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子張篇分章釋義

十九、子張篇分章釋義

                                    第十九篇        子  張  共廿五章
    本篇皆為弟子語,無孔子語,計有子張、子夏、子游、子貢、及曾參五子之言,為諸弟子門人所輯。其中子貢推崇孔子三章,連同子罕篇顏淵喟然而嘆章,足見孔子感化力之大,其人格與功業之高。

一、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乎。」

    就論語中孔子及諸弟子所述「士」之特徵而論,本章子張所列「見危」、「見得」、與「祭」、及臨「喪」諸情況,其「致命」、「思義」、「思敬」、「思哀」之反應,乃為士者素所教育訓練之必然結果。「士」者「立身正直,處事合宜。」﹝顏二十﹞,故祭喪均能盡其情;「立志行道」﹝里九﹞,故名利富貴不能累其心;「以行仁作為自己的責任」﹝泰七﹞,故危難死生不能搖其志;「立身行事可能遭受恥辱的事要避免。」﹝路二十﹞,「從對方的言辭容貌中察見其真意」﹝顏二十﹞,是以非其君不仕,顏色衰則去,所事之君乃慎擇而後任其職,故能為之獻身致命。
    「義」、「敬」、「哀」皆言「思」,然並不意味在臨財、臨難、居喪、與祭之時,可以反覆思考,以為抉擇之意。本章之「思」字,就士之修為秉性而言,應作思路解,乃慣行之道路。其所列四種情況,在論語中累有提及,均為經常可遇到者;士由積學成習,除「致命」、「思義」、「思敬」、「思哀」外,似不應另有他種想法。季氏篇中之君子有九思一章,其「思」字亦與本章同義。   
    如將「思」釋為理智的思維,本章所列各項亦可適用於「士」以外的一般人。人的行為受本能與習氣的控制,就某些人來說,「見得」之習慣性的反應是攫取而占有之。在此情形,便要通過理智的思考,想想要獲取或已占有之物事是否合法,合理,合情,而為其分所內應得者,如果非應得者,便不能苟且。「祭思敬」是對將祭祀視為形式或責任者而言,要有「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之誠心,否則如孔子所言:「吾不與祭,如不祭。」「喪思哀」是一般喪所親者之情之自然。但有些人並不如此,如莊子妻死,鼓盆而歌;宰我喪親,「食夫稻,衣夫錦」而安,這不僅悖乎情,而且違於禮。
    「見危致命」是義,義是人所當行之路,士固應如此,一般人也不應有例外,如父母之護子女,救火員之鬥烈燄,軍人之赴戰場,人在某種情況下面臨險境時,基於天性或職業上的需求,不應會徘徊瞻顧,臨危退縮。士也是如此,既然為士,當職責要求時,便要置死生於度外。
    「其可已乎」是夠資格為士之意,這是最低標準,因為很多普通人都可以做到,所以本章所列這四項是士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份條件。
   
二、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
 
「弘」是胸襟寬廣,氣魄雄偉,小利小害不足動其心,小信小德不能搖其意。「篤」是實踐履行,決不反覆,擇善固執,一生不偏離正道。「執德」之所堅持與「信道」之所信仰,不是兩種不同的事物,而是一樣東西,即「仁」。「執」與「信」實際上也就是一種功夫,即堅持信仰;「弘」與「篤」則是兩種不同的行為與修養。仁兼百善,具眾美,如所執為仁,而非其他小德,則能氣魄高廣,是謂弘。如其所信是仁,而非其他小信,則可以貫徹始終,生死以之,乃是篤。本章是說雖然「執德」,但其所據守者狹小拘泥,雖然「信道」但見異思遷,遊移不定,與從未執德及信道並無不同。其意與泰伯篇第七章「士不可以不弘毅」相似,而以該章曾子所說較為具體而深入。

三、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 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
  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    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可者」指直,諒,多聞之人;「不可者」是指便僻,善柔,便佞之人﹝見季四﹞。集註引包註謂:「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在四書或問裡朱子詳細解釋道:「初學大略當如子夏之言,然於不可者,亦疏之而已,拒之則害於交際之道。成德大略,當如子張之說,然則其有大故者,亦不得而不絕也。」
    子夏與子張所聞之異,是孔子因材施教的結果。子夏為人本來寬厚,所以孔子要他對有些人不要接納;子張為人褊急,所以孔子要他對人多包容。孔子自己則是「普遍的愛眾人而接近有仁德之人。」﹝學六﹞

四、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泥」是被困住而不能自拔,「小道」有的說指醫、農、圃等技術性的知識,從樊遲問學農學圃孔子的答覆看來,君子之「不為」不是因為「恐遠致泥」,而是因為技術性的知識乃小人之知。有的說是指楊、墨、老等諸子百家,但從「道不同不相為謀」﹝衛卅九﹞之語看來,君子之不為是因為基本立場之互異。亦有人認為指才藝,如射御書數詩詞歌賦及繪畫音樂等,但才藝是可以輔道的,周公自命為多才多藝,孔子亦自承不試故藝,並謂:「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罕六﹞故君子並沒有不為。
    愚以為「小道」亦道,但為道之小者,何謂道之小者?即侷於一偶,拘於一偏,如「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本篇廿二﹞。雖然都是文武之道,但不﹝次﹞賢者識其小者以後,由此深入,鑽牛角尖,執己之見,不與人同,因而不識道之弘大。如荀卿之堅持性惡,韓非之專主法治,以至宋儒之喜談理氣,陽明之崇尚良知,嚴格說來,均屬小道。大道要以仁為本,以義為比,小則親親,大則濟世。如能無可無不可,善與人同,雖執一端,而能彼此觀摩,則曲能有誠,亦可致遠而不泥。是以君子對於小道,並非不為,乃是不泥。

