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子罕篇分章釋義

九、子罕篇分章釋義

第九篇            子  罕 : 共三十章
    本篇多記述孔子在弟子及諸賢者心目中的形象。又自子在川上以下各章,言為學及修道之不可間斷。

一、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本章如照字句直解,為孔子很少講利,命,及仁。此與事實不符,因為孔子固少言利,論語中「利」字僅出現六次;但也談命,「命」字計有八次;「仁」最多,二十篇中共出現一百零五次,其中孔子自己說的也有七十七次之多。仁是孔子的中心思想,命是下學上達的主要題目,並不罕言,於是又有學者認為孔子之意為雖罕言利,但談命,談仁。持此說的 認為要在利字後斷句,讀為「子罕言利。﹝而﹞與命與仁。」又有所謂次第之說,意思是孔子最少談到利,其次便不怎麼談命,談仁比較多。又有學者認為本章之「言」字, 應解作對人,而不是說理。所以本章的意思是:孔子很少曉人以利,也很少說人以命和許人以仁。上述各說,都有其根據,也各有其牽強之處,比較起來,當以後說較妥。
所謂「利」乃私利,孔子罕曉人以利,因其害於義。孔子施教,不以成敗得失誘人,而是曉以是非道義。且孔子講學的對象是其學生、士、或君子,是「喻於義」的統治階層;至於一般人如居肆成事的百工,及灌園種圃的農夫,在不「放於利而行」﹝里十二﹞的原則下,雖「喻於利」亦無妨。﹝關於利的分折,請參看里仁篇第十二章及第十八章﹞
說人以命是以吉凶禍福教人,使之轉禍為福,趨吉避凶。命理玄微,不僅吉凶禍福無法預測,即使可以預測,在義所當為或禮所當禁的情形下,也不應趨避。如軍人之上戰場,消防員之入火屋,明知其危險,但職責所在,仍當勇往直前。人之行為應以義為依歸,只見一義,不見死生,而不僅以趨吉避凶為務,吉凶禍福之來,唯有順之而已,是以孔子罕言。﹝關於命的分折,請參看堯曰篇第三章﹞
仁是學道的最高境界,論語中除伯夷、叔齊之「求仁而得仁」﹝述十四﹞,管仲之「如其仁」﹝憲十七﹞,及顏淵「其心三月不違仁」﹝雍五﹞外,其他如令尹子文、子路、冉求、公西華等,皆不能算仁。即使孔子自己,也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可見孔子不輕許人以仁。

二、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 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
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黨」是古代的地方組織,周禮大司徒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達巷」是此黨的名字,「達巷黨人」是魯國達巷黨之某人,「執」可釋為專精。稱孔子為「大」,是因其學之博,說他「無所成名」,是因為他並不以專精某一藝而出名。孔子之博學,不是多學多藝而無所統,而是一以貫之。他雖以六藝教弟子,但並不特別專於某一藝。孔子醫不如扁鵲,木藝不如魯班,經商不如陶朱,樂不如師曠,射不如羿,甚至農事園藝,他也承認不如老農老圃﹝路四﹞。勉強說只有駕車,並以射箭來陪襯。據集註:「射御皆一藝,而御為人僕,所執尤卑。」按六藝平等,並無軒輊,御者在作戰時非常重要,左傳中多有記載,故駕車者不一定皆為僕人。孔子在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中,以知禮出名,樂、書、數是精緻文化的表現,自也擅長。射則有孔子習射,觀者如堵之記載﹝見禮記射義篇﹞,所以六藝中比較起來,最差的大概就是御了。孔子週遊列國都由弟子駕車:子路篇第九章謂:「子適衛,冉有僕。」是由冉有駕車;微子篇第六章,子路問津,孔子執輿,原由子路駕車。孔子在六藝上的優劣,弟子們想必熟知,故提出最其差的一藝,來開玩笑,以示稱之為「博學」,尊之為「大」,有愧不敢當之意,這是既自謙,又幽默的說法。就其博學多能來說,孔子是通才,不是專才。實際上孔子之成就,超越了通才,已不再是才器,而進入到德行的層面。達巷黨人所謂之「博學」與「 大」,不能形容孔子,其下學上達之成就,已進入到「大而化之之謂聖」﹝孟子盡心章句下篇﹞的境界。

三、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
    眾,吾從下。」

本章可謂是「眾好之,必察焉」﹝衛廿七﹞在事物上的適用。社會的流行風尚不要盲目追隨,也不必故意抗拒,自己要有原則,有主見,才能有所選擇。本章孔子在禮上選擇的標準是是敬,於敬無礙者如純冕,可從眾;有礙於敬者如拜上,則不能從眾。
「麻冕」是用麻織的禮帽,因為下句有「今也」二字,所以推定麻冕應是古禮,尚書周書顧命篇載周康王即位典禮所戴的禮帽即為麻冕。「純」是絲,禮記祭統篇謂大廟祭禮國君所戴的禮帽就是絲做的「純冕」。雖然麻冕與純冕有古今之別,但於禮無不敬。衛靈公篇第十章孔子要「服周之冕」,所以孔子是較喜歡麻冕的。泰伯篇第廿一章謂禹「致美乎黻冕」,集註謂周冕「冠上有覆,前後有旒,黃帝以來,蓋已有之。」可見周以前的麻冕雖用麻製,然而精細華美,與春秋時的絲製的純冕,奢儉有別。孔子雖喜周初的麻冕,但因當時已經流行用較簡樸的純冕,所以他在這方面便不堅持而從眾。
古時見君之禮,要再拜稽首於堂下,國君辭謝後,上堂又再拜稽首。春秋時還沒有椅子,人在堂上坐都是跪坐,跪坐時曲身叩頭比較方便,而在堂下時是站著,再拜稽首就比較麻煩了。魯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齊桓公霸諸侯,尊王室,周天子派使者送胙肉給齊桓公,齊桓公以霸主之威,雖經周天子命令不必下拜,仍不敢不拜於堂下。此事上距孔子生不過一百零一年,堂下拜君之禮猶存。後來祿去公室,政逮於大夫,甚至陪臣執國命﹝季二及三﹞,對國君的尊敬便不如以前,「拜下」的麻煩便省略了,只「拜乎上」,即升堂後才拜。這種趨勢不是禮的簡化,而是君權的下移。本章之所謂「泰」實為一種以下凌上,以力為尊的驕氣。孔子違眾而行不僅希望要維禮於不隳,而且是一種撥亂反正,冀圖重新建立一個尊君好禮社會秩序的努力。

