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微子篇分章釋義

十八、微子篇分章釋義

第十八篇        微  子 : 共十一章
     此篇多記聖賢之出處,而部份章節,僅為軼事,與孔子無關。部份章句,且不可信。

一、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微子是殷朝帝乙的長子,名啟,以子爵封於微國,故稱微子。微子與帝辛同母所生,微子居長,生時母還是妾,名份不正,不得嗣帝位。帝乙崩,辛做了殷帝,天下稱之為紂。帝紂好酒淫樂,加重賦稅,百姓怨望。微子數次進諫,紂不聽,微子說道:君臣之間的關係主要以道義來維繫,臣子進諫三次而君主不聽從,便可以走了,於是就離開了。周武王推翻了殷朝後,微子照古時請罪的方式,褪去上衣,牽著羊,到武王軍營去請罪。武王開釋了他,讓他繼續主其封國。武王本來封紂的兒子武庚在殷為諸侯,後來武庚叛變,周公旦東征把他克服,就命微子代為諸侯,得殷朝餘民的愛戴。
箕子名叫胥餘,封於箕,是紂的叔父,紂的無道箕子也諫過,紂不聽而且把他囚禁起來。有人建議他逃,箕子說道:為臣的進諫,帝王不聽便逃走,是彰顯君王之的惡行而討好於人民,我不忍這樣做,於是假裝瘋癲去做奴隸。武王克殷後,訪問箕子,箕子乃陳武王以治國之道:有五行、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嚮用五福、及畏用六德等九種方策,其內容收入尚書周書洪範篇。
微、箕二子均以爵稱,比干未有封國,故以字稱。比干是紂的叔父,見箕子進諫不聽而為奴,說:君王有過失而不以死爭,百姓受害!乃直言諫紂。紂怒,說:我聽說聖人之心有七竅,不知道是否真的?於是把比干殺死,把心挖出來看。
本章義理,大都以集註所釋為準,略為:「三人的行為不同,但都出於至誠怛惻之意,沒有違背愛的道理,保全了道德的完整。三人各得其本心,故同謂之仁。」至於為何或死或逃或佯狂為奴之能表現三人之「至誠怛之意」及「沒有違背愛的道理」,朱子語類及四書或問中有頗詳細的解釋,但不能使人信服。比干之死,可謂為忠,如以憂世為仁,則事蹟無考。論語中忠者並不一定為仁,如公冶長篇第十八章孔子評論令尹文子,說他雖可稱忠,但是否能稱仁尚在未知之數。憲問篇第十八章評召忽之為齊國公子糾而死,孔子且責其為「像普通人一樣,為了小信小節自殺而沒有人知道。」準此比干並不能稱仁。至於箕子之為新朝畫策,微子之肉袒牽羊,更與仁無關。是以韓愈論語筆解對此存疑曰:「殺身成仁,比干夠資格,微箕二子與比干相較便比不上。孔子都說他們是仁者,也許別有深意,以前的儒者對此點沒有解釋清楚。」
韓愈所謂「以前的儒者沒有解釋清楚」的地方,或僅是先儒誤解文義。論語「仁」亦可解作「人」,明顯的例子為雍也篇第廿四章之「井有仁焉」,他處均以「仁」指德,如指秉仁德之人時,均以「仁者」或「仁人」明白說出。以「仁」來形容有仁德之人僅有「汎愛眾,而親仁」﹝學六﹞一語,而此為汎舉,如英文中之「The beautiful」可汎指一般美麗之人或物一樣,本章所列三人之稱仁為特指,與論語語法不類。孔子說管仲之仁必說「如其仁」,說伯夷、叔齊,必說「求仁得仁」,均從仁之德方面來形容。孔子似無意將此三人賦予仁德,而僅謂紂有此三賢而不能用,令其或死或逃或佯狂為奴,是以招致敗亡。視箕子為武王之畫策,根基扎實,規模宏大,如紂能用,則制禮作樂,郁郁其文,當不亞西周。孔子為殷朝之後裔,言此三人之不用而至亡國或有些微惋惜之意。

