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述而篇分章釋義
七、述而篇分章釋義
第七篇 述 而 : 共三十七章
本篇孔子自述其為學、修身、進德的態度與方法,所遭遇的問題及困難;對人的方法及其對社會價值所持之立場。教學的方法及對學生的期望。其有由弟子門生記其容貌、辭氣、儀態、及行事者,則有關乎其生活之閑適,對遭變故者之同情,對物之愛惜,對國家及個人大事之戒慎等。本篇之「據於德」一章,錢穆先生以為是整部論語之樞紐。
一、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是紹述先人遺書,以作排比取捨;「作」 是創新。「述」一般人藉好學敏求便可做到,而「作」則是創始,開闢新的領域,如在政制上制禮作樂,創建制度;在學問上發明新的學說,創建新的理論。作者非要有天縱之才,配合有利的環境,方可有所成就。如中庸第廿八章謂:「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憲問篇第四十章云:「作者七人矣。」孔子認為歷史上真正能創作的,只有堯、舜、禹、湯、文、武、及周公等七人而已。敘事有根據是「述」,好古有憑藉是「信」;用「述」可以推陳出新,「好古」並不是是古非今。孔子的思想不是從幻想中建立起來的空中樓閣,而是根據所見聞的事實及歷史的文獻分析研究而得。本篇廿七章謂:「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可見孔子並非「不作」,而是其「作」是用「信而好古」的方法,根據歷史事實綜合歸納,去發現原理原則。孔子所用的這種研究方法,過去殷朝的賢大夫老彭也曾用過。因孔子是殷人,故以「我老彭」相稱,以示親厚。
本篇所述「好古」兩章,加上一些其他崇古的篇章,如八佾篇第十六章之「射不主皮」,里仁篇第廿二章之「古者言之不出」,憲問篇第廿五章之「古之學者為己」,同篇第四十三章之「高宗諒陰」,陽貨篇第十六章之「古者民有三疾」,衛靈公篇第廿五章之「吾猶及史之闕文」等章,使人有孔子以古為師的印象。後來學者,卻因此競相以好古相尚成風,總覺得社會以古時為佳,政治上應以法古為尚。如墨子之法夏,孟子之直溯堯舜,王莽篡漢,且改漢官名為古式。其實孔子之好古是一種比較研究,其所謂法古是「擇其善者而從之。」﹝本篇廿一﹞並不是一味的以古為師,越古越好。相反的,他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罕廿二﹞所以他對將來是抱有無窮希望的。中國政治之愈來愈專制,社會文化之停滯不前,並非好古之故,而是一切定於一尊的結果。歐洲經歷六百年之黑暗時期,也就因定羅馬教廷為一尊之故。就國家來講,有敵國外患時,帝王方有勵精圖治的意願;就思想學術來說,只有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情形下,才能相激相盪,進入更高一層的文明。自從秦始皇統一全國後,歷代皇帝大都非昏即暴,或既昏又暴,無復春秋戰國各國分立時,國君之禮賢下士,謙稱「孤」、「寡人」之風。自秦開始,臣下始對君王行跪拜之禮,到清季,大臣見君且自稱奴才。直到現代,中共黨員還要做「黨的馴服工具」﹝劉少奇:共產黨員修養﹞,完全失卻君子的自立與自尊。漢武定儒家為一尊後,無復春秋時之百家爭鳴,處士橫議之學術上的榮景。孔子並沒有佛教「不二法門」﹝維摩詰經﹞及基督教「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到父那裡去。」﹝約翰福章14:6﹞的門戶之見,中庸第三十章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孔子對其所主張「未墜於地」的「文武之道」﹝張廿二﹞有無比的信心,可供人比較選擇,無意要藉國君之勢以強行其道。
二、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默而識之」一語,自宋而後因受佛學的影響,多有把這句話解釋得玄之又玄,認為「默」是思路斷,行處滅,沉潛自識,得天地本體,而認識自己真面目。其實孔子之意應只是有所見聞則存諸心,而不是入乎耳,出乎口的拿去炫耀。「識」不應只解為知曉或記誦,而應包括瞭解,研究,分析,及評判,而將所見聞吸納為自己的整體知識,進而身體力行,而成為其人格的一部份。「默」「識」兩者是心態,「學」「誨」兩者是行為,心態是行為的指導原則,是以要在「學」「誨」上產生「不厭」「不倦」的良好效果,必先培養「默」「識」的正確態度。「學而不厭」是知的先決條件,「不厭」是因其好學,所以能好學是因為樂其所學。這種學不厭的精神在論語中唯有顏回的「與言終日而不違」﹝政九﹞,「語之而不隋」﹝罕十九﹞庶幾近之。其他弟子如宰予之「晝寢」﹝公九﹞,子路之「唯恐有聞」﹝公十三﹞,雍也篇第十章所云冉求之畫地自限,均不能入「學而不厭」之列。「誨人不倦」則是孔子有教無類的行仁之方,所以「不倦」是因為「誨人」之事不僅是一種責任,而且是享受。孟子便將「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盡心章句上篇﹞列為人生三樂之一。本篇第廿三章有「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也是學不厭,誨不倦之意。
