際效用高,花一分功夫便有一分收獲。 
    「事」不只指普通的事務,而著重於與有關修、齊、治、平之事。「敏於事」是做事勤快,勤者不推拖,快者講效率。人性懈怠者多,辦事的效率不是天生的,勤快的習慣乃學習而得,訓練而成。是以人做事勤快,不推拖而有效率時,便可斷定此人必經過學習與訓練。
「慎於言」不是講話一味小心慬慎,而是第一,要針對對象,必須做到「不失言亦不失人」﹝衛七﹞。第二,要能實嘰,如里仁篇第廿二章所云:「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第三,沒有做的不先說,如為政篇第十三章所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第四,沒有事實或證據不足的不說,因為「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陽十四﹞另外「慎於言」也不等於木訥寡言,在義所當言時也要敢言。因為「有德者,必有言。」﹝憲五﹞不過「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進十三﹞,其言與不言及所言之中與不中,端視情況而權衡。這些都要靠學養。
    「就有道而正焉」的「就」字有移樽就教的意味,「正」是照好榜樣去學,把自己不對之處更正,不及之處改善。人之所以知道求「正」,是因為知道有不足之處,而知己之不足是為學的重要動機。在論語中學習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師友間的切磋砥礪,而不是像孤鳥般的閉門造車。切磋砥礪的對象有時是師友,有時稱仁者或賢者,本章則稱「有道」,指良師益友。
    學習與反省是孔門修身入道的兩條大路。「好學」的「好」,是「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雍十八﹞的「好」。「好學」的意思不僅是能自發自動的去學習,而且能享受這種學習。顏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一簞食,一瓢飲」是「食無求飽」,「在陋巷」就是「居無求安」;而「回也不改其樂」是因為他「好學」,即享受學習。他所學是甚麼,就是道。顏淵在子,罕篇第十章說「既竭吾才」,既然全部心思都用在學習上,那裡會有時間去顧吃住呢。所以在雍也篇第二章及先進篇第六章中,孔子稱讚他說:「有顏回者好學」。
    考查好學當然不只本章所說的幾個標準。在雍也篇第二章孔子讚顏回好學後,說他「不遷怒,不貳過。」子夏在子張篇第五章說:「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而孔子自己自許為「好學」﹝公廿七﹞,其「為之不厭」﹝述廿三﹞的結果是成為舉世皆知的「聖與仁」﹝同上﹞。

十五、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諂」是要討人喜歡,其動機常是有求於人,其表現在舉止行為上是卑躬屈膝,在言詞態度上是巧言令色。人窮不一定都會諂媚,但會有這傾向,尤其是因窮而想從對方獲得幫助的人為尤甚。「無諂」是一種維持做人基本尊嚴的努力,因為人固有貧富的不同,但人格和做人的基本尊嚴是一樣的,有這種想法,才能「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罕廿六﹞「富而無驕」是不以財產多而自覺高人一等,驕並不全指心態,行為上的如荒宴、奢侈、揮霍也是驕的表現。子貢富資財,以此為問,就好像子路因有勇,便常以勇為問一樣。孔子在憲問篇第十一章說:「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所以孔子答「可也」,意思是及格了,但真正要好的話還要再進一步。
「貧而樂」是安貧樂道之意,不是樂貧,如解為因貧而樂不僅違反人類追求舒適的本性,而且與孔子在述而篇第十一章的「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之語相忤觸。又里仁篇第五章謂:「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所以要求富去貧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方法要合「道」。孔子在該章次一句便以「君子去仁,惡乎成名」一句話點明此道即仁道,史記弟子傳引本章便作「貧而樂道」。本篇第一章中已經說明人類本來就樂, 這種「樂」是「回也不改其樂」﹝雍九﹞的樂,是一種平安自得的心態。持此心則貧富貴賤皆泯,只要道在,便樂在其中。「富而好禮」句中的「好禮」,不指聘享、儀式、玉帛、儀容等禮的形式,而是指視、聽、言、動中禮,也就是「克己復禮」﹝顏一﹞的禮,因為「克己復禮為仁」,而孔子的「仁」就是道,所以「好禮」也就等於好道。因此「貧而樂,富而好禮」這句話便等於說「貧而樂道,富而好道」,只要同在「道」中,貧富皆泯,如此則雖貧而不至諂媚,雖富而不以此驕人。
    詩經衛風云:「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是詠嘆衛國的武公學問的成就及人格之光輝。切割雕琢使之成器,磋潤磨光使之有光澤,就本章而言,切琢是無諂無驕,磋磨是樂道好禮,借詩比事,非常傳神。子貢原以為「無諂」、「無驕」便是至論,殊不知孔子在無諂、無驕之上,別開新天。像這樣深入問題,就如精雕細縷;像這樣互相問答,就如磋潤磨光。衛風中的這兩句八字,正好拿來形容這段孔子及子貢師生間精采的對話。孔子在季氏篇第十三章說:「不學詩,無以言」,意思是以詩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既明其意,又得其旨。子貢在這情況下很恰當的引用這兩句詩,表示他對詩已經有相當瞭解,可以同他討論詩經了。
孔子之所以說可與子貢言詩,除了明其意旨及能即情即景引用適當的詩文外,主要還是因為他已能「告諸往而知來者」。這原則通常是用在歷史上,所謂「以古為鑑,可知興替。」﹝新唐書魏徵傳﹞研究歷史上的興替是知「往」,對未來的推斷是「知來」。為政篇第廿三章之「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就是由往知來。因此可見由往知來是一種推論,此種推論不僅可以以歷史為經緯,一切科學方法上也莫不由博返約後,再推論出去,這就是歸納法及演繹法的交互運用。再進一步說,往來不僅是推論,而且也是比喻,「比」是詩的作用之一;譬如以花比美女,以雕琢精美的玉石代表人之成器,以光輝來代表人之成德,花與玉石是「往」,而美女與器或德便是「來」。「往」「來」之義除了上述兩種外還有一種,就是聯想,這等於詩體之「興」。顏回之聞一知十,子貢之聞一知二﹝公八﹞,孔子在述而篇第八章提到的舉一反三,均是聯想的作用,例如由棠棣之華想到在家的妻子,由燕雀之高飛憂及小人得志等。