五、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人如能虛心觀察,留意考查,「知其所無」不是一件困難的事。除了在應接人事時有所學不夠,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的感覺外,即使在幼少時之入孝,出弟,敏事,親仁時,也會觀察到父兄及友輩的行為而會察覺到自己不足之處。但「知」與行間並無一定的因果關係,換句話說「知其所無」不一定會使人採取行動去「學」或「知新」。一方面因為人不願放棄過去所獲知識所帶來的安全感,另一方面是因為人的惰性阻礙人去採取實際的行動。是以學者應在「知其所無」後要採取實際行動,有如子罕篇第十八章所云之堆土造山之譬喻:「在平地上開始倒一筐土後,繼續進行堆土,以至於成,這是我自己下定的決心。只差一筐土就要完成,如果停止,也是我自己要停止的。」
「月無忘其所能」意為將所學反覆諷誦,使不致遺忘,而主要的還是要由博返約,將所獲的知識加以組織,使之成為有系統可供參考使用之資料,
孔子只說自己是好學,其次是顏回,其他弟子,包括子夏在內,則「未聞好學者也」﹝雍二﹞。由此看來子夏「好學」的標準似與孔子有異,孔子讚顏回好學時曾說「不遷怒,不貳過」﹝同前﹞,可以說孔子的好學標準偏重德行,而子夏的好學較偏於知識的獲得。由論語中推求,一切由「好學」所求的知識都要落實在人倫上,而不是純思維的推理與技術知識。本章之缺失在所學未與德行相聯繫,將之付諸實踐,反覆練習使之成為習慣,而溶合使成為其人格的一部份。
子夏此言與為政篇第十一章與學而篇第一章孔子所說類似,此三章相互比較得失之處,可參考為政篇第十一章之釋義。

六、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是求知務在廣博,在論語中,孔子講博學,必繼之以約禮。子張雖未言約禮,但以篤志承之,意思類似。本章之「志」應是「志於道」﹝述六﹞之「志」,「篤志」便是實守所立之志,乃本篇第二章子張所言「信道不篤」而就其正面意義而論。「切問」是問問題要切題,必須有關立身處世,不能不著邊際。顏淵篇第廿一章樊遲問:「敢問崇德,脩慝,辨惑。」子曰:「善哉問。」即切問之例。「近思」宋儒釋為「以類而推」﹝朱子語類﹞,毛子水教授認為是「能近取譬」﹝論語今註今譯﹞,即不要好高騖遠,窮思冥索,以致勞而無功。須從近處往遠處推,從淺處往深處想。所以先親親而後仁民,仁民有功而後進而愛物。在仁民上要先「刑於寡妻」,推進而「至於兄弟」,最後「以御於家邦。」﹝錄大學引詩經﹞
上章說過,子夏為學偏於知識的獲得,故子夏之意此四目或僅指做學問的方法而未及其他,方法是中性的,不一定是為仁之方。故集註釋本章云:「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為仁也。」如所思者為做官發財,所問的是鑽營厚黑,則名利在其中,而不是仁在其中。有子說孝悌是仁之本,孔子說克己復禮為仁,還有就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就這些方面去「學」,「問」,「思」才可以說「仁在其中矣。」

七、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百工成器,要靠技術,技術之精,是之謂巧,巧之極致,乃近乎道;如莊周所云庖丁解牛,觀念中有全牛,但眼之所見,手之所觸,足之所倚,並非全牛。又如木工之製椅,有整張椅子成品的觀念,但做時卻是椅背,椅身,椅腿一件一件的做,其形狀,曲度,大小,接榫都要配合恰當。故百工因巧以成事,是一種緩慢而平穩的過程,是日就月將,逐漸積累的結果。要使這種緩慢的過程作平穩的發展,切忌一暴十寒。「肆」是專業工作坊,技術的磨練,由粗入精,由拙至巧,要在不能見異思遷的環境中培養,所見所聞,莫非此事,所談所作,莫非此巧,慢慢地由外鑠內,養成一種心理狀態,方能成事,這種學是學以致用。君子除了諳熱六藝以致用外,尚要致其道,其學、識、問、思之功,亦如工人之在工作坊,需專心壹志,不能見異思遷,應從良師,交益友,置於能切磋砥礪的環境中遂漸養成,使其耳濡目染,日省月試,而漸進於道。「道」即仁道,「致其道」乃進入仁道。

八、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在論語中,小人常與君子相對,君子是有德有位之人,因此小人指德行欠佳者或統治階級外的一般人,本章所說的小人應指前者而言。「過」乃一時之失,「文」是掩飾,「必文」之意是說小人一定會掩飾其過失,這說法過於武斷。並不是所有小人在犯過後都文過飾非,庸鄙愚劣的小人不知文過,肆無忌憚之小人不屑於文過,文過者大都想冒充君子的偽君子。故孟子謂:「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云:「豈徒順之,又從為之辭。」﹝公孫丑章句下篇﹞「為之辭」就是文過之意。
真君子與純小人到底少數,絕大部份人就如基督教使徒保羅所形容的:本來想行善事,做好人,但因貪、嗔、愛、欲所驅,身不由主的犯了「過」。此時如能悔改,便可恢復正常的生活。但有人為了虛榮或實際利益而文過飾非,「過」一經文飾,便成明知故犯,由此又不得不作再進一步的文飾。文過之舉愈多便陷得愈深,愈難自拔,如此惡性循環,人便生活在虛謊中。習慣了這種虛謊的生活,就成了集注所謂的「不憚於自欺」的純小人。有識見有毅力的人認識這是一個圈套,一文過便陷入這圈套,所以才能有「過則勿憚改」﹝學八﹞的覺悟,有此覺悟才能從文過的泥淖中自拔而入上進之途。