二、柳下惠為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周禮秋官司寇篇謂士師是下大夫的階級,但這是天子的爵位,諸侯的士師品秩較低,不過中下士而已,故孟子言柳下惠「不卑小官」。「黜」一般釋為免職,然而士師免職,則不復為士師,除非免職後又復職,如果如此,則免職毫無意義。是故應釋為降級,意思是減祿降秩,或作其他行政處分如警告、記過之類,而職務仍為士師。另孟子盡心上篇有謂:「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春秋又載魯僖公廿六年﹝公元前634年﹞,魯公使展喜犒齊師,使受命於展禽,展禽即柳下惠﹝見衛十三﹞,是以柳下惠或曾為三公之一。「三黜」之說,據四書或問,意為由三公黜為士師,由士師更黜為庶民,由本篇第八章將其列為「逸民」,似可備一說。不管從何種說法,都是孟子所謂「降志辱身」之事,既不能以位行道,況且降志辱身,照孔子及孟子的標準都是要「去之」,即辭職不做,別謀高就。柳下惠不但不離開,而且說出一番道理來,反而成為孔孟兩人均所推許之人物,孔子稱之為「賢」﹝衛十三﹞本篇第八章說他是德行高超的隱世人物,與伯夷、叔齊並稱。柳下惠與此兩人不同之處是前二人不遷就自己的志願,不辱沒自己清白之身。而柳下惠則可以降低志願,辱沒自身,然而他言語小心謹慎,行為中規中距。衛靈公篇第十三章載孔子因臧文仲未能用柳下惠,將他貶為「竊位者」。至孟子更將柳下惠推舉到聖人的地位,稱許其為「聖之和者」,即聖人中隨和的一個。公孫丑上篇云:「柳下惠不以事奉邪惡的君主為恥辱,不以官卑職小而自卑,任職時不保留自己的才能,但辦事時一定按照自己的原則。遭到摒棄時不怨恨,困於貧窮時不憂心,他曾說:『你是你,我是我,你就是赤身露體的在我身邊,也不能玷污我。』所以與人共處而悠然自得。」孟子在盡心下篇中又說:「受柳下惠風範之影響,狹隘小氣的人會變得寬大,刻薄吝嗇的人會變得厚道。此種人在百世以前發揚蹈厲,百世之後的人莫不聞風感動振奮。」非常稱許了柳下惠這種同流而不合污的風範。
    孔子雖然推許柳下惠言語謹慎,行為規距,但對其降低志願,辱沒自身的作法並不同意。孔子認為如不能行其道時,便須另覓良君以施展抱負,是以孔子為魯國司寇,齊國用反間計,饋魯君女樂,魯公因此三日不上朝,便離開了父母之邦的魯國﹝見本篇四﹞。本篇第八章孔子將自己與柳下惠在從政上的不同之處說得很清楚,謂:「我與他不同,我是無可無不可的。」「可」與「不可」之間是以能否行道為準。柳下惠之「枉道事人」,孔子固亦不為,而「直道而事人」,在天下滔滔之時,當然很有可能「焉往而不三黜」,但只要有一點可能,便不應放棄機會,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憲四十一﹞此所以孔子幸苦奔波,週遊列國十四年以求仕的原因。 

三、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事應發生於公元前五一六 年,魯昭公廿六年,昭公於上年因討三家失敗而出奔,魯亂,孔子適齊。齊景公所云前句,為與臣下計議之詞,第二句乃在不同時間與孔子之對答。當時在魯國,季氏為上卿,最貴,而孟氏為下卿,不用事。季孟之間的意思是既不能貴為群臣之冠,也並非不用事。據史記孔子世家載:齊景公問政,孔子答道:「君盡君職,臣盡臣職,父子亦各盡其本份。」﹝見顏十一﹞過些時候又再問為政之要,孔子答曰:「為政第一要件是撙節用度。」齊景公喜歡,要把尼谿之田封給孔子。齊國晏嬰聽到這消息便去向齊景公說:「儒者圓滑,不能以法則來規範,自大自傲不聽人指揮,對喪事鋪排,縱放哀情,甚至破產來厚葬先人,不可以提倡成為風氣。孔子衣飾講究,禮節繁瑣,人一生一世也無法完全瞭解他的道理,窮年累月也無法學得他的禮儀,你要任用他來改變齊國的風俗,對百姓不好。」過了不久,齊景公就同孔子講本章所述的後一句話。
景公之以季孟間待孔子之想法,也不能說不尊孔子。孔子當時約為卅五歲,雖以知禮聞名,但班卑望輕,想不至於使諸侯以上卿相待。使孔子決定離齊返魯乃齊景公所說的第二句話:「吾老矣,不能用。」當時齊景公約為六十歲左右,故自謂「老矣」。孔子鑒於當時齊國上有田氏專政,下有晏嬰排斥,另又有齊國大夫要加害孔子,孔子見在齊國無法行其志,於是朿裝歸魯。