四、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這是弟子觀察孔子素行而得的綜合結論。「絕」之一詞是絕對不做,或戒絕之意,這是一種極端,不是孔子行為的指導原則,然此四者本身就是心理上的極端行為,「毋」就是說孔子沒有這種極端的行為,故言「絕」亦無不妥之處。
    「意」即億,現作臆,是主觀的推測與判斷,與大學之「誠其意」之「意」有別,蓋後者與現在的「意思」相同,乃泛指人一般之思想觀念。本章之「意」,就人際關係言,是猜度別人的意向,如憲問篇第廿三章之「不逆詐,不億不信。」就事物言,是預測其結果,如先進篇第十八章之「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本章就人際關係立論。「毋意」是在未明瞭事實以前,對別人便有了假設,先築起心防。增廣賢文有一句欺人害世的話,「防人之心不可無」,如果人人存防人之心,但見世上都是戴鋼盔,穿防彈衣的怪物,如何可與人坦誠相交。當然我們也許還做不到基督徒所說的人人是耶穌,或陽明弟子所誇的看滿街都是聖人的地步,但至少不要沒有吃虧,便先防備別人。對人的刻板印象是「意」的一種,例如述而篇第廿八章的「互鄉難與言」即為一例。這是地域性的刻板印象,其他尚有種族的,相貌的,職業的。要「毋意」,先要破除成見,革除這種刻板印象,具體之方為:首先要根據事實,詳密觀察,不要「道聽而塗說」﹝陽十四﹞;其次要慎思明辨,不要「鄉人皆好之」便好之,「鄉人皆惡之」便惡之﹝路廿四﹞,如此才不致受情感的迷惑及他人意見所左右。  
            「毋必」是不對人、對事、甚至對自己抱著一定的期望。孟子譽孔子為「聖之時」,「時」的特徵是「無可無不可」﹝微八﹞,是「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述十﹞進退出處之間,綽有餘裕。「毋必」之要,在「權」與「中」,看法不偏於一隅,做法隨情勢、環境而調整。其表現在對人對事有彈性,如「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公九﹞。其次是以「義」為依歸,里仁篇第十章云:「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而孟子也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章句下篇﹞
            「毋固」之「固」有兩義,一是集註所釋的「執一」,在為政篇第十六章己有論述不贅。另一義是抱殘守缺,如憲問篇第卅四章「疾固」之「固」,意思是不作無理的堅持,有似佛教教人去執。一個人的看法,想法,習慣等,都要隨時間及環境而改變,以求適應。人慢慢長大,舊的衣服再不能穿,便要棄舊換新,但心理上卻往往很難揚棄舊習慣,舊想法,以至固滯而變為心理的不成熟狀態。有些常用的話,如說我就是這種個性,或者說我做人就是這樣,或者說老猴子變不出新把戲,這些都是「固」的表現。
            「我」指肉體及社會的欲望之逾分者而言,宋儒稱之為「人欲」。社會的欲望主要表現在自私:做甚麼事,說甚麼話,都把自己放在第一,我的驕傲,我的面子,我的意見,我的財產,我的家人親眷,我的光榮的過去,我的美麗的未來等。肉體的欲望是受腺體所支配而引起的強烈動機,如孟子所謂「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告子章句下篇﹞。「毋我」是要用道德的我,即佛洛伊德所謂之「Superego」,來轄制社會的我及肉體的我之踰份者。
意、必、固、我都是人所加諸己身的束縳和負擔。不僅妨礙人之自立,而且使人不得自由;不僅妨仁,而且害義。人之會產生忿怒,怨懟,失望,沮喪等消極性的情緒,大都由於不能根絕此四害,以至心裡常戚戚而不能坦蕩蕩。有些人不僅不能根絕,反而覺得這是人格的一部份,而加以維護保存。
進而言之,意、必、固三者,均統於「我」,「我」不僅指我之衝動、慾望、與感情,也包括意志、思想、與願望。而後三者之逾份或入岐途,便是意、必、固之來源。是以人如能將其衝動、慾望、情緒、意志、思想、願望,用學以明其理,省察以繼其功。在下學的階段使這些都能發之以和,節之以禮,行之以義,使歸於善,這樣便可建立自我。至上達之階段則可轉人欲為天理,化人心為道心,將小我擴而充之,成為大我,漸至人我之間無隔,從親親而仁民,而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的「民吾胞也」之境界。再進而物我之界漸泯,至「物吾與也」﹝張載‧西銘﹞的境界。至此則吾心備萬物﹝孟子盡心章句上篇﹞,宇宙即吾心。我之心靈及精神活動範圍,無藩籬,無障礙,無涯涘,縱橫上下古今,從心所欲,樂莫大焉。簡言之,建立自我是將自己在宇宙中覓得一立足點,消除自我則是將自己與大化合而為一。
從本章可見孔子修養之高深。

五、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
    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離開衛國要去陳國,經過匡地,陽虎曾經侵凌匡人,孔子的樣子像陽虎,匡人以為孔子便是陽虎而把他及弟子們都擋下來,困在那裡有五天。隨行弟子緊張害怕,於是孔子述本章以慰弟子。本章所用之「畏」字,如同「臨事而懼」的「懼」字,不作畏懼解。集註釋為有戒心,即戒慎之意。
            「文」指文王所創建的文物典章制度,「茲」乃孔子自謂。春秋時此種典章制度悉已崩壞,孔子收逸集亡,序詩書,正禮樂,著易傳,作春秋,故「斯文」所代表的文物典章制度,孔子集其大成,「斯文」與斯人己經合而為一,喪斯人亦即「喪斯文」。文王己死,其創建之典章制度應由後來的學者去學習,接受,流傳,「後死者」乃指此學者,意為孔子自己。孔子相信上天不會讓文王所創制的典章制度淪喪不傳,否則早就應該已經失傳了,孔子根本就沒有機會去接觸到這些東西。現在既已傳了下來,那麼可見天意是要把這典章制度傳下去,天意既要保留這些典章制度,那麼像孔子這樣承先啟後的人,自不應受害。這種論述在邏輯上頗有問題,因為他把大前提建立在一個不可知的「天」上。但這是一種鼓勵和安慰,人在危疑震撼之際一定要有信心。基督教使徒保羅在監赴羅馬的舟中遇到大風浪,所有的人都說完了,沒救了,保羅卻說全船一定平安脫險。保羅不是未卜先知,而是有信心。聖經未說他的心路歷程,但我相信他的想法一定和孔子畏匡時的想法差不多。他覺得上帝既然賦于他使命,一定會成就他的使命,不致於半途翻船,把他淹死。在緊急危難之際抱著不動搖的信心,不但可渡過難關,而且使同在危難中的人安心。孔子的弟子,保羅的同船客人,都得到他們信心的鼓勵。
    本章末句與述而篇第廿二章之「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之語調語意絕似,此乃在相似的境遇,有同樣的心情,所以作相同的反應。孔子及弟子均能鬥,是一支以孔子為中心,以子路為戰將團結精固的力量,孔子有信心像匡人及桓魋這種人不能加害於他。孔子雖知弟子能鬥,敢鬥,但他在非不得已的情況下不願訴諸武力,而在任何情況都要將解決問題的根本歸諸於上天。論語中孔子有自許之辭,如自許為好學﹝公廿七﹞,認為由他當政三年便可見出成效﹝路十﹞,如誰能用他可助其臻周朝之治蹟﹝陽五﹞。但其自負之辭則僅有本章及述而篇第廿二章兩者,其抱負可用宋張橫渠豪語「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來形容。可見孔子平時雖不敢居聖與仁﹝述卅三﹞,但自許甚高,只有在危急關頭偶爾洩露出來而已。

六、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  
    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 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 不多也。」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大宰」可能指吳國之太宰嚭,第一句話在我看來有二解,視「多能」的意義而定:一是肯定的,「多能」指博學而言,意思是孔子嫻熟仁義,禮樂射御書數均精,似可稱為聖者;二是懷疑的,「多能」指鄙事,指園圃、工藝、蓄牧而言,此非統治階治所應為之事,故人稱孔子聖者似有問題。就子頁所答及孔子所言來看,以第二義為妥。「將聖」是大聖之意,子貢將「多能」與「將聖」並列,將聖是天縱,而多能卻是孔子自學,兩者可兼有之,故多能並不害其為聖。孔子既具有統治階層之「聖」的品質,加上被統治階層的多操鄙事的能力,兩者可以結合在孔子身上而適足成其偉大。
「太宰知我乎?」一句意思頗為曲折,孔子謙謂從小微賤,其父叔梁紇在他生下不久便死了,兄孟皮又病足,所以要親操雜務,這就是他之能「鄙事」的原因。此句為太宰嚭的「多能」一語作註,也把他所說的「知我」兩個字解釋出來,而語意婉轉,溫厚中卻饒有深意。就貴族階級來看,作為一個統治階層,確不必要多能「鄙事」。所云:「君子多乎哉?」一句,把「聖」字撇開不談,而以君子代之。蓋聖者盛德多能,事事可為,細大不捐,如舜少年時耕稼陶漁,至王天下時之治國理民,制禮作樂,無一不能。孔子少時「嘗為季氏史,料量平;嘗為司職史而畜蕃息。」﹝史記孔子世家﹞以後知禮行仁,教不厭而學不倦,集古之大成,為後世所法,絕非一般統治者之可企及,亦非太宰嚭之能理解。「君子」一詞,乃遷就太宰嚭對「聖」曲解之意,因為「君子不器」﹝政十二﹞,「喻於義」而不喻於利﹝里十六﹞,故不能事必躬親而多鄙事。孔子所謂「不多也」之意,就是用不著。因「生知不足以律人,即多能不足以率眾。‧‧亦欲使人專為其所能為,無務博而無成。」﹝康有為著論語註﹞就普通統治者而言,多能鄙事不如專精一藝,如執御或執射,專精一藝之專才又不如通才,如此方能律人與率眾。即使通才也還是器,屬於小知而不能大受,聖者應該是「博學而無所成名」,「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泰十九﹞一般人如大宰嚭能認識的只是聖者之「多能」的一面,但多能是聖者之餘事。而聖者之這種修為,實乃積學力行所至,並非子貢之所謂「天縱」。
            第二節所提的「牢」是孔子弟子子張。本節與上節異時而同義,故輯為一章。孔子多才多藝的原因,一方面是由於第一節所說的「少也賤」,另一方面也因為本節所說的「不試」,就是沒有做官。一個人因世襲或機緣從小便做了官,便不會去親操雜務。不過本節的「藝」與上節的「卑事」有別,「藝」比較近於子夏所說的「小道」,帶有藝術性,可使人沉緬其中的事物:例如書、畫、琴、棋等。春秋時文人有甚麼流行的「藝」不得而知,但至少孔子會擊磬,唱歌。藝也不只限於一些風花雪月的事物,除了出仕所應學的禮、樂、射、御、書、數,其他生活的技能如孔子所做過的管理倉庫及放牧牛羊也應包括在內。