九、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集註釋本章云:「儼然」是容貌的端莊,「溫」是顏色的和靄,「厲」是講話的切題。本章之君子可能特指孔子而言。
    「望之」,是未交接時的所見的儀態,是第一印象,「儼然」是嚴肅端莊,有似述而篇第卅七章所謂之「威而不猛」,其具體的表現:從正面來說,第一是姿勢正確,行有行相,坐有坐相,第二是狀貌安適舒泰;從反面來說,是不嘻皮笑臉,不彎腰駝背,不自言自語,不無故而笑,不呈沮喪,忿怒,焦急諸相。這是由於仁實其內,故氣充於外,不是故作矜持或自端架子所可以裝得來的。
    「即之也溫」是態度上的溫存和靄,不亢不卑,對不同的年齡,不同的水準,不同的背景都有適當的應接態度;不疾言厲色,不驕而泰。溫和的態度的最佳表現是在有一點幽默感,孔子就有很好的幽默感,所謂幽默,不是諷剌,揶揄,及隨便開玩笑。要做到這點,必須心中有敬,就現在的語言來說,就是尊重對方的人格,而且洞察世情,才能真正的使人感覺到君子的親和力。
    「厲」不是義正辭嚴,更不是倚勢罵人,而是講話準確而切題,無贅語冗詞,不支蔓反覆。但這並不表示君子只有邏輯的語言,而無感情的語言,雖然在述理時依理,但在抒情時還是能發諸情的,而一切總要以傳達內心的思想感情為主,不能矯揉造作。
    堯曰篇第二章云:「正其衣冠,尊其瞻視, 儼然,人望而畏之。」與本章之旨相近。堯曰篇謂此乃從政之要件,在子夏「學而優則仕」的思想指導下,要從政便先要培養這種威儀。子夏的這種思想,後來被荀子所批判,他在非十二子篇中說:「衣冠整齊,神情莊重,裝出謙虛的樣子,整天不說一句話,是子夏這種低賤的儒士之所為。」不過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兩面性。如果一個人態度的端莊是由於個人自尊心的表露,是學養的自然表現,並無可厚非。但也有些人故作矜持,自己的學養及地位都不到那種程度,而冒無為有,以虛為實的端起架子來,這便是荀子所罵的低賤儒士了。

十、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厲」解作病,「以為厲」是民以為病,乃病民之意。「信」是為人的基本修養,「不信」不僅不成其為君子,而且連做人的基本也失去了。準此意義,不信不僅不能事君使民,根本無法做人。然本章之「信」,宜解為「民無信不立」﹝顏七﹞之立信。從政者以行仁政之心,言必踐,令必行,獲得人民信賴,勞之而不以為病。然而立信常需一段時間,政策之施行有時間性,不容等待。再說一般人眼光有限,常只見目前而不能見長遠,如盤庚東遷,殷民不欲;子產初秉政,鄭民欲殺之。是以「信而後勞」固為理所當然,但民不「以為厲」則未必。就孔子所言,勞民主要是「以時」﹝學五﹞及「擇可勞而勞之」﹝堯二﹞,如合乎這兩條件,雖然互信未立,民也不會「以為厲」。
    「信而後諫其君」,孔子似無此說。他說過,「事君敬其事而後食。」﹝衛卅七﹞,也說過「勿欺也,而犯之。」﹝憲卅三﹞均與信無關。不過他在八佾篇第十九章云:「臣事君以忠」,「忠」「信」相近,諫君之舉,是「忠焉能勿誨乎。」﹝憲八﹞的推廣適用,然而國君之信任是否為進諫之先決條件,孔子並未明言。上級之任用屬僚,除才能外,信賴是其中重要因素之一。但如不能以己之忠信,而獲得上級的信賴,是否就不能作任何建議呢?箕子比干,雖不獲信任,但照樣的極諫,甚至以身殉之,為孔子所稱道。可見信而後諫在我,而是否「以為謗」則在國君。就論語所述,「以為謗」要看進諫的方式和諫言的內容,如態度以溫良恭謙讓出之,而內容又真正的是為君國大計,即使有昏庸殘暴之君,將忠諫以為「謗己」,不得已時還是要進諫。
信誠然是重要德性之一,不僅君子,即使一般人也需秉此以立身處世,否則如「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政廿二﹞君子在治國理民的事業上,信當然更為需要,因為「民無信不立」﹝顏七﹞,「信則人任焉」﹝陽六﹞,「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路四﹞,所以信是上下互信,人民團結的基礎。子夏所述,是舉其小而未見其大,列其偏而未概其全。

十一、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閑」訓為闌,是內外之界限,「出入」是指踰越所應守的分際,「大德」、 「小德」是德性之重要者及次要者;一般言之,如仁、義、禮、智是德之重要者,故為大德;恭、寬、信、敏、惠是德之次要者,故可稱為小德。又大德中有關實質者為大德,如禮以敬為本,故持敬一事不能通融,而禮之形式如麻冕及拜下等則可隨情況而改變。小德通常特別指與「藝」有關,是藝之進於道者。如射為藝之一種,但「揖讓而升,下而飲」及「射不主皮」是為射之德。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事物都有標準,如飲酒有酒德,下棋有棋品,但均為小德。小德之可以踰界出入,是因為人在生活中需要彈性,在某些情況下必須從俗從權,若必硜硜然錙銖必較,不僅自己不容易做到,對他人亦必求全責備,且失去生活之樂趣。
    然而尚書周書旅獒篇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集註引吳氏有:「此章之言,不能無弊,學者詳之」的警告,是以人對本章之所謂「小德」,在分寸把握上不能不特別小心。以「仁」為例,有澤被群庶的大仁,也有婦人之仁的小仁;又以「信」為例,有「民無信不立」﹝顏八﹞的大信,也有「硜硜然,小人哉」的小信。酒、色、財、氣甚至名、利在合禮範圍內都不足以構成對大德之累,然而歷史上因貪財,好色,啫酒,使氣而失道而成貪暴以至失職,失位,毁家,滅國者,例子多到不勝枚舉。除了分寸的把握外,時間和環境也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例如過去男人的納妾或婚外情可以容忍,後來甚至成為佳話,現在則一些達官帶女友上旅館卻成為撻伐的對象而至丟人,丟官。把握分寸之謂「中」,時勢環境之謂「時」,中庸謂「君子時而中」,這兩者都屬「中庸」之德,孔子謂:「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雍廿七﹞一般的人很難做到適時,適地,適對象而又能把握分寸到恰到好處。如果人對所欲踰越之小德是否會累及大德有所懷疑時,我敢斷定十之八九是肯定的,在這情況下便不能「出入」而以「不踰閑」為妥當。
   