本篇所論不僅要注意教誨之事實,更要注意孔子之「不厭」及「不倦」之精神。孔子之欣賞顏回,不在他「聞一以知十」﹝公八﹞,而在他的「語之而不惰」﹝見上段﹞及「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罕二十﹞之對學習的熱衷,有易經「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意味。本節所列孔顏之學與教誨是經常的行為,即現代所說的日常事務,在這種枯燥的日常事務中能夠發現其趣味而到不惰、不厭、不倦的程度,因此而充實了生活之內容,使生命豐富而有意義。
上舉三事,是孔子身體力行能做得到的。故云:「何有於我哉。」意思是對我來說有何困難呢。另在子罕篇第十五章孔子對「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等四事也如此自許。本章所述三事重點在好學,子罕篇所述四事重點在力行,加上公冶長篇第廿七章孔子自許為忠信,正好合而為文、行、忠、信之四教﹝本篇廿四﹞。由此可知孔子之教誨,是其所成就高超人格之發揮,故有強大的感染力,親灸弟子莫不欽服景仰。
三、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學而篇第一章論君子之樂,憂樂是相對的,有樂便有憂,本章所論即君子之憂。孟子謂:「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所憂的事有:舜是人,我也是人,舜為天下所效法,他的風範傳於後世,我則變成鄉里粗人,這便是值得憂慮的事。要怎樣才能不憂慮呢?學舜就是了,這樣的話君子所擔心的事就沒有了。不合乎仁的事不去做,不合乎禮的事不去行。即使有一朝的禍患,君子也不用擔心。」﹝離寠章句下篇﹞據此憂有兩種,一是終身之憂,二是一朝之患。終身之憂孟子謂是不能瑧聖人之境,本章謂是不能修德、講學、徙義、改過,衛靈公篇第卅一章說是憂道。憂道之義有二:一是憂道之不行,此之所以孔子栖栖皇皇週遊列國以求仕之原因;二是憂道之不修,此即孟子所述以及本章所陳之義。然而不管修道或行道,只要盡力為之,一分努力便有一分收獲而日進於善,這憂不但不成其為憂,而且因學之進,道之修而日新又新,反成為樂。所謂一朝之患,是切身,為己,及現實的憂慮,如憂貧、懷居、患得患失、患人之不己知,這些都是名利之憂,君子所不應為。既有終身之憂而行仁由義,則縱使有一朝之患,君子也
不會去擔心,如顏回之「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本篇九﹞終身之憂既可因學道修業而轉變成樂,一朝之患又因君子之志道而不在意中,是以君子可以胸懷坦蕩而至於無憂之境。
修德,進學,徙義,改過四目,歸納起來只是兩綱,講學之目的在修德,是積極的精益求精;改過之結果是徙義,是消極的將缺點除去。綜合起來還是孔門的兩條大路:學習與反省。人之所以不去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主要是由於自私及懶惰;但人可以汲汲營營以謀利,奔走巴結以求名,可見為了名利等自私目的,人也可以不懶惰。這是動機問題,如何改變名利的動機使之成為道德的動機,這便是孔子之憂。事實上孔子本身並沒有這些缺點,其如此講主要用來勸勉學生。
「德」據集註所釋是「得之於吾心也。」就倫理學言之,是社會道德規條的內在化。「修德」的具體方法可落實為「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一﹞然而本章之謂修德,並非指修習外在的道德規條,而應指修明其本身固有之「明德」,如大學首章所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然而在方法上修其明德亦即「克己復禮」﹝同上﹞之意。「修德」之目的在「止於至善」,而其方法則在學,藉學以彰顯人人皆有之「明德」。「德之不修」乃因私欲或社會習氣將此原有之明德遮蔽,而「學之不講」又不能用出孝、入弟、謹信、親仁等法使之割垢磨光,不僅將來「無德而稱」﹝季十二﹞,即使人生的意義也就失去了,是為應憂之事。
「義」是人之正道,是人所應為之事,如因過失而做了不應該做的事,偏離正道,便要知過能改,回到人的正道上去。設如知道事之當為而不能為,知過又不能改,是亦為可憂之事。
講學、修德前無「能」字,而徙義、遷善前有「能」字,或因前兩者人皆可為,不涉及能力的問題,而後二者則因習氣,環境等因素而要下決心,用方法而需要用心力、智力、或毅力。