四、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即饋,齊人送魯君女樂之事乃孔子去魯適衛前,公元前四九七年,魯定公十三年春之事。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攝行魯國宰相的職務。齊國知道後便很擔心,覺得孔子當政能使魯國強盛稱霸,齊國與魯國靠近,魯國稱霸必會併吞齊國,不如先割地討好於魯。犁鉏說:「先設法阻止,沒法阻止時再割地不遲。」於是選齊國美女八十人,都穿著彩衣,會表演康樂之舞,用四匹馬拉的車子三十輛,每匹馬都以文采裝飾,送去給魯國國君。到後把美女馬匹陳列在魯國城南高門外。季桓子換了平民服裝三番兩次的去觀賞,決定收下,請魯國國君出城去大路游玩。觀賞了整天,把政事都懈怠了。子路說:「老師可以離開了。」孔子答道:「魯國現在舉行郊祭,如果把祭肉按禮分致大夫,則我還可以不走。」桓子最後還是接受了齊國送的美女舞團,魯君一連三天不聽政。郊祭又不分贈祭肉給大夫,孔子於是就離開了魯國。孔子對受女樂事定曾極諫,並盡力阻止,故齊人女樂不得入城直陳於魯君之庭,而受阻於城門之外。又季桓子微服先往,明顯的有所顧忌。然而魯君觀後,受其誘惑,不顧孔子之反對,卒受齊女樂,以至三日不朝,政事荒廢,加上祭肉不至,魯公之不信任已經很明顯了,然後才離父母之邦。孔子從此去國凡十四年,這件事是孔子一生事業的轉捩點,後因見行道無期,遂專心授徒著書,乃成為今天我們所瞭解的孔聖。
    孔子之覺得行道無望,想不只受女樂,三日不朝,及膰肉不至的簡單事實,可能有更複雜的背景。魯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孔子為魯司寇,攝相事。魯自昭公四年﹝公元前537年﹞三家四分公室,而季氏取其二,專魯政己久。孔子之能取得權力,以進行各項改革措施,乃由季氏之合作。季氏用孔子的原因是在定公五年﹝公元505年﹞季平子卒後,家臣陽虎用事,甚至執桓子而囚之,對外又辱於晉,陷於齊。三家之食邑,即所謂三都:仲孫氏之郈、季桓子之費、及孟孫氏之成,均為家臣所占,如侯犯據郈,公山弗擾在費。家臣如此橫行,季桓子束手無策,所以才與魯公聯合,試用孔子,希望可以振衰起弊。孟子稱孔子「對季桓子,見可以行道才出任官職。」﹝萬章章句下篇﹞證明孔子之仕乃季桓子之推薦。孔子用事後外卻齊國,內墮三都,此時之魯國,在孔子秉政,魯公與季桓子通力合作的情形下,紀綱稍定,而家臣之勢力亦被壓制。這時的季桓子,見事有可為,便希望把權力收回,女樂與膰肉不過是季桓子排擠孔子之手段而已。
 
五、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楚狂」意為楚國的狂人,接輿是其姓名,屈原楚辭涉江中謂其「髠首」,即斷髮,戰國策秦策謂其「漆身」,即文身,斷髮文身者與當時人之蓄髮保身之俗不同,故被時人目為佯狂,韓詩外傳謂其躬耕以為食。楚昭王曾派人去請他出來做官,接輿不應,與妻偕隱,不知所終。另莊子逍遙遊,應帝王、荀子堯問、及秦策諸篇也曾多次提及其名,可見此人的知名度很高。
    「過」是在孔子住宿時故意經過他的門口,「鳳」指孔子,鳳凰在天下太平時才會出現,當時天下擾攘,孔子在此情況下週遊列國求展其才,這就如鳳無鳳德。而周遊列國如此之久,始終不能見用,還沒有得到教訓,偏不死心,繼續僕僕風塵,更是不類有德之鳳,故曰:「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是說過去的就不提了,「來者猶可追」意為現在歸隱還來得及。「已而」是算啦,叫孔子就此放下。「殆」釋為危而不安,故「今之從政者殆而」一句舊解為即使遂了心,從了政,地位也不見得安穩,或者還會有身家性命之憂。我以為「殆」在這裡應解為無藥可救,意思是現在的當政者都無藥可救了,你還要去做甚麼呢。