七、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論語裡提到第一人稱時有時說「吾」,有時說「我」。這兩者的分別:就己而言時用「吾」,與人相對待則用「我」,這用法在本章表現得很清楚。「鄙夫」指粗鄙之人,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人;「空空」是胸無定見或成見,所以能誠懇求教。 
            孔子說自己「無知」,意思是對任何問題,沒有一個特定的預設答案,也就是沒有成見,類似鄙夫一樣的「空空如也」。許多人對事物都有一套自己的看法和說法,.自認為有學問的人尤甚,不是圖以己意來影響對方,就是要學生完全接受自己的論說,自以為知,卻正是「無知」。「叩」是叩問,鄙夫問時,便以問題來回答他的問題,這樣對方便有思考的機會。「兩端」是中庸所說執兩用中之意,就是以所問之事之正反,本末,終始,上下,精粗各方面來反問。「竭」是盡,意思是各方面都包括無遺。用這種方法來教學生,教、學雙方都能得到啟發,所討論的問題也就會因互相研究而有圓滿的答案。
            佛教禪宗六祖壇經付囑篇裡有一段話可以作為本章的旁註:「…自性有對法…若解用,即道貫一切經法,出入即離兩邊。」六祖惠能所謂對法,依我看來也是「叩其兩端」。
            本章除顯示了孔子高超的教學方法外,還可看出來他並沒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盡心章句上篇﹞的想法。他「有教無類」﹝衛卅八﹞,聰明的學生及愚笨的學生都能教,而且因才施教,其教材教法視對象而不同:不僅按學生的性格,退者進之,兼人者退之﹝先廿一﹞而且順學生的資質,上者語上,下者語下﹝雍十九﹞。對「空空如也」的鄙夫,他用叩其兩端之法;對胸有成竹的學者,便用「不憤不啟,不悱不發」之舉一反三的方法﹝述八﹞。

八、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中國自古以鳳凰及河圖為祥瑞之徵,代表太平盛世。尚書虞書大禹謨謂舜盛時「鳳皇來儀」,又成王將崩作顧命篇列東序所藏國家之寶中有河圖一項,集註謂為伏羲時出。易繫辭謂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而作八卦,又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鳳鳥」相信就是長尾野雉,「河圖」大概是背殼有八卦紋的大龜。在國家昇平的時代,人民衣食飽足,愛護野生動物,所以野雉出來漫遊,大龜上陸覓食。杜甫詩「得食階前鳥雀馴」表現出人類和大自然的和諧相處,一派祥和的太平氣象,如此野生、水生的各種奇禽異獸才會出來與人相處,不怕被人捉去食用。禮記禮運篇描寫理想的大同世界,在該篇結語中云:「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窺也。」孔子因盼聖王治世非常殷切,不見有道之邦出現,才有「已矣乎」之嘆,嘆世亂之遙無止期而傷生民之病。後儒附會以符瑞之說或謂傷己之不得用,如董仲舒對策中所言:「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似非孔子本意。「已矣乎」是他的老生常「嘆」,就像他嘆不見「內自訟」者﹝公廿六﹞,及不見「好德」如「好色」者﹝衛十二﹞一樣,本章乃不得見治世之意,與「朝聞道,夕死可矣」是同樣的悲憫胸懷。

九、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音咨崔,喪服,服此者表示家裡有人死亡,是不幸者。「冕」是官帽,「衣」是上裝,「裳」是下裝,指古大夫之服。「瞽」是瞎子,乃殘障中之至不幸者。孟子說社會上能受人尊敬的人有三種:爵、齒、德。孔子則把遭受苦難的人列在有爵者的同等,所以才要「雖少」﹝對方年紀雖小﹞,「必作」﹝坐時一定站起來﹞;行走時經過這三種人前面,一定躬身疾步,不敢大搖大擺的走過去,以示敬意。人性中最高尚的一種情操就是對於遭遇不幸的人付予同情與敬意,一般的人或許會有同情,但鮮有敬意。我們如往深處想,會發現任何人所遭逢的苦難並不是他一身或一家的苦難,他是在為我,為你,以至為全人類來擔負這苦難,特別是無辜受難的人,更值得我們的尊敬。上帝生人本來應該是平等的,為甚麼我會來享福而有人要來受苦呢,是不是他應享的一份被我佔用了?這種情愫,與一般人對不幸者的同情,憐憫,的感情不一樣,是一種對不幸者負債的感覺。對不幸者的幫助,一般人都以施捨的心理出之,真正說來,應以償債的態度出之。現代的文明國家,逐漸對此有所認識,雖然不會到處有達官貴人的專用車位及特殊設備,但到處有殘疾不幸者的專用車位及其他特別為殘疾不幸者的設施,如電梯,洗手間,門戶,便道等。這種花費許多社會成本,以便利殘疾不幸者的作為,便合乎孔子尊重不幸者與殘疾者的態度。孔子這種行為,證明他思想的深邃與修為的高超。至於對著官服的人予以適當的敬意,則是當時社會倫理所當行者。  