四、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燕居」即宴居,是公餘的生活。禮記有仲尼燕居及孔子閒居兩篇,內容類似。燕居時有三弟子侍側而問禮,閒居時有子夏待側而問詩,可見孔子燕居時不僅與家人相處,也包括弟子在內,可以修業問學。論語中所提到閒適的生活,莫如曾點所形容之「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廿五﹞亦皆與弟子相處,孔門中稱學生為弟子,其意就是與家人無異。鄉黨篇所記孔子在朝庭與國君、大夫、賓客相處時之小心慬慎,在鄉黨與鄉人相處時之恂恂整肅,就不是燕居時氣象。孔子燕居時並非不把公事放在心上,而是「居敬」,即公事仍在心中,但非緊急,而又不言公事於私室,可以暫時放下。然就前述禮記所引,與弟子討論詩禮及其他修業問學方面的事並不在公事之列。「申申」與「夭夭」是就弟子眼中描寫孔子閑居氣象。一般解釋是「申申言其敬,夭夭言其和。」換言之「申申」即是「望之儼然」,而「夭夭」是「即之也溫」﹝張九﹞。錢穆先生在其論語新解中說:「大樹幹條直上,申申也;嫩枝輕盈妙婉,夭夭也。」意思是既不放蕩隨便,而又安適舒泰。這就是不緊張,不憂慮,坦蕩蕩的君子之閑居生活。小人之輩閑居為不善,時時刻刻都在計較及計算,既患得,又患失,一天廿四小時都在緊張焦急中過日子,所以總是「常戚戚」﹝本篇卅六﹞,要靠抽煙,喝酒,甚至吸毒來過日子。
就上段有關「無事」之釋義,引申出一個新問題,就是人生中「等待」的時間是否算有事?現代的人花很多時間在等待上:等人、等車、等飛機等等,尤其是在等某事情發生,而人在這段時間內又無能為力,如小孩生病已經服了藥,父母在病榻旁等候退燒,這時間算不算「燕居」而以「申申如也,夭夭如也」的態度對之?乍看起來,這種事與「燕居」相比,似有不倫,但仔細想來,當人事已盡,只聽天命,也就應以平常心來應付。平時等車,等人,可以看報,聊天,看風景,以閑適的態度來消磨時間。但當等待重大的事件發生時,在無可為力的情況下,卻急得像熱鍋裡的螞蟻,便是沒有修養的表現。且看蘇格拉底死前的從容自在,可知在這種時間,「申申如也,夭夭如也」也並非不可能。
五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心理學家釋夢,說夢是人需求假想的滿足,其功用在維持睡眠之繼續進行,以免造成睡眠不足,是人的生理自衛機能之一。例如半夜腹中饑餓,便夢見大吃大喝,構成一種虛幻的滿足狀態,使不至餓醒。孔子醉心周之禮樂政制,學而不厭,所以周公的形象便在夢中浮現,以滿足其勤學的要求。呂氏春秋博志篇云:「蓋聞孔子、墨翟,晝日諷誦而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旦而問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達?何為而不成?」年老體衰便不復如青少壯時之勇猛精進,而且學而有成,已從知人至知天,順天知命,更無所求,是以淡然無欲,心情安泰,無復有夢。有些學者將夢周公釋為因孔子行道之心急切,如宋程伊川先生謂:「聖人欲行周公之道,故雖一夢寐,不忘周公。及既衰,知道之不可行,故不復夢見。」但人老患得,功業未立,大道不行,而時日迫促,心中當亦急切,應更常有周公之夢才對,所以將本章釋為行道或有未妥,應釋為學道才能符合現代對夢之功用的解釋。
六、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本章朱子認為是勉弟子求學,陳大齊教授認為是教為人,毛子水教授說是限於從政;錢穆先生覺得本章是孔子最重要之教導,可以之貫串整部論語。本章所論道、德、仁、藝,是孔子一生志業所在,故可為進德修業的指導原則,而不必將之限在某一特殊方面,對本章之解釋以朱子之集註為佳。王陽明將朱子意見作具體的發揮,傳習錄謂:「只志道一句,便含下面數句功夫自住不得。譬如做此屋,志於道是念念要去擇地鳩材,經營成箇區宅。據德,卻是經畫已成,有可據矣。依仁,卻是常常住在區宅內,便不離去。游藝,卻是要加些畫采,美此區宅。」
「志」是擇善固執,在論語中有志於學、志於仁兩種;志於學之學是學「道」,志於仁之「仁」是「道」在人性及倫理的表現,因此志於學及志於仁亦即志於道。立志要高,而高者莫過於道,本章之道並不指人道,如治道,父道,孔子之道等,而是指天道,即「修道」之道,是「朝聞道,夕死可矣。」﹝里八﹞之道,也是「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衛廿八﹞之道,是學者下學上達之目的,指形而上的宇宙本體。然就具體方面來說,道也是道路,因為它是「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朱子﹞。道也是話語,所以道的表現是「天命」及「聖人之言」﹝季八﹞。基督教聖經也有「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約翰福音1:1﹞的說法,這「道」在英文就是話語﹝Word﹞。里仁篇第四章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當然也可以說苟志於道,無惡也,就是志於道的人不會變壞。子罕篇第廿五章云:「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所以一經志於道,便如雍也篇第十五章所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一生都會走上光明的坦途。