十二、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門人」指弟子,而「小子」則專指年輕弟子,「門人小子」應釋為門人中的年輕弟子,所以只教洒掃應對進退。「洒」是洒水,「掃」是掃地,掃地之前必先洒水,必免灰塵飛揚。「應」是長者叫到自己時的應聲,古時用「唯、諾」,現在則常答以「是」、「有」、或「在」,「對」是以言詞答覆長者。「進」是長者有召時趨進,「退」是事畢後退下。洒掃、應對、進退都在教小孩學規距,是禮的基本訓練。禮記曲禮對於這三項連同其他有關弟子所應習之儀容如正立,拱手,摳衣,雁行等都有詳細的說明。憲問篇第四十七章所述將命童子與先生並坐偕行,孔子便批評其為「欲速成者」,沒有受過禮儀的基本訓練而欲與長者等齊。
    陽貨篇第四章謂孔子到子游為宰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可見子游所教是陶治性情,培養人格的樂教,樂以培禮,與子夏的由外鑠內的以行植禮的教法不同。兩人所教的入門課程雖互異,然而教育的目的卻是一樣,是在學道,就兩章內容來看所謂道都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就是仁道,而其在教學上能著手之處就是禮。洒掃應對進退是禮在行為上的養成教育,而弦歌樂舞則深入個性以養成禮的情愫。學而篇第十二章有子謂:「禮的作用最可貴的是使人際關係和諧。」荀子樂論篇謂:「音樂體現了人們和諧一致不可變更的基本原則。」是以子游以弦歌之教來深入人心,根本的促進了禮的作用,以此他認為子夏所教各項是細微末節,而非禮之根本大事。
    子夏的答覆似乎未能針對子游的批評,子游所言乃本末問題,而子夏卻答成先後次序。以學鋼琴為喻,本末指只教學生彈歌而不教學生認譜,先後指從練習簡單的歌曲而漸進至彈交響樂章。宋程伊川先生謂:「灑掃應對是其然,必有其所以然。」﹝朱子語類卷四十九﹞「其然」是事,「其所以然」是理,事與理是先後而非本末。初學者應先習其事,這就是應該「先傳」之學,進階後方可言以理,此乃是後傳之學。門人中年輕者當先教以實務,而後方教以理論,這是次序及難易的原因,並非不﹝倦﹞教。子夏此語就學之次序言之固有其理,但他並沒有瞭解子游之本末之言的本意,所以此答覆並不切題。
    子夏不但沒有明瞭子游所說的本是甚麼,而且因為急於辨白,說出草木區別及君子之道不可誣的不必要之語。事與理的分別當然很清楚,因為事是具體的,而理是抽象的,就如同草與木的容易辨別一樣。把難易混淆固然違反了教學的次序而厚誣了君子之道,但本末未能弄清楚而倦教禮之本質也失去了陶治禮的人格之重要方向。大學謂:「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子游所言是本末,子夏所答是終始,明瞭其輕重及次序,就己與道相接近,也就將會達到教禮的目的了。子游所言屬禮之輕重,子夏所言是學禮之終始,學禮之次序固然如草木之易於識別,但輕重則非對禮有相當認識者不能分辨。朱子在四書集註中分折子夏的性格,認為他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常顧事之近者小者,而眛於事之遠者大者,因此子夏在教學上只知所應教之先後次序,而未識其所教之輕重本末。
    末句之「始」「卒」代表開始及最後所教之內容,開始時教學生以事,最後乃上達於理。每個人的聰明才智不同,並不是每個人都可以上達到明瞭禮的本質及作用的理論層次。在一般情況下,人受過禮的基本訓練後養成習慣,在待人接物方面合乎禮儀,那麼是否明瞭抽象的理論便並不很重要。有許多聰明絕頂的人如聖人之類,既嫻熟待人接物週旋進退之儀,又能明瞭其所包含的意義與功用,但一般人只要能習其事便可以了,這就是末句的意義,與中庸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相類。