十、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   
    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盡心章句下篇﹞顏淵在本章便把孔子形容得有似神的形象:至高而不可仰,至堅而不可破,前後飄忽,無可捉摸。孔子在詩與樂方面之風流蘊藉,在春秋上之謹嚴信實,在易上之流通變化,在禮上之持守重名,弟子能得其一體已是不易,而其能將這些優美的品質,統一揉合在一個人格中,如何不使人覺得他的偉大。「仰之」、「鑽之」的對象都是夫子之道,「仰」就字面看僅為仰望之意,但要貫串「彌」字及與下句之「鑽」字對照,整句除了瞻仰之意,還帶有追求之意,往上爬了一段後再看卻更加高。「鑽」是深入研究,期探求夫子之道之奧秘,然而研究了一些時後,仍舊無法破解,不能明瞭。這種無法企及,不能破解的道,對從學的弟子來說,是一種神秘的經驗,所以便有「瞻之在前,忽焉在後」飄忽形象的形容。這兩句或是形容孔子執中從權的高深修養在行為上的表現。如里仁篇孔子謂:「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里十﹞孟子在萬章章句下篇形容孔子謂:「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其「無適」,「可以」以具體形象來形容可說是「在前」,其「無莫」及不仕、不速諸項則可謂為「在後」。孔子義精仁熟,從心所欲而不踰矩,中庸第二十章謂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這種孔子發諸自然而「動容周旋中禮」的行為,超越了弟子們所能理解的程度。
但這個有神的形相的孔子,並不自秘,也不自高,相反的,他要人去瞭解他,他熱切的希望弟子也能獲得他一樣的修為和學問,「循循然善誘人」,即有方法,有次序而親切地誘導弟子,較諸述而篇第廿三章「吾無隱爾」又更進一步。「善誘」的內容只有兩項,一是「博我以文」,在學識上使弟子們淵博,另一是「約我以禮」。「約我以禮」的「約」有兩種解釋,視「博」、「約」之間有無因果關係而定。首先,如果兩者是平行的,道德是道德,知識是知識,則「博文」指知識的追求,「約禮」指行為上的節制,兩者雖可以相互影響,其間並無因果關係,依此解則本章之「約」是約束之意。此兩句應釋為:孔子教弟子增加知識,修治行為。知識以「博」來增長,行為以「約」來節制。兩者雖然平行,但亦有輕重之分,應以知輔行,即學而篇第六章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其次,如果「博文」要以「約禮」來提綱挈領,以免所學離經叛道,則兩者之間有因果關係,如雍也篇第廿五章所謂「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如此則本章之「約」字應釋為「要」,即提要之意,而本章之「文」應釋為「周鑒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佾十四﹞及「天之未喪斯文也」﹝罕五﹞的文。如此則「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的意思是文要求其博,而所學之事卻要守其要,方可雖博而不雜。亦即孟子離婁章句下篇:「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及荀子勸學篇:「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之意。
            「欲罷不能」是孔子在博、約兩方面「循循善誘」的功效。好學的弟子在孔子薰陶教育之下,樂學不疲,欲罷不能。在「既竭吾才」,用盡聰明才智後,「如有所立」似乎覺得有點成就了。「立」是自立,是「下學上達」中「下學」的完成階段,是「約我以禮」的效果﹝季十三﹞。有為人,處世,及為學等各方面的意義,本章僅就為學方面論述。在為學的成就上,「立」之表現有三:第一,所學己經堅固,不會見異思遷,固不會因謀利而去學農,學圃,及販殖,或因求名而如蘇秦、張儀去拜鬼谷為師取「卿相之尊」,也不至於如孟子在滕文公章句上篇所舉楚之儒者陳良,「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之」。第二,可以獨立進行研究,不必再靠老師指點,如六祖壇經所謂:「昔日由師渡,今日我自渡。」不僅能對老師「亦足以發」﹝政九﹞及如與子夏之「起予者商」﹝佾八﹞,且能「當仁,不讓於師。」﹝衛卅五﹞第三,自己的學習自己負責,進者吾自進,止者吾自止。﹝罕十八﹞說「如有」是不肯定,好像學生參加考試,雖然做了準備,但並不能十分確定這考試是否可以考得好。
    雖然如此,但抬頭一看,老師還是「卓爾」,獨立峻絕的高高在上,沒有人可與之併肩相比。「末」是無,「由」是路,「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意思是要跟上去,但連上去的路也沒有,也就是子張篇第廿五章子貢形容孔子之「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之意。
    在沒有用功之前看著孔子形象飄忽不定,無從捉摸,經過孔子的誘導,在博文約禮上的一番努力,到了「立」的程度後,終於可以看到孔子「卓爾」高高在上清晰的形象,不再飄忽而無可捉摸了,但要跟上去卻找不到路。繼續用博文約禮的方法,便不管用,根本到達不了孔子的高度。因為這是不可得而聞的「性與天道」﹝公十二﹞,以孔子的「天縱之將聖」﹝本篇六﹞,到五十才「知天命」,顏回雖聰明敏慧,但壽只四十餘歲,是以一生從未達到此高度。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因為從此便沒有人以他實際經驗來告訴我們,如何可以搭一道橋,使一般學者有機會上升到孔子的地位。宋儒對此有一些猜測,認為學者到這一段便不是用力的問題了,就是再竭盡其力也無法上去,而是要「不勉不思」,從容涵蘊,一切順其自然,以「庸德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朱子語類引程子﹞積久自然功成。

十一、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
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
死於道路乎?」

「疾」解作病,「病」是重病,有死亡的可能。子路在門人中最長,所以於孔子疾篤時指派門人「為臣」,以備後事。按禮,君薨,遺體之淨身、更衣、楔齒﹝撬開牙齒以備含飯﹞、爪手﹝剪手指甲﹞、爪足、翦鬚等事率由小臣為之﹝見禮記喪大記篇﹞,略似現在殯儀館的工作,此之謂「死於臣之手」。大夫喪事本無此制,春秋之世僭侯禮而立臣,是為「無臣而為有臣」。「間」的意義本來是一段空檔,「病間」解作病稍減輕一點後,孔子知道此事,重責子路。「久矣哉,由之行詐也。」一句,是孔子當時氣憤之語。子路剛直無諂,不至有意為僭越之事,因當時風尚如此,又以孔子之聖與仁,認為足宜用臣以辦喪葬事宜。「久矣」是孔子考查子路一向有此意思,因為孔子從未有此重病,所以沒有機會顯示,「詐」是責備子路追隨此種僭越之風尚,實與孔子禮之教訓相違背。孔子重禮,尤重喪禮,論語所論有關儀禮部份,多屬喪禮,對嘉禮、賓禮、及燕禮所論極少。就喪禮而言,孔子更疾惡僭越。孔子既非國君,連現任大夫也不是,喪事用臣,等於是雙重僭越。孔子以禮教人,死而弟子不能「葬之以禮」﹝政五﹞一般人很可能誤會是孔子授意要以門人為臣以充場面。先進篇第十章提到顏淵之死,依禮不應厚葬,而弟子不遵孔子之意而盛葬之,孔子可以辯解:「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假如自己死了,「無臣而為有臣」,則連辯白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孔子才說:「我騙誰,騙天嗎?」
「二三子」指隨行之有關弟子,「死於臣之手」與「死於二三子之手」之不同在禮的形式,子路既「使門人為臣」,「臣」實際上也就是「二三子」,故在殯葬上「臣」與「二三子」都做同樣的事。子路之「使門人為臣」是安排「大葬」,使喪禮風光。孔子以為於其僭越之「大葬」,毋寧由其弟子以「死於二三子之手」之喪禮來安葬孔子較為適當。因為縱使無此大葬,弟子們也不至使孔子「死於道路」。我們知道「死於臣之手」是諸侯的喪禮,後僭為大夫的喪禮。至於「死於二三子之手」是甚麼喪禮,直接的想法是師生之禮,此種喪禮在儀禮及禮記上均未列,就史記孔子本紀其弟子對孔子服喪的情形來推測,恐是準照父親的喪禮來辦。「死於道路」一般的解釋都是死而無葬,並不是真的不葬而暴尸或以草蓆裹起尸體來丟掉 ,而是喪禮非常簡單。如喪大紀篇所述死後招魂一節,死於私館﹝即作客之主人家﹞者不招魂,死於車上者僅爬上「其乘車之左轂」而招之,而不似「壽終正寢」之諸侯或大夫之煩雜。

十二、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匵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
      我待賈者也。」

            古時沒有鑽石,玉是最寶貴的飾物;弓有囊,箭有袋,劍有鞘,玉便有匵﹝同櫝,見季一﹞。「韞匵而藏」是收到匱子裡藏起來,「善賈」﹝音古﹞是識貨的珠寶商,「沽」是賣,意思是一塊美玉,是要藏起來還是要找識貨的商人拿去賣掉。這是借物喻人,石中有玉,如人中有聖。雖然說聖如孔子者可以捨則藏,用則行,但子貢覺得用行比捨藏更重要。諸葛亮的不求聞達意在捨藏,但有一個識貨的「善賈」劉備三顧草廬,由其「沽之」而用於世。本章子貢和孔子對用行捨藏的基本態度是一樣的,不同的是子貢說「求」,孔子說「待」。「求」有點飢不擇食,而「待」則在進退之間守原則,取捨之際有分寸。即使為實現自己的理想,也不能卑身求人,而要先求可以立,再「求為可知」﹝里十四﹞,如果為名、位、金錢而求人當然更是不可。這是孔子週遊列國和戰國時之說客辯士不同之處。重復「沽之哉」寓嚴肅的題目於輕鬆的回答,是很生動的描述,表示孔子如有用者即會出仕的決心。