「據」有兩義:一是仗持使不致傾跌,另一是據守使不致遺失 。「德」照集注說是「行道而有得於心」,這與現代倫理學的
Internalized Norm 的說法相符。「德」與「道」的分別是德在道內,是道在人類社會裡的凝聚,是人間的,屬世的。「據於德」就內心來說,是將所習得之道德規條據守勿失,就行為來說是持守所當行之道,使不致傾跌。既有得於心,便會見著行動而形於外;形於外的表現是視、聽、言、動中禮,所以「據於德」的表現是「立於禮」﹝泰八﹞。
「依」是不違,就是不要違背自己真實的情感。道之在人者為仁,乃人心所固有,深植於人性中,故曰「依」。德是理性的,客觀的,社會的,而仁是感情的,心理的,主觀的,個人的。「依於仁」就是要服從你的同情心,慈悲心,憐憫心而不能帶有功利及私意。如見孺子入井,必欲救之,而不存邀譽索酬之心。人生要活得真實與充實,便要服從人的良心,使一顆赤子之心不受功名利祿的污染。
「游」是涵泳從容其中,「藝」指禮、樂、射、御、書、數六藝。古之為學,首先學書數之藝,少壯習射御之技,後乃及於禮樂之文,以窮物理,以應世務,以娛性情,以張治教。不學藝則無以怡情適志;不習技則無以成事利生,不學文則無以考聖賢之成法,識事理之當然。就現在來說,人除了要能閱讀書報,計數算術,駕駛車輛,修理簡單日常機械及電器外,還要有藝術,音樂的涵養。當社會日漸進化,文化水準日高時,人在這方面的要求也會日漸提高,如習用電腦,知曉日常用具如汽車之基本原理及簡單之修理方法,能閱讀並瞭解一般家用電器之操作手冊等。這些率是平常日用之必需,而道之表現即在平常日用之間。不熟悉生活技巧,不能在平常日用之事上發現樂趣,不僅生活不便,也無法享受生活。
志道篤則能勤學進德修業,是趨善或向惡的分野。使德植其內而心不違仁,是由識入情的重要步驟。能安仁則能發現生活的樂趣與生命的意義,加以藝術的陶冶與生活技藝的熟練,必能熱愛工作,享受生活。
七、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本章之意是只要能行敬師禮的學生孔子無不加以教誨,是「有教無類」﹝衛卅八﹞的實踐。
「束脩」亦作「束修」,禮記檀弓上篇謂:「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境。」少儀篇亦謂:「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疏曰:「束脩,十脡脯也。」春秋谷梁傳隱公元年亦有「束脩之肉,不行竟中」之語。可見「束脩」古義乃是一束乾肉,毛子水教授在其論語今註今譯中謂:「古人行相見禮的時候,束脩是一種很普通的禮物。」學生之第一次進見老師,持此以為贄敬,是著重其尊師重道之禮,而不是實物的價值。「以上」之意是說比束脩更貴重的進見禮孔子也可以接受,但只要有誠意來學,再微薄的禮物也不會拒絕。「行束脩」是行束脩之禮。如周書盧辯傳謂:「魏太子及諸王等皆行束修之禮,受業於辯。」漢朝諸儒開始賦于「束脩」以其他的意思,如束身修行,結髮束修,自行束修,其至以束修為十五歲等來解釋本章,似均非原義[1]。
八、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集註云:憤者,心求通而未得;悱者,口欲言而未能。憤近於怒,悱近於怨,都是感情上的蓄積。「啟」是開,如水盈高堰,一經開啟,勢不可當。「發」是發芽滋長,指學識之增進,如草木逢春,蓬葧滋長。用現代教育的術語來說,就是要用引起動機為主的啟發式的教育法。人在「書到用時方恨少」的「困而學之」﹝季
九﹞時,常會發生這種憤、悱之心。
「舉一隅不以三隅反」是謂凡物之方形者均有四角,老師告以一角則其他三個角學生可用推理及聯想推論出來。公冶長篇第八章所云「聞一以知十」,學而篇第十五章之「告諸往而知來者」,與本章之「舉一反三」都是推理與聯想的運用。如果學生沒有做到這點,「則不復也」,便不應當再繼續下一個進度。譬如代數,教了定理,便要做習題,習題是定理的應用,是舉一反三的例子。如果學生做不來習題,表示學生對所教的並不瞭解,則繼續進度,教下一個定理便沒有意義。「不復」並不是不重復舊課程,而是不再教新課程。
總觀論語所述孔子的教學方法可分為二類,一是誘,二是激。子罕篇第十章顏淵所謂之:「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使用誘導的方法,一般學生之引起動機,主要靠良師之導引,如顏回之「既竭吾才」,「欲罷不能」,便因孔子之「循循然善誘人」﹝罕十﹞所致。本章所述是激發的方法。這方法使用比較和競爭,以激發學生見賢思齊的心理,如孟子滕文公上篇謂:「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即是一例,孔子對子路大都使用此法。