    莊子在人間世中對接輿之歌辭的記載比較詳盡,除本章的內容外,其歌辭中含義甚深而本章未列者尚有三項值得一提。「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意思是天下有道時,聖人可以出而成功立業,天下無道時聖人就要退而求保存自己的生命。這一點與孔子所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泰十三﹞的意思相合,對孔子應有相當程度的說服性。「福輕乎羽,莫之能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意思是隱居以取福是如此簡單容易,而不去取得;亂世出仕以取大禍,此禍大過整個大地,而不知趨避。此點是以出處禍福以說孔子,意思是要他在禍福之間應作趨吉避凶的選擇。「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意思在開導孔子只知懷才用世,但殊不知「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莊子人間世﹞桂樹及漆樹因為有用,所以遭砍被割,你要出而用世說不定身家姓命不保。
    楚狂只要傳遞他的信息,不要辯論。這正是隱士的行徑。因為孔子要講甚麼他已經知道。孔子下堂要與他辯論,正表示意見不同。道不同不相為謀,沒有交通的必要。所以「趨﹝逃開﹞而辟﹝避﹞之」的原因不難猜出。孔子要同他說甚麼,倒應該是我們興趣的中心點。四書集註說是欲告以進退出處之意。朱子語類中對此稍作發揮,謂君子之仕是為行義,故不可一向滅跡山林,然仕而道不行,則當離去。

六、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 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史記孔子世家謂此乃哀公六年﹝公元前489年﹞去葉反蔡時之事,時孔子年六十四。「耦而耕」是並肩耕作,由於後文的「耰」字,可以合理的推想「耕」是開土以利播種。「執輿」即執轡,乃拉住馬的韁繩。本來由子路駕車,因子路下車問路,故暫由孔子執轡。
    集註謂:「路上因問渡口偶然相逢,何以知其姓名?」所以朱子以為長沮及桀溺,恐怕都不是他們的名字,而係該二人之身形面貌之特徵。「長沮,謂臉長之人;而桀溺,乃高大而泥足者。」既為隱士,應不以揚名於世為念,何況萍水相逢,更無法知悉。徵諸下章,子路受隱者招待,留宿一宵,尚未提其姓名,其他隱者之姓名,當更不易知曉。
雖然世人不知道隱士何名,但孔丘之名可謂天下皆知。從長沮立刻就說出是魯國的孔丘,便可證明他久聞其名。「是知津矣」一句,是長沮諷刺孔子的話。意思是你既要渡天下蒼生,便應該知道渡口在何處。桀溺個子高大,講話也直率。直接發表議論說現在天下之亂,到處都一樣,如同洪水滔滔,無人可以挽回。「誰以易之?」的「誰」指當時諸國的國君,釋為要與誰去改變這種局勢呢。意思是不僅合作對象難找,而且局勢己成,也難以挽回。桀溺所謂「辟世之士」是指他們自己。因為他們流竄山林,逃避世間。「辟人之士」,是指孔子。因為一國國君不能用,就避開他而去另一國。憲問篇第卅九章謂:「賢者辟﹝避﹞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現在桀溺也說差不多的話,可見「辟世」、「辟人」、「辟地」這類的語言是春秋時為士君子所熟知而常用。賢者以「辟世」為高,其次才是「辟地」及「辟人」﹝辟色及辟言可包括在為辟人裡面﹞。桀溺還勸告子路與其跟著孔子棲皇無定,不如同我們隱居算了。說了後便「耰﹝音憂﹞而不輟」,繼續的翻土覆蓋種子,並不停止,漠視子路師生,並不告訴他渡口在那裡。「憮然」是感慨,是孔子所表示的雖欲隱居而義所不能的一種無奈的悵惘之感。孔子並不反對隱居,他說:「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泰十三﹞其不能歸隱是由於使命感所驅策,因人要與人相處,不能在山林中與飛禽走獸同居。既然要與人相處,人心雖壞,世風雖衰,便更要投入而不能旁觀,要設法改變而不能撒手不管。如果天下有道,因為他並不圖功名富貴,反而用不著同任何人去改變它。孔子對天下有道及無道時,有識之士應持的態度及應採之行動之議論,在論語各章中計有十三處之多,足見其對君子出處行藏之重視。本章所論與其他所有各章結論不同,其理由將在下章一併申論之。