十三、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本章雖表示孔子見其道不行於中原,欲覓地以行道,然有如乘桴浮海,也不過是一時幽默,以抒感慨。
            人與環境的關係,首先是要能適應,然後要能改造,適應是改變自己,改造是改變環境。「九夷」是春秋時陳蔡兩國以東濱海,散居淮泗之間的部落,禮樂未至,民智未開,故曰「陋」。春秋以前,夷狄與諸夏雜居,其分別並非疆域,而在文化。如諸夏中有用夷變夏者則夷狄之,而夷狄中有用夏者則認其為中國。孔子以其才能,覺得既不能用於諸夏,如能去九夷,當可教民以禮義,使之中國化,反比在諸夏中更能施展其抱負。孟子盡心章句上篇謂:「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明朝王陽明先生奉命至贛南,該地當時尚未開發,就中原人來看,還是蠻夷之邦,盜賊多如牛毛。陽明先生在贛州的一段時間,辦保甲,訓官兵,興學校,不僅安靖地方,且民智大開。至今贛州附近,說的是普通話。大概是明代的官話。所以贛南各縣至今流行一句話:「能說贛州話,走得滿天下。」可見君子居陋邦,確能化民成俗,使陋變為不陋。

十四、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周禮盡在魯,魯國一向禮樂燦然大備,至春秋時,禮崩樂壞:禮崩,指當時的國君及大夫的不遵禮,但禮的典籍仍在;樂壞,是因社會變遷,新聲代傳統的音樂而起,所歌之詩雖然內容依舊,但曲調卻變了,所以孔子說:「惡鄭聲之亂雅樂也」﹝陽十八﹞。孔子周遊列國,於魯哀公十一年冬﹝公元前484年﹞歸來,已六十九歲。覺得終不能用世而無法實現他的理想,故就魯所藏之典藉,加上在週遊列國時所考察諸國禮樂的結果,潛心著述,編校詩書,刪訂禮樂。在樂方面,一一在聲律上加以訂正。正樂之舉,主要是「放鄭聲」,就是把當時新潮音樂如鄭聲等曲調刪去,把雅、頌等正規的樂章找回來。如史記孔子世家所說:「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就是將詩的篇章譜回其原來韶武雅頌的曲調。所以說「雅頌各得其所」,

十五、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何有於我哉!」

            「父兄」不宜強解為孔子之父及兄,因為孔子早年喪父,其兄孟皮即使還在,也不應解為只事其兄,應汎指鄉黨中之長者。
            人大都喜談高深理論,而恥庸德庸行。須知人的修為即在日常生活之內,灑掃應對之間。禪宗六祖有云:「在家敬父母,何必遠燒香」,亦是此意。本章列舉四條日常生活中人人均能做之事:前兩者是對人,一般人稍有一點學識,德行,資財,地位,便驕氣橫生,高視闊步,青眼白眼,視人如無物。孔子之德,可配日月,然而尊爵重齒,並不自以為高,自以為聖。後兩者是對事,首先是喪事,喪事乃事之大者,尤以遭喪之後,心緒煩亂,仍能自我控制,勉力辦事。意謂事無大小,均可以慎謹處理。其次是,飲中以酒最易過量。暗示自酒以次,如肉食,麵飯等,都不要過量而為其所困,有礙健康。孔子用這種具體的事來說明修道勵行,有幾點好處:第一是著手簡單,有門可入 ;第二是意象鮮明,容易在腦海中構成深刻的印象。因為高談性命玄理,實不如列舉實事來得深切著明。
            「何有於我」,意思是以我之能力,從事此四者尚無困難。

十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斯」指川中之水,「逝者」謂光陰,「夫」在句末是感嘆詞。光陰逝去之所以可嘆,是因為它象徵事物之變動不居,包括生命在內,均如流水,一去不回。感懷傷逝,是每人都有的情懷,而把光陰比作流水的,孔子大概是第一個。對光陰最敏感的,大概是少女,紅樓夢描寫林黛玉聞唱牡丹亭「爭奈他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不覺痴倒。人入中年,驚覺一生已過半,而該做的事沒做,年輕時的理想成空,難免俯仰唏噓。過去此章的註解,大都說是年華之逝,有如流水,畫夜不息,時已晏矣,而不見道之行,孔子是以憂嘆。但孟子離婁章句下篇說:「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低洼之處﹞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說孔子之嘆,乃嘆為學要有根本[1]。朱子並作觀瀾詞以釋之:「觀川流之不息,悟有本之無窮。」此是別解﹝註一﹞。荀子宥坐篇亦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而以水譬德、義、道、勇、察、志之說,似非孔子之意。
    宋程明道先生以為「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並以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周頌清廟之什﹞以證之。伊川先生說:「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道體無一息之停,在現代科學有確實的根據,大至宇宙各星體均奔馳不停,小至原子其電子亦轉動無一刻之休息。這種解法乃擷取荀子之說,而明道先生謂:「自漢以來,諸儒皆不識此。」宋儒受佛教認為世上萬物皆變動不居理論的影響,又重新提出。其實易經乾卦象辭早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之語,其意是君子應法天而不停的在德業上求進步,如大學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宋儒則將此自然現像,另賦於以道德的意義,謂為學者應去私欲,存天理,天理既存,方能與道為體,得與天地相似而如水流之不停息。是以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一私之或作,然此兩段工夫皆歸於「敬」,敬則無間斷,是以「持敬」乃為學之最要,這種說法把孔子單純的感喟帶入玄學的領域。

十七、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色」的狹義解釋是男女間事,廣義是指一切的聲色犬馬及其他在感官上可享受的一切事物。這些感官上能享受的事物不一定都是不道德的,有些反而可以引起道德動機。所以環境中的各種現象不是問題,問題是人對呈現在面前各種現象的態度。人如抱占有的心理來看待這些事物,那就是好色,如果抱著欣賞的態度來看待這些事物,那從任何事物都可以深入其內涵而能發現其中的真,善,美。人的這種基本態度,決定其對事物的追求,好色者易被外界的事物所牽引,迷惑。對事物能體會其道德與藝術內涵者,較注重內心的追求。故對真理的認識,對藝術的體會,以及對道德的實踐,可以內在化而成為他精神生活的一部份。一個人與真善美接觸,就是與本體相接,相信其快樂與平安非世間任何色相所可比擬。然而一般人習於飲食男女聲色犬馬所帶來的滿足感,這種滿足感每天都在重複,加強其控制力,變成了制約反應。當人需要快樂時,便自然而然的想到這些外在的誘惑,所以好色的一條路是像一條大路,而好德的便好像是一扇窄門。走大路的人多,而走窄門的人則少之又少,所以孔子說沒有看見。
本章與衛靈公篇第十二章相重,在該章亦有釋義,唯該章之釋義偏於就當時實際情況所發之感慨。