九、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情感是可感染的,一人向隅,舉座不歡。有同情心的人,如果同卓坐你旁邊的人愁容滿臉,你便無法談笑自若,飲食如常。情感是有連續性的,禮記曲禮篇謂:「哭日不歌」。禮記檀弓篇謂:「弔於人,是日不樂。」在弔祭時哭過,胸懷悲痛,相當時間內,便樂不起來,更唱不出來,這是人之常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率性」便是順其自然,也就是順乎人情。在天曰自然,在人曰人情,順天應人者,方可體仁適道。幼童之破涕為笑,雖亦屬自然,但此為矇眛之自然,當人成長後,感情發展成熟,如此便不是再自然。又或謂修養成熟時,應心如止水,平靜無波,悲境現前則悲,樂境現前則樂,事來有影,事去無痕。此說則完全抹煞情感,成為太上無情之人,非儒家之所主。
由本章可以推想孔子「長處樂」﹝里二﹞的情形;平時總要彈琴,擊磬,唱歌,無日無之,即使在顛沛流離之際,也無例外。例如播遷於衛國之際,仍然擊磬,困厄於陳蔡之間,弦歌不綴,否則一日不歌,並無特別值得記錄之處。
十、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乎。」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
『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 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 成也。」
修養有素者在得意時泰然,失意時安然。這裡所謂得意失意只是照一般人的說法,在孔子及顏淵的觀念中,並無所謂得意失意。人如才德俱備,總望有機會施展,為了達到這個願望,便會設法製造機會,這原也無可厚非,但很多人過分操切,以致不擇手段。也有人不能得用時便徘徊怨望,這都不是「舍」、「藏」的態度。當政者用人,主要用其才幹,道德只是充份條件,而非必要條件。如果有掀天揭地之才,濟世經國之略,道德即使將就一點,也無所謂。孔子許管仲以仁,而管仲並不知禮;在子張篇第十一章子夏也說:「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故有才無德,或可「用之則行」。沒有才幹,只有道德,這種人只能「平時袖手談心性,臨危一死報君王。」要能「舍之則藏」,則非才德俱備不可。孔子相信他自己合此條件,如有人用的話,必可行道濟世,故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路十﹞如沒有人用的話,也不怨天尤人,素位而行,過著「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廿五﹞逍遙自在的生活。即使因環境或其他關係不能逍遙自在,而必須過一簞食,一瓢飲,曲肱而枕,甚至顛沛流離的生活,也安之而不改其樂。「唯我與爾有是乎」一句盛譽顏回,謂在這方面顏回已經符合這標準。
子路以將帥之才自負,孔子讚顏回,子路也想要有所表現。「行三軍」[2]之「行」,與英文的Do字相似,用法很活,如本篇第七章「行朿脩」之「行」,與本章之「行」便不一樣,端視受詞而賦予以適當意義,本章之意是指揮軍隊作戰,「誰與?」是要同誰來做。子路之意是人各有才,顏回有文德,子路具武略,盛世尚文德,而當時亂世,武略更形重要。孔子乃就其所言並就子路勇武的性格施行機會教育。所引詩句出自詩經小旻之什。原詩為:「不敢暴虎,不敢馮河。」空手摶虎叫「暴虎」,大概只有傳奇人物如武松者能之,任何人與虎格鬥必定為其所傷。涉渡深河叫「馮河」,人如不識水性,不諳游泳而徒涉深河,必定淹死,形容徒有血氣之勇者不能成事。此種人不僅害身,而且壞事,其可悲者,身死還不知道這種死並不值得,所以「無悔」。「無悔」的原因便是孔子沒有說出來的該詩下二句:「人知其一,莫知其他。」只看到事情的一面,沒有認識到事物的另一面。如子路死衛國孔悝之難,集註謂:「﹝子路﹞徒知食焉不避其難之為義,而不知食輒之食為非義也。」﹝四書集註子路篇第三章註﹞「吾不與也」是針對「誰與」的答覆,即不贊同徒憑勇力的想法及做法。「必也」二字加強加強後面兩句的語氣,意思是絕不能忽略。「臨事而懼」是事情到來的時候要戒慎小心,如所引前詩最後一節:「戰戰競競,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好謀而成」是要有週密的計劃方能成事。孔子之意,指揮三軍,不僅要有勇,而且要有謀,有謀還不足,必要以戒慎恐懼之心出之,而這些正是子路粗狷性格之所無。