七、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榖不分,孰為夫子?」植其丈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跟從孔子週遊列國時有一次落在後面,找不到孔子,便問一老者是否見到其老師經過。「丈人」是古時對老人之尊稱,「蓧」是竹器,或是竹簍的一種,「荷蓧」是擔著兩個竹簍。「四體不勤,五榖不分」似年長者責備年輕人的口吻,萍水相逢,問路便招致斥責教訓,似不應該,想是子路以為丈人是一般的田舍翁,詢問時禮貌有不週之處,徵諸子路平時行為的率直,應有可能冒然而問,「你看見我的老師嗎?」「四體」即四肢,「不動」是不勞動手腳,意思是不事生產,跟著孔子跑來跑去,遊手好閑。「五穀不分」的「五穀」指麥,菽﹝豆類﹞,麻﹝大麻,不是油麻﹞,黍﹝小米﹞,意思是跟著孔子,有用的知識一點也沒有學到,連五穀都不能分辨,「孰為夫子」帶有點質問性,說是誰是你的老師,意思是你這種冒失的人還會有「夫子」教嗎?。「植其杖」是把他擔竹簍的扁擔插在泥裡,就再不理子路,「芸」即耘,乃逕自去除田中之雜草。
子路知道因失禮而遭老者訓斥,只能拱手站立示敬。按中國古時均是拱手站立以示敬,自元朝以後,以夷變夏,國人始尚垂手站立示敬。想老者鑒於子路之誠敬,而當時已天晚,故留宿子路,殺雞煮黍款待,並使其兩個兒子與子路相見,為下段老者不在時,子路將孔子的話由其子轉告之張本。
子路第二天見孔子後,將前一天的遭遇及丈人所說的話告訴孔子。既有一晚相處,相信尚有其他談論未載,其中定有老者對亂世出隱去就的意見,而子路竟未語及孔子用世行道之志業,是子路差子貢遠矣。孔子聽子路之言而想見其為人,覺得此人是賢者。是「舍之則藏」﹝述十﹞的有德之人,也是「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的君子﹝衛六﹞。賢者可喻以理,君子可勉以道,「舍之則藏」固佳,但也要有「用之則行」的志向。邦無道時狷介者固可卷而懷之,但有撥亂反正的能力時,也必須以天下為己任。孔子特別使子路回去將自己的這種懷抱、胸襟、與志業答覆老者,子路之言實乃復述孔子的話。從孔子的累次向隱者解釋其志向,可以推論他求位行道之心固然急切,而希望別人瞭解他的心也一樣的急切,但除了一個儀之封人外﹝佾廿四﹞,終究沒有其他人能瞭解他,所以他才有「莫我知也乎」﹝憲卅七﹞之嘆。
    子路因持敬而動老者之心,又使其二子出見,足徵其識人倫之義,重長幼之節。因便從長幼之序之不可廢的道理說起。長幼之序是指家而言。齊家既然有其必要,則國之存在也一定是需要的。﹝按:封建時代,家與國有密切關係。自天子,諸侯,以至大夫的統治階級均為家族之一份子。﹞這就進一步的推到了君臣的關係。既然國之存在是必要的,那一定要有人出來治國,這就是仕。出仕之人,於其由無德無能的人去僨事,不如讓有才有德的君子去擔當。設法讓想能用人的國君有機會來用,對君子來說這便是義,是君子所應該做的事。有才有德的人不去奉獻自己是不對的。其不顧君臣之義以潔身自好,是一種自私的行為。故有擔當者不能因為國家不安,社會紊亂便不去作撥亂反正的努力。以對家庭的心來對國家。也就是說事親與事君的態度是一樣的。例如孔子對孝的詮釋曾有「見志不違」,「勞而不怨」的話。孔子之不能為一國所用,還是要去見其他諸侯,近乎「見志不違」。其僕僕風塵十餘年的週遊列國,便是「勞而不怨」。所謂「行其義」是為其所當為,其成敗利鈍在所不計。「道之不行,已知之矣。」乃理智層面的認識,不應該為此而遂把當作的事不去做了。