十八、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
   
        聚土為山,花了許多的氣力與時間,只差一草簍﹝簣﹞的土便可以完成了,我自己叫停,因而未竟全功,這是我自己要停的。在平地造山,開始倒一簍土在上面,然後繼續堆土,畢竟全功,這也是我自己所做的決定。意思是為學修道之起止進退全由自己。但「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本篇二十﹞的顏子,不是本章所言之對象。而是像「中道而廢」,畫地自限的學生如冉求﹝雍十﹞,及「唯恐有聞」的子路﹝公十三﹞,或「晝寢」的宰我﹝公九﹞之輩。
            尚書周書旅獒篇有「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一語,想是本章前兩句所本。此兩句有似於成語「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意思是為德修業,不宜中道而止,以免前功盡棄,後兩句有似於俗語之「百丈高樓從地起」。西諺謂:「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一切事都要開頭,既做之後,更要堅持下去,以至有成。在進德修業過程中,有三種普遍的現象:第一種是發現比人強後,便志得意滿,不再求上進了;第二種是學習到了某一程度後,進入邊際效用狀態,所收的效果與所花的時間與精力,不成比例,覺得學與不學,修與不修,相差無幾,便洩氣而放棄了。第三種是還沒有開始,或剛剛開始,見所花功夫太大,時間太多,不知何日才能成就,心生怯意,因而不願去學。這三種毛病,有一個共同的療法,就是不瞻望未來,不回顧過去,只管現在,走一步,算一步;不焦急,不放棄,勿忘勿助長,自有成功之一日。是以荀子勸學篇謂:「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故不積跬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

十九、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語之」是不待弟子之問而啟之以言,顏回之「不惰」必因孔子所語能悅於其心而可付諸行動者:其能悅於其心是必有至深之理及至高之善,其可付諸行者必在平常日用視聽言動間所能致力之事。就理及善而言,其他弟子未達,而顏淵卻能心領神會,觸類旁通,故於夫子之言「無所不說﹝悅﹞」﹝先三﹞。既悅之,必好之,既好之,必竭力以進,「欲罷不能」﹝本篇十﹞,故爾不惰。惰有兩種:一是力之竭,一是心之怠。雍也篇第十章謂:「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故力竭者中道而廢;心怠則如宰予之「晝寢」﹝公九﹞,子路之「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公十三﹞等。
            將本章與為政篇第九章合看,可以將孔子的弟子粗分為三類:第一類是上智者,其表現是聲入心通,不違不惰;第二類是中才者,其表現在半疑半信,喜歡詰難;第三類是下愚者,其表現是不違不移及愚惰。

二十、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這裡的「子謂顏淵」是孔子對他人或弟子講關於顏淵的事,不是孔子對顏淵說話。「惜乎!」是嘆其早逝。如果顏回可以活到像曾參一樣年紀,其於後代對孔子的認識及對聖門學說的發揚,一定會有我們所想像不到的貢獻。「見其進」如上章「語之而不惰」,本篇第十章之「欲罷不能」;「未見其止」則謂未見顏回有前章之「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的情形。

廿一、子曰:「苖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植物之初生曰苗,長得茂盛曰秀,開花結果是實。本章似仍為痛惜顏回早夭而有天命無可奈何之感,與先進篇第八章「天喪予」相似。
       上天的意旨無法臆測,本篇第五章「天之未喪斯文」之說,只是一種信心,本章所言才是現實。儒家講知命,但命之理玄,實在難言。基督教使徒保羅雖蒙上帝徵召,經牢獄,怒海,毒蛇諸劫,次次可死,他之不死,是因為神要他把上帝的信息,傳給異邦。但如果他竟在某一劫難中死去,這就是秀而不實,也是上帝旨意。顏淵雖死得早,並未為聖門發揚光大,而竟有孔門中再傳又再傳的不知名的學生們,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筆錄,傳諸後世。又有從未親灸聖教的孟子,以其天賦奇才,窮畢生之力,為聖學發揚光大。如果孔子如一些春秋戰國時的一些學說,因無後繼而失傳,則苖而不秀,秀而不實,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苖而不秀,秀而不實的原因,除了天命以外,尚有人為的因素。小時了了,大未必佳者,大有人在。有的是不順生理,以求速成,遂至揠苗助長,而使苗而不秀。有的是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不能有始有卒,貫澈始終,成為秀而不實。更有的是只能講論文章,如春玩其華,而不能修身利行,無法秋收其實。

廿二、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
    已。」

            「後生」指青少年,「來者」指今日青少年未來之成就,「今」指今日吾輩之事業,「焉知」是不肯定辭,意思是「來者」之是否「如今」,要看能否滿足某條件而定。青少年來日方長,發展無限,如能力學,即會比前輩成就高。但如不求上進,蹉跎時日,至四十、五十而無所成就,無善名令譽,這種人便沒有甚麼可使人敬畏的了。「聞」字本身並無善惡意味在內,端視上下文而定,在本章作善譽解,而在顏淵篇第二十章卻釋為虛名。
            陽貨篇第廿六章謂:「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三十、四十之間而無藝,即無藝矣。五十而不以善聞,則不聞矣。」施耐庵在水滸傳序中也說「人生三十而未娶,不應更娶;四十而未仕,不應更仕;五十不應為家,六十不應出游。何以言之,用違其時,事易盡也。」學習雖然是一輩子的事,但年青時精力旺,記憶力強,反應敏捷,持之以恒毅,必有所成。如果五十歲才學吹鼓手,肯定成不了氣候。生理學家研究,人在二十歲前後開始,腦細胞便以每天五千個左右的速度死去,不再生長補充。所以在學習上浪費一天,學習能力便減少一些。到了四十五十,為時無多,學習能力也已退化,縱使努力,成就也有限。照孔子的學習進程來說,十五志於學,四十而不惑,到五十便要知天命了。但學總比不學要好,遲開始比根本不開始要好。雖然記憶力逐漸減退,但普通人所用腦之部份,不及全部的十分之一,不管到多老,總有足夠的腦力應用。俗語勸人「莫到老年方學道」,但老年才開始學道的人比比皆是,對這種人要加以鼓勵,不要用「老猴子變不出新把戲」一類的話來阻止老年人的上進之心。康南海在論語註中謂,當孔子夢奠時,子夏、子游、子張、曾子皆二十餘歲,顏幸、冉孺、曹卹、伯虔、公孫龍僅二十,此言乃為勉此輩後生而發,不必要把它變成老年人不再求上進的藉口。
            孔子「後生可畏」的觀念,是基於一種對未來樂觀,對將來充滿希望的想法,可見孔子沒有俗語所謂「一代不如一代」的悲觀思想。

廿三、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
    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本章孔子站在受勸告者的立場,說人勸我時,有時話重,這叫「法語之言」,對這種義正辭嚴的話,要「能無從乎」,即不要反對爭辯,須就對方所指出之點改進,這就是「改之為貴」。有些人在指正我的缺點時,話說得婉轉含蓄,這叫「巽與之言」,這種話聽了心裡舒服,但重要的是要去思索體會話裡的含義,這就是「繹之為貴」。如果我對人家的批評,話重的表面順從,不去改進;話輕的心裡雖喜歡,又不去探索其真意,這種人孔子拿他沒有辦法,所以說:「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站在勸人的立場來說,上述的兩種勸告之方,義正辭嚴及義正辭婉:辭嚴要能使人接受,而不起反感,特別是不可流於責罵。辭婉要使對方瞭解你的意思,不要過份轉彎抹角,讓他想到其他地方去了。嚴與婉要看對象及情況而有所不同,有時要嚴厲,有時要委婉。比較起來,一般人用「法語之言」較多,人的心理總覺得教訓人是一件很過癮的事,因為這暗示自己的身份、地位、道德、修為比對方高,但就是這樣往往使受勸者易起反感而很難接受。

廿四、子曰:「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
       憚改。」

            重出,見學而篇第八章。

廿五、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志」可釋為擇善固執,貫徹始終,分開來說:志是一個方向,這方向是向善而非向惡;志也是一種選擇,選擇之意是要有思維,有決斷;志也是一種行動,即朝你所決定的方向去努力。志需要堅持,堅持其選擇與方向;志也需要毅力,以毅力來貫徹始終,至死不渝。根據這定義,志在決定後,絕不受外力影響而改變,如果能改變,可受外力之影響,這就不能算志了。「三軍」泛指軍隊,帥為三軍之主,志為心之主;三軍之要保帥,如人之要持志。三軍之主,可以勇冠三軍者劫之;而匹夫之志,既名為志,便無法可奪。人之形體,未必長能為主,常因境而遷。人之志,因善而至弘,因堅而至毅,終身以之,不能改變。「不可奪」的表現可用「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篇﹞來形容。志不僅可以志於學,志於道,或志於仁,也可以表現在生活的小地方,如我決不生氣,決不憂傷等。