十一、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可求」與「不可求」的分際有二說:一說以義,另一說以命。宋程伊川先生以義論之,謂富之「可求」是以其道得之,其「不可求」是不以其道得之,即孟子所言「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滕文公章句下篇﹞之意。集註引楊氏則以為可求與不可求皆決於命,其不求者「以其在天無可求之道也。」聖人知命,知命之不可強求,故從其所好。求富之得與不得是未知之數,何必卑身下賤,為執鞭之役。而吾所好之仁道,求則得之,不求則失之,故求富不如求仁之確實。然如孔子知為執鞭之士,卑身以求確可致富時,其間亦有義在。君子之畏天命,是因其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知有天命而不畏。故可求與不可求間雖有二說,其實都是以義為依歸。
「執鞭」集註釋為「賤者之事」,然既稱為「士」則應為四民之首,較諸農工商小人之事猶勝一籌,似非指賤者。據周禮所載「執鞭之士」有二:一是天子或諸侯外出,執鞭清道者﹝周禮秋官司寇條狼氏﹞;另一為執鞭以維持巿場秩序之人﹝周禮地官大司徒司巿及胥﹞,二者均為士之下者。孔子自謙,以士之低者自譬,但不將自己貶為小人或賤者。
古時工商業不發達,一般農漁因受土地及生產工具的限制,不甚可能致富﹝至今亦然﹞。子貢、陶朱之販殖,孔子時才開始,是社會變遷所產生的新事物,尚未為一般人所普遍認識。如要富貴,唯有祿位,因祿而富,因位而貴,位愈高而祿愈多,富貴之常連在一起說,就是因為富與貴有連帶關係。先進篇第十六章所云季氏無周公之位,而其富過於周公,孔子就以為不對。本章孔子所謂求富,其途仍指出仕而言。求富要以其道,也就是求仕要以其道;孟子說:「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滕文公章句下篇﹞,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里五﹞之意。但現在我們在釋本章之義理時,不妨把範圍推廣,適用到出仕以外的商稼貨殖方面去。在現在經濟上的重商主義,政治上的民主制度之下,古時由貴致富的途徑正好翻倒過來,變成由富致貴。就是說先要有錢,才能活動及打知名度以召喚選民使其選己,所以從現代意義來說,富貴要以其道,主要是發財要用正當的手段。
本章將「富」與「所好」對立起來,「富而可求也」言外之意是富並不可求,不應該成為人生所追求的目標而成為人之「所好」,人之「所好」應是修德、講學、徒善,改過。但求富、求貴,與講學、修德並不互相排斥,如學優而仕就是富貴之途。現在的情況,人之所作不一定是其所好,生活迫人,為了養家活口,除了作奸犯科之事不可為外,甚麼事也得做。不但執鞭之士有人為之,甚至從事跑堂,看門,擦背,捏腳等也大有人在。所以求生活與從其所好並不衝突,喻於利時也可以喻於義。用現代的意義來解釋本章,應是不管做甚麼,只要不要把名利富貴作為人生的唯一目標,而要把心放在真正人生價值之所在,如此則用行舍藏皆自得,無怨無尤樂天年。
十二、 子之所慎:齊,戰,疾。
「齊」即齋戒,是誠意敬拜鬼神;「戰」是國家與別國作戰,影響官兵生死,國家存亡;「疾」,是個人健康甚至生死之所繫,故對此三者不能不慬慎從事。但本章所列三事並不概括,孔子平時一言一行,莫不慬慎,而這三事比較嚴重,所以更要注意,絕不掉以輕心。在齋戒方面,平時就要秉持敬天法祖的態度,逢到祭祀,更要澄心淨慮,祭如神在。鄉黨篇第七節云:「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此孔子慎齋之例。在戰爭方面,平時要操練演習,做好萬全的準備工作,在作戰時,更要細心策劃,敬謹執行。本篇第十章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乃慎戰之例。在疾病方面,平時就要注意飲食及運動,不幸有病時,更要慎選醫藥,細心調養;鄉黨篇第十一節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是慎疾之例。
十三、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
「韶」是舜樂,堯舜禪讓,天下為公,反映到音樂上,便是韶樂。漢書禮樂志云:「夫樂,本性情,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孔子在八佾篇第廿五章讚美韶樂:「盡美矣,又盡善也。」左傳襄公廿九年載季札見舞韶也說:「道德修為到了極點,真是偉大啊。像天之無不覆蓋,像大地之無不容納。即使有再高的德性,恐怕也再無以復加,看了這個,其他的樂舞不用再看了。」
孔子對堯舜時代的太平盛世有無限的嚮往,聞此樂而學之入迷。凡入迷之事,為之不厭,往往廢寢忘食。史記所引本章在「三月」上有「學之」二字,可見原句應是「學之三月,不知肉味。」而非「三月不知肉味。」「不知肉味」即本篇第十八章「發憤忘食」及衛靈公篇第三十章:「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之意。「三月」是言其久,並不意味真正的九十天。