十三、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本章的「學」,不指記誦辭章,考證文獻,也不是農圃工藝醫卜,而是「修己」以至「安人」之學。「學」是學道,「仕」是行道。本章的兩個「優」字在前後句之解釋略有不同:上句的「優」字是作優裕,作「行有餘力」﹝學六﹞解,後句的「優」字是優良,是所學要達到某個程度,例如軍官學校畢業,才可以派到部隊去當軍官。
由於子夏將仕優則學放在前句,學者多認為其意「學」與「仕」間並無相因之關係,而是將兩事並列,各有所指。蓋古時世家子弟多有未學而仕者,此種人在行有餘力時,即應勤學以補其不足。另一解為子夏有鑒於孔子學成而仕之條件過難,是以認為不妨有機會先行出仕,仕有餘裕時才學,如子路使子羔為費宰時所云:「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先廿四﹞之意。此兩解中的「優」之意均意味出仕時應以公務為先,職事之暇才能從學,不應因學而防害公事。現代知識日新月異,不管從事任何行業,如不能繼續學習以趕上時代,必然會落伍。所以在職教育和深造教育,尤為重要,有時竟不能待有餘裕才學。
    非世家子弟如欲出仕,必先求學。後句「學而優則仕」隱含學以致用之意。蓋修己以敬,便要修己以安人,而進至修己以安百姓。修己需「學」,安人及安百姓非「仕」不行。從修己到安人及安百姓間以「優」為聯繫條件。子路使子恙為費宰,孔子責以賊夫人之子,是因為孔子認為子羔學之未「優」;漆雕開要仕時之謂「吾斯之未能信」,而孔子悅其言,乃悅漆雕開之自知其學之未「優」,故孔子認為學而未優不能出仕。學而優後,下一步便應出仕以行道。孔子一生週遊列國以干諸侯,目的就在求仕行道,這是以身示範的在告訴學生,在學有所成後,一定要修己安人,博施濟眾。如何才算是「優」而夠資格出仕?就公冶長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一章看來,子路可治賦,冉求可為宰,公西赤可使應對賓客,而「不知其仁」。先進篇季子然問大臣,孔子曰:「弒父與君,亦不從也。」可見孔門弟子出仕的標準,第一要先要有孝弟忠信的基本修養,其次要有一藝之長,至於是否達於仁境,並不要求。
然而學而優之後,是否一定要出仕?孔門中,學而優者如顏回、閔子騫、曾參、冉伯牛、仲弓等均未出仕。孔子對這些弟子,均加贊揚,顏回並由孔子特別譽為好學。就此而言,孔子認為學而優時並不一定要出仕。

十四、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喪」指喪禮,「致乎哀而止」是說喪禮只要能表示悲哀的情緒就可以了,在儀式上不必過於奢侈舖張,在情緒上避免過份哀働毀損。八佾篇第四章謂:「喪,與其易也,寧戚。」及禮記檀弓上篇之:「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亦此之意。喪禮的作用不僅使居喪者體認現實,知逝者已矣,無法挽回,也可使悲哀有所節制,以免滅性傷生。另一方面對有些感情麻木,狂放自肆的人,也可喚醒其親情,使之歸回感情生活的正軌。禮記喪服四制篇云:「三日而食﹝飲食正常﹞,三月而沐﹝洗頭﹞,期﹝週年﹞而練﹝祭﹞,毀﹝哀痛﹞不滅性﹝心理不能因為哀痛而不正常﹞,不以死傷生也。喪不過三年,苴衰﹝居喪所穿麻衣﹞不補,墳墓不培﹝加土﹞,祥﹝祭﹞之日,鼓素琴﹝開始有娛樂﹞,告民有終也,以節制也。」不過儒家對喪禮所慮常是哀不及禮,而實際上則常禮過於情。晏嬰在齊景公欲用孔子時即諫曰:「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史記孔子世家﹞陽貨篇第廿一章宰我也認為三年之喪太長,要改為一年。人之情對傷逝之痛無法避免,情緒的正當發洩對感情有過濾澄清的作用,此種作用是健康而且富有教育意義的,使人對宇宙人生有更深的領悟。一般言之,純淨的情感發洩不應該有過份的情形發生,但人的情緒中往往雜有利害得失等不純淨的因素。例如妻子失去丈夫,哀痛中便常雜有以後的生活,精神上的依靠等問題,因而除了悲哀外,還夾有恐懼,忿怒,絕望等不正當情緒。人之喪親,即使已能自立,也會在心理上和生活上造成一個空洞,而且失去父母的屏障,自己將赤裸裸的面對死亡,這樣便會對造成心靈的創傷。要哀不逾恆,不超過分際,以恢復心理健康,除了在喪禮上情感可以得到相當程度的發洩外,尚有個人的學養,親友的溫慰等也很重要。

十五、子游曰:「吾友張也,為難能也,然而未仁。」

    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子游小孔子四十五歲,子張小孔子四十八歲,在孔子週遊列國返魯後才入學,均為後進弟子。子游與其大一歲的子夏並以文學稱,在孔門中為傑出弟子之一﹝先二﹞。子張「難能」之處子游雖未明言,然就其問政﹝顏十四﹞,問明﹝顏六﹞,問行﹝衛五﹞,問善人之道﹝先十九﹞,及問崇德、辨惑﹝顏十﹞諸章看來,其所問者皆進德修身之切要。又本篇首章之論見得思義,臨危致命,第二章之執德弘,信道篤,均符孔子一向之教誨,可推測其所學有成,故能於孔子死後設帳收徒,自成一派,在孔子弟子中也算是佼佼者,故而難能。至其未仁之處,先進篇第十七章謂:「師也辟。」意思是子張華而不實,有威儀之飾而少誠實惻怛之意,有偽君子之嫌。是以荀子非十二子篇謂:「歪戴著帽子,語言空乏,模仿禹、舜的樣子,這是子張一派低賤儒士的行為。」

十六、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為仁矣。」

    曾子小孔子四十六歲,子張小孔子四十八歲,均屬後進。「堂堂乎」不一定說子張狀貌雄偉,而指其氣象夸大,如上章所引荀子批評其「禹行而舜趨。」「難與並為仁」是沒有辦法與他一齊向仁道上共策共勉,蓋師友切磋之道,首在謙虛,以顏回之穎悟,成就之高超,尚且「有若無,實若虛。」子張之矜己過甚,無法虛己以採別人的意見,故無法與之相輔為仁。本章間接批評子張之學缺乏內涵,與上章直斥其「未仁」較為婉轉。
    按曾子一生慬慎,在他處未見褒貶別人,曾子如此批評子張,想是子張屬狂一類,曾子屬狷一流;曾子功夫細密,謹小慎微;子張學道勇猛,致飾於外而內不足。然子張言論在在均有孔門氣象,其學派列為八儒之一,弟子公明儀,申詳等都很特出,兩賢之譏似有過當之處。