    綜上章與本章可得孔子對天下有道與無道時所應持的態度,是在天下有道時可以「不與易」就是不用變更甚麼,也就是不用求仕而讓它去,在天下無道時倒不能「欲潔其身,而亂大倫」。這個觀點是新觀點,與孔子其他各章共十三處所論賢者在邦國或天下有道或無道時,所應取之態度及應採之行動大異其趣。其他各章論及此事的結論可以泰伯篇第十三章「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及衛靈公篇第六章「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兩者為代表。其他各章之結論與與這兩章所云之矛盾孟子有所解釋,公孫丑章句上篇謂:「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在萬章下篇又謂:「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是故從政之士,就孟子所言,可分為四類:有以節操自勵者,這類是聖之清者,以伯夷為代表;有以匡時拯弊為志而以天下自任者,這類是聖之任者,以伊尹為代表;有處污世而不同流合污者,這是聖之和者,以柳下惠為代表;有求仕以拯世,但出處之間持守自有分寸,這類是聖之時者,這便是孔子了。論語裡所提到的「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公一﹞及「有道則知,無道則愚」﹝公二十﹞的人是聖之清者;。不管邦有道或邦無道,都以直處之而出來任事乃是衛靈公篇第六章所云的史魚,屬聖之和者。上章與本章所言係夫子自道,屬孟子所言聖之時者。
    孔子這段話由子路轉告。「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回去看他時這位老者己經出門了。其不在的原因據集註揣測說是「意子路必復來,故先去之,以滅其跡。」就常情論之,子路為過客,復來的可能性不大,而既邀子路還家並招待一宿,滅跡似無必要。故「行矣」宜解為一時外出而已。子路因要趕路無法久候,只好將孔子交待的一番話,對他見過的的兩個兒子說,請其轉告。

八、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超逸是謂「逸」,無位之謂「民」,「逸民」指節行超逸之隱士。本章把這些人分為三類,一一敍其特徵,然後孔子自述其與他們不同之處。
    對伯夷、叔齊﹝見公廿二,述十四,季十二﹞,孔子的評語是: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放棄自己的理想,不委曲自己以求仕。意為不與現實妥協。孟子在公孫丑章句上篇對伯夷的意見與此相似,謂:「伯夷不夠格的君主不事奉,不夠格的朋友不屑交,不與壞人同朝共事,不與壞人說話。他覺得如此便好像穿著上朝的禮服坐在污泥中一樣。推而廣之,如果同普通人在一起,那人衣冠不整,他也會憤憤然而去之,就好像會被玷污一樣。諸侯中即使有人來聘,他也不屑於受聘而拒絕前往。」孔子意思是這一類人直己行道,求仁得仁,雖餓死而無怨無悔,故孟子名之為聖之清者,這是逸民中的一個極端。
    對柳下惠﹝見衛十三,本篇二﹞,少連﹝見禮記雜記﹞的評語是「降志」,即委曲自己作魯國之小官,「辱身」指三黜而不肯去。雖沒有辦法施展自己的抱負。但其言論合乎倫理道德,其行為洽乎人心。孟子形容柳下惠,謂:「不以事奉不好的君主為羞辱,不以官卑職小為低下,工作時不隱蔵自己的才能,做事秉承自己的原則,對黜涉不怨恨,對貧窮不憂愁。」﹝同前段﹞孔子評論此種人說只是如此而已,並無更大的成就和影響力。但孟子則高舉其為聖之和者,這是逸民中的另一個極端。