廿六、子曰:「衣敝縕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
「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春秋繁露服制篇云:「百工商賈不敢服狐貉」,狐貉指以其毛皮所製之皮裘,乃貴者之服。子路平民出身,所以「衣﹝音意﹞敝縕袍」,「敝」是破舊之意,意為穿破舊的「縕袍」。春秋時還沒有綿花,所以沒有「綿袍」,「縕袍」是亂麻或絮﹝絲餘﹞所做成袍子。「恥」在本章釋為自卑感,史記貨殖列傳云:「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物之理」在這裡解作人之情,人常用外表來與他人相比;比的項目主要是衣飾及相貌。相貌是生成的,無法改變;唯穿著是人為的,所以衣服便成為財富,身份,地位的表徵。一個地位低而且貧窮的人,與地位高而又富裕的人在一起,常會自慚形穢,自卑感油然而生。子路「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公廿五﹞其賤物重義,不以貧富搖其志,足可稱道。「與」通「歟」,係助語詞。
            衣服的作用主要是禦寒,擋風,防晒,社會的功用則在遮羞。服飾的主要要求為整潔,其次為舒適及合身,再次則在款式上要適合年齡及環境。人如力學致道,心中有主,便不至於在衣著的時尚與質料上與別人相較。孟子公孫丑章句下篇謂:「彼以其富,我以吾仁, 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在衣飾上講究華麗時尚,常是內心空虛貧乏的人。
    本章下節與上節殊無連貫,因與子路有關,故筆記者附於其後。   
            詩經國風邶﹝音貝﹞風雄雉四章最後一章謂:「不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忮」音至,「不忮」是不嫉賢、害能、嫌富、忌位;「不求」是不去求己所不應得之事物,包括名、位、財富。如果能做到這兩點,則能「何用不臧」,「臧」是善,意思是說還有甚麼事情做不好呢?這種不嫉人之有,不恥己所無,為詩所歌頌的德行,與上段所述子路的素行相符,故子路以此自傲而「終身誦之」,平日常誦念此詩句。孔子指出「不忮不求」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所應該做的事,這就是「道」。「何足以臧」是說為甚麼要把做好事情的目的放在裡面。蓋人之行道不應附帶任何目的,如果人之行道是有所希冀,用以獵取聲名、地位、財富、或辦事順利,「不忮不求」便變成了手段。人的修為本身就是目的,是人生的意義所在,不可以把修為為當作手段,如王莽之謙恭下士,乃是為了要建立名譽,為將來做皇帝鋪路。我曾看過一本論修養的書,說一個人要成功,其中有一個要件便是要「養望」,所謂養望,就是要別人對自己的道德涵養佩服。這就與子路「何用不臧」同一說法。我們要把道德的履行如穿衣吃飯一樣的自然,不要把它作為手段。「何用不臧」便把不忮不求的道德實踐變成達到某目的之手段了。

廿七、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歲寒」指每年的寒冬,不是如一些學者說的破記錄的嚴寒之年。「彫」即凋,謂冬天樹木的落葉,「後彫」是不凋的較圓通的說法。這是有關人之行仁諸多教訓的一種形象性的總結,把論語中一些抽象性的名詞如志道、擇義、成仁、弘豛,及許多瑣碎的說法如見得思義,見危授命等用具體而清晣的比喻一言以蔽之,成為兩千多年來常為人引用,在困難之際、憂患之中、及緊急關頭振奮人心,提高士氣的一句金言。嗣後類似的名言如「時窮節乃見」﹝文天祥正氣歌﹞及「疾風知勁草。」﹝漢光武語,後漢書銚期王霸祭遵列傳﹞都根源於此。
    人是否經得起考驗,全在危難時刻。但無論政府或個人,到了緊要關頭才開始倚畀義友,起用忠良,往往嫌太遲,徒然造就許多悲劇英雄,而於事無補。然而在桃紅李白,柳暗花明之際,要認識松柏之堅貞,這就要有好德不好色的涵養,這種人,孔子猶嘆未見。若主事者一意尋求,德色之辨卻也不是那麼困難,用不著到歲寒才知。


廿八、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者」即智者,智者得宇宙人生之理,辨是非,知輕重,識去就,故臨事接人並無疑惑。「仁者」秉天地之公,得群體之善,樂天知命,民胞物與,心地坦蕩,無可憂之事,故不憂慮。「勇者」擁中配道義,義所當為者則為之,浩然之氣上貫日月,成敗生死不在計較之中,故無所懼。
            話雖如此,但也有例外。就知者來說:宇宙之大,其知也無涯,固不必多論,就有生之涯言之,人事紛紜複雜,臨事之時,殊難明斷。孔子四十始不惑,那麼他在四十以前,也是有所惑的了。不過孔子所謂的惑,是指「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顏十﹞,以及「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顏廿一﹞而言。故所謂不惑,是在義命、是非、輕重、去就間選擇時,不受好惡忿懥等感情因素的影響。義命間之選擇,人可以致力者,則當盡力而為,而人之不能致力者,則當順受其正。是非之間的選擇是「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衛廿七﹞其標準不隨流俗時尚而轉移。輕重間之選擇是要認清,在生活中事有緊急者,如吃喝拉撒睡;有重要者如身心性命,有既不緊急又不重要者如求田、問舍、藻室、晝寢、懷居、邀譽、逐利,在處理這些事上要有所分別。去就之間的選擇是指邦有道,邦無道時知其出處;苟全性命與殺身成仁間知所權衡。可見孔子所謂的知不是無涯無涘的哲學知識,也不是園圃工藝的科技知識,更不是商場戰場的情報消息;而是以人為本位,以仁為依歸,以義為標準的正確選擇。
            仁者痌瘝在抱,天下有一夫一婦不得其所,若己推而納諸溝中,此是大者,若小者為一己之身或一家之衣食住行服務者,或失去工作,一家衣食無著,或子女病痛,既非太上忘情,自然會焦急不安。進一步說,即使君子不憂貧,亦不牽於境,也要憂德之不修,學之不講,及道之不行。如此說來,仁者不一定沒有憂,但所憂的對象與一般人不一樣而已 [2]。本章之所謂不憂,應指仁者無罪惡感,無得失心而言。因為仁者存心坦蕩,有過必改,所以無罪惡感;仁者盡其在我,其他聽之於天,故無得失心。
            就勇來說:君子臨事而懼,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自也有其懼處。唯勇者平時自省自反,臨事不僅好謀以圖成,且因集義以養浩然之正氣,雖憂患橫逆之來,而能安之若素。遇事只見一義,臨危不見死生,秉此至大至剛之正氣,雖對千萬人,吾不惴焉。且因深謀知命,縱入槍林彈雨之中,在危疑震撼之際,亦無所懼。
            孔子雖將知仁勇分列,但此三達德,均統於仁。蓋智者知仁,如公冶長篇第十八章云 :「未知,焉得仁?」勇者行仁,故憲問篇第五章云:「仁者,必有勇。」就此言之,所謂不憂、不懼、不惑也者,是仁者在臨事時的三種表現,事之未至者不憂,事之將至者不惑,事之到臨者不懼。仁植於心,心之表現有知、情、意三者。三者均基於情,即情緒,此乃深植於動物求生之本能。憂慮是對將來可能發生事件的恐懼,而迷惑則是面對問題或陷入困境之迷惘,均以恐懼為根。恐懼乃動物以至人類求生之所必需,對威脅其生命之事物所應有之反應,人類本能性的反應是Fight or Flight,無需斟酌思量。人類進化以來,知識增加以後,自然界之威脅日減,而社會中之爭競日增,立即性之威脅漸少,而防範性之憂慮日增。是以本來自然性之懼轉變為社會性之懼,由是以生憂,人本能的直接反應漸變為思想理智上的間接反應,而仍無法脫離動物性感情之羈絆,故而有惑。憂、懼、惑三者皆基於情,都是自然的。是以本章之所謂不憂,不懼,不惑者,並非無憂,無懼,無惑,乃人能面對問題或處患難而使之不對我之身心發生影響,亦即不焦急,不緊張,不迷惑而無所適從。如孔子之困於陳蔡而弦歌不綴,圍於匡而信斯文之不喪。如何能面對憂、懼、惑之事物或境遇而不憂,不懼,不惑?主要在心不違仁,孟子曰:「仁者無敵‧」﹝梁惠王章句上篇﹞既無敵,則有何可憂懼之事物。
            仁是一種品質,獲得這品質的方法第一是學習,第二是反省。第三是持志。中庸第二十章謂:「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學即學習,力行近持志,知恥由反省。學習可將一般人從憂、惑、懼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如前所述,原始的懼不僅無害,反而是動物生存的要件之一。但因社會的影響及知識之增加,人才有憂及惑。人之學習不是要除去此知識,而是將此知識轉化,成為更進一層的新知。例如父母每嚇小孩說不要哭,再哭警察就要來捉你了。以後這小孩見到警察便有懼怕之感。學習不是要除去此知識,而是要把對警察的錯誤觀念糾正過來。老子說「為道日損」是除去此知識,儒家之日新又新是要轉化舊知,使之成為新知。就學習之次第來說,先要能不惑,方能不憂,不憂之後,才可不懼。故憂、懼、惑之根在懼,而其解決之方要先從去惑,即從理智著手。如能格物致知,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人知天,則當無可惑之事。
反省是內自訟,也是反求諸己。孔子在顏淵篇第四章中說:「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孟子也說:「自反而不縮﹝按:理直曰縮﹞,雖褐寬博,吾不惴﹝按:憂懼曰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公孫丑章句上篇﹞
持志是擇善固執,即志於學,志於道,志於仁。因有此崇高之目標,是以氣量弘偉。因秉此遠大之志向,必須毅力堅強,故曾子云:「士不可以不弘毅。」﹝泰七﹞弘者不計較小是小非,毅者不在乎一時的得失。是非得失不縈於懷,則有何可憂,有何可懼?
憂懼惑是人痛苦的根源。儒家的絕對自由,佛教的解脫,道家的懸解,基督教的得救,都是要把人從這痛苦中解救出來。各種宗教都有其解救此三項痛苦的途徑。比較起來,孔子所主張學習、反省、和持志是解決此問題,除去此痛苦的最實際而有效的方法。