十七、曾子曰:「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集註謂:「致,盡其極也」,「自致」就是「人之真情所不能自已者」,「不能自已」,是說自己無法控制自己。「親」在本章指父母而言,人在平時總設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輕易流淚,號哭。但在父或母逝去時,便再也控制不住,自然的會有流淚、慟哭等極端哀痛的表現。實際上「自致」的原因也不一定限於「親喪」,例如孔子在顏回死後便大慟而不自知,紅樓夢中描寫賈珍在媳婦秦可卿死後「哭的淚人一般」,喪禮恣意奢華。可見「自致」的對象是以人的愛心為準,如中年喪偶,老年喪子女或孫兒,一樣可以悲慟逾恆。是以「親喪」不妨可以將適用對象擴大為親愛的人死亡,而「自致」就現代意義來說,其對人的作用有三方面:一是體驗人生,使人面對生命赤裸裸的現實,剝除平時經過意、必、固、我的有色眼鏡來看世界;二是過濾情感,以出自內心的真摯情感和自然行為對此事件作反應,沒有罔言罔行,暫時脫去虛謊的包裝;三是潔淨內心,悲哀開啟人的內心,像暫時開了一扇窗子,使人窺見真實的自我。因此哀痛對人的作用是積極的,應該讓它自然流露,循道而行。

十八、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這是孔子「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學十一﹞一語的適用,一般來說,如父所行之政為善政,所用之人為賢能之人,則不改是應該的,不應稱難能。如果父行惡政,所用非人,則是成父之惡,應及早改之,如不改,也不能稱難能。如禹繼父鯀治水,盡反父之道,洪水方可得治。先臣、先政不利於己,而利於國,如此不改,方可稱難能。譬如公司裡,董事長死了,兒子接上。公司幹部都是父執輩的人,自己的朋友同學,無法安插,便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迫幹部辭職或退休,這樣便不算是「不改父之臣」。公司經營有年,利潤穩定,而新董事長卻以私意改弦更張,甘冒風險,此乃改「父之政」。孟莊子之父孟獻子秉政五十餘年,有賢名,死後由莊子襲父世卿之位,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似為當然,且孟獻子死後僅四年,莊子亦死,雖符前引三年無改之訓,然而畢竟時間甚短,不足以證其無改之心。曾子之特引孔子對孟莊子之評語,或是先臣先政有不利莊子者,他人不能不改而莊子能之,是以稱其難能。

十九、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陽膚是曾子的弟子之一,士師是典獄官,也可推鞫案情。「上」是當時的統治者,指當時的國君及大夫。「道」是道路,行人走在大路上,不僅是一種約朿,而且是一種方便。「失其道」是護路者很久不修路了,謂統治者失政。「散」是散逸,「民散」是因無路可走,以至行人不得不走小路甚至散走在田野,意為民心渙散而至違法犯紀。就政治上言之,失道乃是紀綱不整,信用不著,紀綱不整使民無所遵循,信用不著使民無所依附。就政策上言之,失道也意味既不能養民,又不能教民,不能養民所以致民於飢寒則起盜心,不能教民則民不知法令規章而至無所措其手足。如此則民之觸犯刑章以致身陷囹圄不是人民之過,而是統治者之過。
    「情」解作實情,即士師推鞫案情而得其實,「喜」是因而自喜其能,自詡其功,這是作為一個國家職官之自然反應。為官之能推鞫得實,做到毋枉毋縱,如宋之包拯號稱青天,自亦難能可貴。然而如孔子在顏淵篇第十三章所言,「在兩造打官司發掘事實,審判公正方面雖不比別人差,但還要進一步的要使人民用不着打官司。」這就責成士師不僅要一個好的偵察員及法官,而且要做一個好的犯罪學家,更進一步的還要成為一個好的社會學家及政治家,不僅要增加其知識之領域,而且要提高其胸襟之層次,以消弭犯罪為最終目的,這是儒家與法家在治國心態上的根本不同之點。
    「哀」是哀犯罪者之不明禮教,不遵法度以至觸法受刑,其中原因或為文教之未及,或為犯法者之盲從,冒失,及愚蠢,然既己犯法,按律受刑,雖知社會及家庭亦有責任,然刑究個人,並不能適用「不知者不罪」的原則,殊可哀憫。「矜」是憐恤,對其個人所受之刑罰,對其家庭所受之衝擊,生同情之心,有身受之感,而不採對犯罪者持報復的心態。
    本章溫柔敦厚之情,誠懇怛惻之意,溢於言表,「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若得其情,哀矜勿喜」四句是一首絕妙好詩,較諸詩經內的名句,毫不遜色。曾子屬後進弟子,一生致力勵德篤行,言辭非其所長,然而孔子說得好,有德者必有言,因為德充於內,言發於外,所以才能自然而然的說出這種言詞簡短而意義豐富的話。