    對虞仲﹝左傳僖公五年載為泰伯之弟,即仲雍,其事見泰伯篇第一章釋義﹞,夷佚﹝事蹟不可考﹞的評語是他們隱居而不復言國事。持身清白以行德,隱晦適乎時宜以遠害。考諸史實虞仲繼泰伯為吳國君主,後並由周武王封為諸侯,似與孔子所評不符,然其初逃勾吳之時,則係脫離貴族之地位而為民,孔子所云蓋指此而言。評語中獨漏朱張,而其人之事蹟亦不可考。這段意旨難明,據猜想孔子舉虞仲以為兩個極端間的調和,既不激揚以為高潔,也不接受微小官職的污辱,只是「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季十一﹞
    孟子在公孫丑章句上篇對伯夷及柳下惠兩類人的結論是:「伯夷氣度狹隘,柳下惠又太過隨便,兩者都走極端,孔子是不會如此的。」這就等於本章孔子把自己與這些逸民比較後,說與他們不同之處的「無可無不可」。其意為應高潔時便高潔,應隨和時便隨和。然而此話尚有更深的涵義,就是如孟子所形容孔子的「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公孫丑章句上篇﹞這就把孔子與虞仲的不同也包含在裡面了。這「無可無不可」說明孔子之飄忽而不可名狀,如子罕篇第十章形容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亦如莊子田子方篇顏淵所謂:「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矣」。然而孔子行為並非不講原則,沒有標準,其動以時,衡以權,從容中道,行為依仁由義,所以他說:「君子對於世間的事物,既不追求,也不排斥,全以義為依歸。」﹝里十﹞

九、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于河,播﹝兆鼓﹞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本章是孔子所述,還是弟子從別處得來的記載而附記於此,迄無定論。 蓋隱逸之士,有從未出仕者,也有曾經出仕而因世亂而流竄山林者。紂時無道,原來的國家樂隊成員四散,流竄各方。禮樂志謂:「殷紂斷棄先祖之業,乃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必河海。」又董仲舒對策曰:「至于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之賢者,隱處而不為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于河海。」樂官中有所以稱「飯」者,原由天子以樂佐食之官,天子日四食,是以有四飯之稱。本章所述,計有:
職稱                                 姓名        流竄地點
樂隊長﹝大師﹞             摯          齊國
副隊長﹝少師﹞             陽         不知名之海島
第二樂章樂師﹝亞飯﹞ 干          楚國
第三樂章樂師﹝三飯﹞ 繚          蔡國
第四樂章樂師﹝四飯﹞ 缺          秦國
鼓手                                 方叔        河內
搖鼓手                             武          漢中
擊磬手                             襄         不知名之海島
讀杜甫詩「江南逢李龜年:岐王宅裡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其因動亂而至樂工流落。如現在有一些崑曲泰斗,藝術造詣精湛,中國開放後寧願設法來美隨便找一工作糊口,不願返回中國,知音者憐才華之湮沒而興今昔之感,古今如一。
                  