廿九、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本章言為學之階段與次第。「可與」所指之對象乃具同等學力之師友,可以與之互相切磋,共同策勵。「共學」指立志向學,其目的在知仁,利仁,亦即明善。「適道」指選擇仁義之途徑,明善而後可以擇善道而適之。「立」乃知經,乃篤志固執後為學之初步成就。「權」是變通,乃就時措之宜,就事審機,反經合道之謂,須義精仁熟始克至此。

「共學」之「學」,不指農圃技藝,而是進德修業。此乃為學初階,學者在此階段要能知仁之美,識仁之利,知明道之為人所必需。人學而不能明善,則恥惡衣惡食,會見異思遷,而志祿,懷居,務農,灌圃,貨殖,為學難免中途而廢,不能與之並赴仁道。

    「適道」是博學後的進階,約禮之初步。在此階段,應持之以恒,繼之以毅,從知仁之利到好仁之美,從識道之善進到樂道之本身。從視聽言動無非禮到困苦患難,流離顛沛不離道,終食之間不違仁。學者如執德不弘,信道不篤,則難免華而不秀,秀而不實,不能至此階段。

「立」乃完成人格後之卓然自立,是學禮的結果,乃為仁之初步成就。故為學有成,信道彌篤後方可以立。立的表現首先是不依賴,不依賴不僅表現在生活上,物質上,也表現在心理上,精神上。如生活上不僅脫離父母而獨立,學習上也脫離師長而獨立,所謂:「當仁,不讓於師。」﹝衛卅五﹞也是禪宗六祖惠能所說:「昔日由師渡,今我當自渡」之意。其次是負責任,不怨天,不尤人;不因人成事,對人只有合作,沒有依賴;也不依物成事,不因物質環境不好而喪志;也不背過去的包袱,所謂「成事不說」﹝佾廿一﹞;更不羡慕,嫉妒。他有「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篇﹞的志氣,而不是臨淵羡魚式的崇拜。所以能夠獨立的人,孟子稱之大丈夫。

    「權」是義精仁熟,知其所以然,故能以理適事,就事審機,唯理是從,識權之所在,乃道之所在。易傳序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近乎中庸之「君子時而中」。公羊桓公十一年傳謂「權者反乎經者也」漢朝學者謂之為「反經合權」。「經」是客觀的存在,是「立」之所遵循的大經大典,「權」是主觀的判斷,是對仁義之道瞭解到精義入神時的活學活用。「立」者明大是大非,而能固守其是;「權」則審度於兩事不並存之時而能取其重。知常而不知變者為立,隨時以處中者為權。是以孟子謂:「權,然後知輕重;」「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見梁惠王上、盡心上諸篇﹞執一是立,執中是權。權者,非遷移以適情勢,識時達變,全無原則,如小人隨時逢迎而無忌憚者。王弼謂:「權者道之變,變無常體,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可豫設,尤至難者也。」

    本章要旨在訓示學者要博而能約,約而能堅,堅而能變,近乎好學,篤信,守死,善道之原則﹝見泰十三﹞。「立」之卓然自立,是基於禮﹝泰八﹞,而「權」之無適無莫,乃比乎義﹝里十﹞。以「學」來開展「立」與「權」,而以「道」範圍之。就為學之階段言之,本章可與為政篇第四章相參照,除「學」與「立」二字之意義,兩章完全一致外,「道」是志之所向及學之作用,「權」則有似於下學上達後之「從心所欲,不踰矩。」
      
三十、「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唐棣」即棠棣,是一種落葉灌木,開淡紅色小花,詩召南中有「何彼穠矣,唐棣之華。」爾雅謂:「唐棣,栘。」是薔薇科小喬木。本章所引之句應在詩經,現已不存,當時或深為人所喜愛,故為孔子弟子所常誦。本詩描寫一個遠遊的人,因為看到棠棣花在風中搖曳,想起在家的妻子。這詩既含蓄,又美麗,寫盡了離人在外,觸景生情,戀念嬌妻的情愫。孔子對弟子誦這詩所加的評語,意思深遠矇矓,表面看來是說,不去想他便無所謂遠不遠了,似乎有佛家境由心造的意思。也可以說你並沒有真的想念吧,如果真的想念的話,雖萬里之遙,又算甚麼遠呢。又可解釋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或者「心有靈犀一點通」等意思。
            經學家對本章的義理有一種說法,就是孔子所說,「道不遠人」﹝中庸第九章﹞,也是「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之意。中間關鍵在「思」,不思時只見其正,不識其反;只見事物之表面,未深入事物之實質。由理性的分析,才能識其反,方可明瞭事物之真正意義。從「夫何遠之有」的評語,鑒於孔子對子夏所說巧笑倩兮章「繪事後素」﹝佾八﹞及「賜也,可與言詩已矣!」﹝學十五﹞的讚許來看,本章的意義確在鼓勵學生運用思想。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告子章句上篇﹞本章之所見是「棠棣」,直接聯想到的是「室」,所感到的是「遠爾」。但反過來想想,想到的是甚麼?孔子未加說明,但所感到的是「何遠之有」,於是「思則得之」所聯想到的主題,不再是從棠棣花想到的在家的妻子,而是遠在天邊,近在眼前的「道」。



[1]  孟子離婁篇下: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2] 孟子離婁下篇: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 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則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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