音樂是藝術的一種,它不必通過日常所用的語言,而直接訴諸人的感覺,觸及人的靈魂。對藝術有涵養,藝術觸覺敏銳的人,對宇宙人生會有更深的體會,在這種情形下,一般的耳目之娛與口腹之慾,都變得不相關了。人與環境交接端賴五種感官,即聽覺、視覺、味覺、嗅覺、及觸覺,這五覺本來為人類求生所必需,無高下輕重之分。人類進入高級文明後,視覺及聽覺在學習上取得重要地位,所以主要的藝術的發展大都偏於視覺及聽覺方面。味覺藝術主要表現在烹飪上,孔子之「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鄉黨篇第八節﹞表示他在味覺藝術上還是講求的,但與高度發展的聽覺藝術相較,便不足道了。
十四、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
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 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
「夫子不為也。」
此事當發生在公元前四八九年至四八四年之間,當時衛國的國君是衛出公,名輒,衛靈公之孫,蒯瞶之子。蒯瞶原為太子,應繼承君位,因得罪靈公夫人南子而投奔衛國的敵國,晉國。衛靈公於公元前四九三年薨,晉國便以奉衛太子復位為名侵入衛國,把蒯瞶安置在衛國一個叫戚的地方,衛國石曼姑率兵去攻打,故此交鋒是以子抗父。當時衛國上下,一致同仇敵愾以抗晉,都沒批評出兵的不對。其後孔子適衛,出公對之禮遇有加,給予孔子如孟子所謂「公養之仕」的待遇,即養賢以供諮詢,略等於現在的國策顧問。冉有疑孔子站在衛君一邊,是以有此一問。孔子率弟子在衛,不可既居其國,又譏其君,這是基本禮貌。子貢為避免直接質疑地主國國君地位的合法性,故婉轉借題以問。伯夷、叔齊之事是歷史的先例,由孔子對此先例的意見即可推論適用到衛君父子上去。
伯夷、叔齊是殷朝孤竹國國君的長子及三子。伯夷為妾所生,叔齊卻是正室之子,故君命由其襲位。但叔齊以伯夷居長而要讓位,伯夷不受,逃到西周,叔齊因兄弟情深,也就跟著去了,國人遂立其中子仲遼為君。從有限的史料看來,伯夷、叔齊兄弟間的感情很好,他們寧願犧牲君位,也不肯傷害兄弟的情誼。因為兩個中有一個即君位,兄弟間的友愛便為君臣之義所取代。他們拒絕君位後,逃也逃在一起,武王起兵伐紂,又一起叩馬而諫,終於一起餓死首陽山。孝弟為仁之本,像這種始終不渝的手足之情是仁的最佳表現。「求仁」就是說他們所追求的就是保持這種親愛的手足之情,「得仁」是說他們終能保全這種友愛的天性至死不渝。「怨」因爭而起,可分兩類,一是爭之己得而由受損之對方對己之怨;另一是爭而未得將責任放在別人身上的對人之怨。夷、齊兄弟不爭而讓,而又「求仁得仁」,所以對己或對人均無怨尤。兄弟相讓與父子相爭其間誰對誰錯,答案自然就出來了,所以子頁將孔子之意見推論引用而斷定說:「夫子不為也。」
晉國霸而無道,衛國抗晉由來已久,出公之父出奔敵國而由其支持返國爭位,衛國拒絕敵國之傀儡返國為君自有其正當性。春秋三傳中之兩傳,公羊與谷梁,均對此事以「不以父命抗王命」為由而認為衛出公之舉合乎禮法。其實出公即位時只不過十餘歲,朝政由石曼姑等大臣掌管,以此大義責十餘歲之少年似有過當之嫌,而且要衛君迎父亦無視於當時的環境。夷、齊兄弟與瞶、輒父子在保全與毀滅天性間固有是非之分,然而父子關係與國家利害發生衝突時孰為優先則是問題。孝經開宗明義第一章引孔子謂:「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又第十四章也說:「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這種說法貌似把孝父與忠君的矛盾統一起來,其實這僅可適用於周朝的封建及宗法社會,因為宗法封建社會中君主便是君子階層的族長甚至是父親或祖父,故孝與忠並不相忤。但在其他社會中便有問題,孟子盡心章句上篇有一個有趣的例子,孟子弟子桃應問:「舜做天子的時候,如果他父親瞽瞍殺人,舜怎麼辦?」孟子的答覆是「舜會把天子的尊榮當作破鞋一樣的丟棄,把父親帶到東海邊人找不到的地方,父子一家快快樂樂的過一輩子。」由孟子此言可以推論子貢所斷言的孔子之意向應該是正確的。有學者便說,如果姬輒能像舜一樣為顧全父子之情而視君位如敝蹝,任由他人如當時他的叔父姬郢來攝君位,不僅顧全了父子之情,而且衛國的情況也不致如後來發展的亂成一團,而姬輒也不用逃亡外國而客死他鄉。
十五、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讀此章第一句應注意「亦」字,第二句的重點是在「不義」兩字。用正當的手段而可席豐履厚,吃酸喝辣,固然可樂,但如用不正當的手段而得富貴,倒不如過吃「疏食」,即粗礪的主食,飲清水的簡樸生活來得心安理得。心安理得是一種樂,就是「回也不改其樂」﹝雍九﹞的樂。除此外,疏食飲水,曲肱而枕,自也有其樂趣,這才是樂「亦」在其中的樂。「鐵馬將軍夜渡關,朝臣侍漏五更寒。」﹝元,高明﹞富貴功名亦有其代價。人如能滿足日食三餐,夜眠五尺的需要,不要為爭考績或拚業績而煩惱,其受用處自非權勢中人所能領會。