十、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集註引胡氏曰:「此伯禽受封之國,周公訓誡之辭。魯人傳誦,久而不忘也。」本章或為孔子對弟子轉述之辭,或為論語編輯者從別處得來而附記於此。
周公旦的長子名伯禽,封於魯,稱魯公,「君子」一般的意義是分封出去的家族之統稱,這裡特指魯公。「施」訓作弛,乃廢弛,即不顧之意。「親」是親屬,全句之意是作為一個統治的君主,不能不照顧自己的親屬。泰伯篇第二章謂:「君子篤於親」,即要對親屬親厚,與本章意義相似,但該章從正面來說,本章是從反面立論。正反兩者在意義上是有區別的,正面的意義指倫理道德的應為之事,反面立論指禮法上的不應為之事,具體來說,如親屬犯了小過或輕罪,為君侯者應加隱瞞或赦免,不應斤斤計較而加追究。「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史記商君列傳﹞這句耳熟能詳,而且合乎現代「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話,是後來發展出來的法家思想,原始的儒家並不這樣以為。因親屬的親疏而執法有差等,這也是禮的構成部份之一,故中庸說:「親屬關係的親疏,賢者能力的高下,就是禮法產生的所在。」由於中庸又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而「不施其親」是「親親」表現之一,故學者以為周公此言乃其仁心的表現。愚以為周公對魯公此言在統治實務上的考慮較多,因為封建制度的原始構想便是要用親屬結成一片唇齒相依的關係以保持其統治,所以自然對闗係密切的親人不能動輒以小事加罪,以便有事時可資依仗。故本句之意應是國君對同祖父的叔伯及堂兄弟有小罪小過時不處罰,不追究,以維繫公族間的親情。
對親族既「不施」,對「故舊」也應「不棄」,所謂「故舊」乃指老朋友而言,主要是過去的同學。「不棄」與「不施」相似。泰伯篇第二章又云:「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不棄」與「不遺」同義,這是念舊,念舊的表現在於急難的濟助,而不在於曲護或牽引。「大故」主要指叛逆,如弒父與君;其次是觸犯重刑,如殺人放火。這些事在分寸之間,要拿捏得妥當,才無縱容包庇之嫌,或冷酷無情之過。至於小過小犯,則宜予以愿宥。
    治國要靠人才,人才不出於一家一姓,國之大臣,主要以才能而獲用。既以才能獲選,而又不用﹝不以,即不用之意﹞,既不用其言,又不使其能,使空有其位,藐乎其人,如此必生怨懟之心,因而賢者避人避地,不賢者便找機會犯上作亂。國家必受其害,是以中庸列治國九經中之一項即為「敬大臣」。
「無求備於一人」是一種客觀,實際,而且寬容的用人之方,本章此句特指對大臣而言。世上無完人,人總是長於此而短於彼,所以對才能的不足,甚至一點道德上的瑕疵要能曲於包容。另三公之責為「坐而論道」﹝參考周禮冬官考工記﹞,就是決定國家大政方針與制擬重要政策,如以瑣碎政務或親民之事以責大臣,如漢文帝問右丞相周勃天下一年的錢穀出入及決獄數目﹝見史記陳丞相世家﹞,非待大臣之道。
以上四點訓示,忠厚之情,溢於言表,如非周公,不能出此。

十一、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騧。

    首章是殷有三仁,末章便來一個周有八士。三仁之事實可徵可考;而八士則純屬傳聞。三仁係孔子的論評,八士則恐是後人的附會。其意不外是既然殷人有賢,不妨來一個周朝多士。以伯仲叔季為名,而且都成雙成對,學者疑其為四對孿生兄弟。以士稱之,且史籍未載,似為民間之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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