二十、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紂」之名本為「受」,尚書泰誓,牧誓,武成各篇中均書「商王受」,周之謚法謂:「殘義損善曰紂」,殷無謚法,天下之人惡之,是以惡謚稱之為「紂」。「不善」指紂之惡德惡行,「如是之甚」指一般人所傳聞有關紂之極端殘暴之惡德惡行。史記殷本紀謂:「帝紂天資靈敏,分辨力強,反應又快,材力過人,可以赤手空拳與猛獸格鬥。但其知識豐富,正好用來拒絕諫言,口才敏捷,正好藉以掩飾自己的惡行。在臣子前矜誇自己的才能,自認為高,以為天下人都在自己之下。」可見紂之知識、見解、才華、力氣均較常人為優,曾任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亦足證其有知人善任之明。但因他「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所以便有佞人讒臣,乘虛而入,從好酒淫戲,到火炙忠良,剖剔孕婦,斬人腳脛,剖人心肝,以至於煮死九侯,啖鄂侯之肉。如果只是好酒淫戲,便是「不如是之甚」,因有眾惡相輔,才會發展到後來的殘暴。憲問篇第二十章謂:「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衛靈公雖寵幸南子,但國政仍由群賢共治,所以不像紂王成為亡國之君。
    「天下之惡皆歸」是因其甘「居下流」之故,修德勵行,遷善改過者皆逆流而上,向上者益親君子而勵其善,向下者益親小人則助其惡。人若不肯力爭上游,以致隨波逐流而下,便與眾惡相聚,其規模端視其地位而定:為一鄉之惡人者,一鄉之惡人皆歸之,為一國之惡人者,一國之惡人皆歸之,紂為天子,故天下之惡人皆歸之。紂到後來更成為「為天下所追緝的歹徒惡棍聚集的地方。」﹝尚書周書武成篇﹞及「從四方諸侯逃到商國的罪犯,紂卻尊敬他們,信任他們,並任命他們為卿、大夫一類的大官。」﹝尚書周書牧誓篇﹞。是以紂一人為惡,乃「不如是之甚」,因為有眾惡助紂為暴,才會發展為「如是之甚」。
    沒有人故意要居下流,更沒有君子要居下流。人之遷於惡而居下流的原因,是不知是惡或不見其惡,或雖知所為是惡但因誘惑太過強烈。使徒保羅說,「我雖然有行善的願望,卻沒有行善的能力‧ ‧ 當我願意行善的時候,我只能做惡事。我的內心原喜愛上帝的法則,我的身體卻受另一種法則的驅使,這法則跟我內心所喜愛的法則交戰。」這就儒家所謂天理與人欲的問題,保羅說的兩種法則的交戰,也就是儒家所謂的天人交戰。以天理勝人欲的方法,保羅是要人信上帝,而孔子則要人去學,學然後為士,士再學而進為君子。人到了君子的地位,應該才德皆備而「惡居下流」了。

廿一、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過」是因認識不清,情慾所驅,環境所迫,一時做了不應當做的事。但明知故犯,特別是累犯不悛者則不能算過,而成為道德上之「惡」與法律上之「罪」,而這種人也就不可以算為君子。君子之處過與小人有別,小人之過雖人亦見之,但「小人犯過後一定文飾其過。」﹝本篇八﹞,而君子「犯了過後並不害怕改過。」﹝學八﹞君子地位高,影響大,其立身行事為廣大的人群所注意,所以一犯過錯人便會知道,無可隱暪,就像日蝕月蝕一樣,人皆可見。「仰」含有仰望愛戴之意,意思是繼續的忠心耿耿為統治階級服務。「更也,人皆仰之」這話,在過去封建時代,認為是一時之過,無傷君子之明,改了便好,主要是因為人民無法輕易推翻統治者。但在民主時代,居高位者有過,要看其犯過的原因或影響,不一定是「更也,人皆仰之。」一經犯過到某種程度時要以下台來負責。
 
廿二、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自此以後四章均稱孔子為仲尼,而仲尼為謚號,應皆為孔子死後門人之弟子所輯。
    衛國大夫公孫朝之意是孔子有何師承,如果孔子有師承,則其偉大形象便受影響,因為學生總比不過老師。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但堯帝、舜帝、文王、武王時的周公並沒有親自教孔子,他們只是歷史人物。然而文王因夏殷兩朝所制訂,武王時周公所建立的禮樂刑政,典章制度是即所謂「文武之道」,為人民所樂頌,為政府所施行,流風遺韻,依然尚在,文獻猶存,尚「未墜於地」,故可得而學之。如老聃之於禮,萇弘之於樂,郯子之於官制,師襄之於琴,均有所深入,孔子師之。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列舉孔子之所謹嚴師事的一些人:於周則老子,於衛,蘧伯玉;於齊,晏平仲;於楚,老萊子;於鄭,子產;於魯,孟公綽。孔子也屢次稱讚臧文仲、柳下惠、銅鞮伯華、介山子然,這些人死後孔子才生,其風範文章為孔子所師法。
    所謂「賢者」,「不賢者」是指賢者,次賢者;「大者」、「小者」是指周禮之原則與細節。孔子不管是賢者或次賢者,其所知的對象是原則或細節,都會去求教。所謂泰山不厭拳石,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孔子雖然勤奮力學,但並沒有固定的老師,不是師承一家之言,在「三人行,必有我師焉。」﹝述廿一﹞的求學精神下,「每事問」﹝佾十五﹞的結果,乃成就了孔子的偉大。
    衛公孫朝稱孔子為仲尼,是稱其謚號,並無不敬之處,而子貢則稱孔子為夫子,即老師,關係自更親密。「仲尼焉學」及「夫子焉不學」是一問一答的中心,「焉學」是質疑孔子偉大的兩刀論法,如果孔子有師承,則其偉大不能超越其老師,如果沒有師承,則孔子何以能成其偉大。子貢針鋒相對的以「焉不學」來強調孔子之偉大處在學,但其學並無常師,而以古之文王、武王、及當代的賢者,次賢者為師,因此破解了師承的命題。子夏此言,不僅辨論有理,而且事實有據,不愧為孔門言辭一科傑出的弟子。