十六、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知」在本章不僅意味認識對方之品德、學識、才能,而且要瞭解其志趣、趨向、與性格。「己知」即知我,在從政上有「用我」﹝路十﹞的目的;「知人」於在位者有「舉賢才」﹝路二﹞的作用。在求學與生活上則可以從良師、交益友、擇佳偶。進一步說,人我相知可以滋潤心靈,使生活有趣味,提升精神境界,使人生有意義。人之知我與我之知人這題目非常重要,是以孔子常常提及。
「不患人之不己知」的原因:在品德方面人如不知我,而我能講學修德,出孝入悌,必能至「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路二十﹞人自然會知我,故我不必擔心。在學識方面人如不知我,而我之學乃是「為已」,不是「為人」﹝憲廿五﹞,雖「人不知」,「而不慍」﹝本篇一﹞,故「不己知」而「不患」。在才能方面人如不知我,則我可「卷而懷之」﹝衛六﹞,「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季十一﹞甚至「辟言」,「辟色」,或「辟世」﹝憲卅九﹞,安貧樂道,「飯蔬食,沒齒,無怨言。」﹝憲十﹞人如不能認識我之志趣,瞭解我之內心,而「莫我知」,而我能「下學而上達」﹝憲卅七﹞由知人以達於知天,至此則人是否知我並無關係,是以無患。
孔子知人的目的不是像孫子兵法謀攻篇所說,要「知己知彼」去運用、控制、或戰勝對方。孔子講仁道,仁道要同情人;也講恕道,恕道要原諒人。如果不能瞭解人,不能「換我心,為你心」的話,就沒有感同身受的感覺。沒有這種感覺,所有的同情和諒解都不真正植於內心,發自肺腑。所以要設身處地以行仁恕之道,便要知人。就實用上講,我如不知人,則必「失人」﹝衛七﹞,從政時不能「舉賢才」﹝見前﹞,求學時不能「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衛九﹞人之嘆世無賢才,感慨人心不古,常是不知人之失。智愚不分,忠奸不辨,不該倚重的畀以大任,無法信任的加以信任,小則受欺,大則僨事。人之是否知我其因素在人,無法控制;而我之知人則在我。我之是否能「聽其言而觀其行」﹝公九﹞,是否能「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衛廿七﹞是否能觀其過而知其仁﹝里七﹞,而最重要的是否能「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政十﹞如無此學養能力,便無法做到知人。不知人有如此不良之後果,而知人又如此困難,是以應以此為患而思有以加強在此方面的學習與訓練。




[1] . 禮記王制篇: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豐年三日,中年二日,無年則一日而已。
2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不違農時,榖不可勝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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