廿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叔孫武叔是魯國大夫,有一天在朝庭對眾大夫說:「子貢比仲尼賢德。」子服景伯將這話告訴子貢。子貢在本章中的回答非常得體,既沒有貶低自己,又適當的說明了孔子的高超地位,而且對問話之人,有官守,有地位的叔孫武叔的不當比較,不直接斥責,而機巧的說:「不亦宜乎!」這是因為他對夫子之學,有切身的體驗,說出話來自然得體。普通人對積學高行之人,頗難測其深淺,即使如顏回,對孔子之修為也嘆為:「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一般人自更無法得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譬之宮牆」是把宮殿外的圍牆來比喻,古時所宗廟室家所築圍牆,尊卑上下有別,王宮之牆高六仞,士庶人之牆則不必如此之高,故一般只到肩膀的高度。然子貢之言,並不盡合事實。子貢雖形容之為「夫子之牆數仞」﹝周制八尺曰仞,一仞約等於男子身高﹞,實際上孔子之學並不自秘﹝見述廿三﹞,其學如日月之照臨,山川之迤邐,明明白白的擺在那裡,待人去認識,欣賞,及取用。孔子也不如子貢所說的「不得其門而入」,顏回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罕十﹞,故孔子門下,如曾參之魯鈍,子張之浮誇,子路之粗野,均可成為俊傑,如非自甘下愚之人,必可由力學而有成。本章所云「得其門者或寡矣」,是因為人不肯去學,或學而自止。

廿四、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上章子貢對叔孫武叔的不當比較之答覆尚帶幾分客氣,本章他毀謗孔子了,以子貢對老師之傾服愛慕,自然予以嚴厲的還擊。「無以為也」是不能以這種說法來妄議孔子。為其麼呢?下面子貢以此喻來說明。他舉例謂孔子地位之高超,如日月之不可踰越,以此形容孔子的德行志業,己經超乎雲表,進入太空。世上的大山小山,都可踰越,即使最高峰愛弗勒斯,也有人會爬上去,而這些山峰都還在大氣範圍之內,受風霜雨雪的侵蝕,孔子則超凡入聖,人世的毀譽,不能增損孔子價值之毫分。「自絕」是自己與日月斷絕關係,無日月之光照及溫暖,等於自殺。如此不僅不能損害日月,而且而日月卻並不在意,仍舊普照眾人。「不知量」集註釋為「不自知其份量」,即不自量力。古今罵孔子的人不知多少,最後都與草木同朽,甚至遺臭萬年,而孔子幾千年來還是孔子,永為後世所景仰,效法。

廿五、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集註謂子禽姓陳名亢,為孔子弟子之一,在論語中三見其名:學而篇第十章疑夫子聞政乃求之而得,季氏篇第十三章疑孔子私其子,本章則直謂孔子不如子貢。子貢責其:「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本篇第廿三章叔孫武叔也是以奉承子貢來貶低孔子,但子貢對他們兩人的態度有很大的分別。前章子貢對孔子,比之為數仞之宮牆,內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喻之為日月,無得而踰;本章則直以孔子為天,不可階而升。其對孔子欽慕崇敬之心,於諸弟子中為最。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死後,弟子皆服喪三年,獨子貢守墓六年。子禽之學甚卑,子貢明辨果斷,通達時務,位至執國炳,富可比陶朱,故子禽對子貢最為欽仰,其疑孔子求聞國政時,亦係子貢為之闢解﹝學十﹞。子禽為孔子弟子,雖「夫子之牆數仞」﹝本篇廿三﹞,以陳亢之淺薄,固「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但只見子貢「室家之好」。然而身為孔子弟子而對其有此誤會,亦屬不當,故為子貢重責。
    孔子之道德學問,非常人之所能及,就其弟子之評論中,可見一斑。顏回謂:「明明看到他在前面,忽然間卻又在後面去了‧ ‧ 雖想跟著,但跟不上。」﹝罕十﹞孟子滕文公上篇引曾子曰:「以江漢之水洗濯過,以猛烈的秋陽曝曬過,這種純潔無法可以超越。」又孟子公孫丑上篇引孔子諸弟子之言,宰我說:「在我看來我們的老師比堯舜強多了。」子貢說:「看到國家的禮儀法制便可瞭解它的政治,聽到人所奏的音樂便可推測到他的德行;百世之後來評論百世前的君王,沒有人能違背孔子的主張。自世界有人類以來,沒有一個像孔子。」有若說:「不僅是人類!也類似走獸中的麒麟,丘陵中的泰山,水溝中的河海。人類中的聖人,就是如此類似。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世界有人類以來,沒有比孔子更偉大的了。」從此評論看來,顏回所說的孔子,有神的形象,因為他飄忽,難以捉摸。曾子所述的孔子,也帶有神的特徵,因為他在道德上的聖潔而毫無瑕玼。宰我及有若的看法,雖然孔子是人中之聖,但還是人。而子貢在本章,則直比孔子為天,為神,人要成為孔子,根本就不可能。自此以後,通過時間的考驗,學者的研摩,孔子更顯其偉大,而為世人所尊崇。子思在中庸第三十章云:「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莊子雜篇天下章在批評各家學說之後,獨推崇孔子,曰:「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于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關,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這些都肯定的以孔子為神,不僅澤及萬民,嘉惠後世,而且簡直就是創造天地,養育萬物的唯一真神,如同基督教的耶穌,與上帝結合成為一體。

「立之斯立」以下的四句,亦頗似基督教聖經中所形容的上帝,詩篇第廿三章第廿九節大衛的詩說:「祂說有,就有;命立,就立。」以賽亞書第四十六章第十節也說:「我的籌算必立定,我所喜悅的我必成就,…我已說出,也必成就,我已謀定,也必作成。」本章子貢形容孔子說,他要成就甚麼,便成就甚麼,只要他有這意思,便會如嚮斯應的成就。他創立制度﹝立之﹞,便能成立﹝斯立﹞;他教育誘導﹝道之﹞,便能行得通﹝斯行﹞;他照顧溫慰﹝綏之﹞,便能吸引人們跟從他﹝斯來﹞;他維持運轉﹝動之﹞,便使社會人群得以和諧﹝斯和﹞。宋程明道先生認為這是「聖人之神化,上下與天地同流者也。」「其生也榮」,是形容孔子生前為人們所尊親,「其死也哀」,是說孔子死後為人民所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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