「在其中」句在論語中凡六出,據王夫之四書大全謂其義有二:一是以大包小,是指範圍,如為政篇第十八章及衛靈公篇第卅一章之「祿在其中」,子路篇第十八章之「直在其中」。另一是以顯含藏,是因果關係,如衛靈公篇第卅一章之「餒在其中」,子張篇第六章之「仁在其中」。本章所云之「亦在其中」不屬此兩類,蓋道與貧富之境遇並不互相包含,也無前後因果關係,人既在道中,其樂與貧富境遇全不相關。
將不義之富貴比作浮雲是一妙喻:第一是因其易聚易散,變幻無定;第二是看似絢爛,全無實質;第三是游動無根,縱使掌握,也無法予人以實在感。本句要注意「且」字,意思是既富且貴。蓋富而不貴者有之,古時以祿代耕,貴後一定富。其如浮雲者,要符合不義、得官、而又發財的三個條件。後人所說的「富貴如浮雲」是說所有的富貴都如浮雲,而非不義之富及貴如浮雲。反言之,以其道得之的富貴並不如浮雲。
耶穌慨嘆說,飛鳥有巢,狐狸有洞,但人子卻沒有安放枕頭的地方﹝參見路加福音9:58﹞。而孔子享受的生活是「曲肱而枕之。」連枕頭也沒有,要用手臂充枕頭的生活。
十六、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有學者認為本章應讀為:「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將「易」字略去,而以「亦」代之。不過學是終生之事,孔子早在十五歲便已志於學,說五十以學,似無此理。易在春秋時為士大夫所重視,史多有載記,孔子亦必知之。且左傳昭公二年載晉韓宣子受邀請到魯國去訪問,見易象與魯春秋,說了很出名的一句話:「周禮盡在魯矣!」孔子魯人,以其學問之廣博,這麼重要的典藏他未涉獵,事理上也說不過去。但論語中提到易經之處甚少,想是易本用作卜筮,以定吉凶,孔子順天行義,直道而行,吉凶是其餘事,所以他很少占卜﹝見路廿二﹞。至於易之論述性與天命,其「絜淨精微」之處,非對宇宙人生有深切瞭解,無法達到,故所罕言,是以弟子無所聞見而無記載。
史記孔子世家謂:「孔子年四十三而季氏強僭,其臣陽貨作亂專政,故孔子不得不退修詩書禮樂。」所謂「數年」,想即指此時以至五十歲間而言。而所謂「加我」,乃孔子對易己有涉獵,但尚未有充裕之時間深入。史記又謂:「孔子晚而喜易,讀易韋編三絕。」[3]嗣後孔子畢竟贊易,提出重要而精闢之見解。孔子在追述其一生求學之經過謂:「五十而知天命」﹝政四﹞,易經是「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易經說卦﹞之書,故孔子五十以後之思想與宇宙本體相接,不能不說是拜易之賜。又易研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故能見機而免於大過,易之占辭屢以「悔」、「咎」言之,即論語中「見其過而內自訟」﹝公廿六﹞及「過則勿憚改」﹝學八﹞之意。「大過」簡單說來,即指與「小過」﹝見路二﹞相對的大過。「可以無大過」乃自謙之詞,謂年五十而仍有大過,欲藉研易明理而消弭之。易經有「大過」一卦,其彖辭謂:「大過一卦就是大的過失之意」,本章之用「大過」一詞,或亦與此有關。進一步說孔子也可能用易大過一卦的卦義來說明他窮究易理的精神,其義微妙深奧。大過卦由巽下兌上組成,初上二爻為陰,中間四爻皆陽,陽剛居中,表示其堅忍獨立卓絕的志行,二陰分駐兩端,有困朿諸陽,使之不能發揮之象。故象辭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象辭據說為孔子所作,本句與中庸第十一章所引孔子之言:「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極相類似,似可推論本章所言乃孔子有意以「大過」一卦之卦辭卦象來說明他的志業。卦象顯示謂時勢雖然不宜,只要慬慎小心,堅持志行,大過終必過去,至德必勝邪惡,故孔子累次在危難中均表示:「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本篇廿二﹞「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罕五﹞這就基於研易所獲之「知天命」,雖有顛沛流離之小波折,而其道終必播諸四海而傳之後世。
十七、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雅」是正,「雅言」即正言,乃古時的官話,以別於方言土語。周公著爾雅,爾與邇同,意思是近。爾雅乃以近王都,即天子所在地之正音為標準,綜集謠俗,連比物類,使不同之五方言語,統於王都附近之正音。荀子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就是說越人慣說越語,楚人慣說楚語,而君子是統治階層,卻要說官話。我中學的國文老師,是前清的舉人,教書時說一口的藍青官話,這是清朝官吏用的特別語言,英文的Mandarin原來就是指的這種話。後來藍青官話隨滿清的統治而消失,Mandarin一詞才適用到現在的普通話或國語上去。孔子是魯人,平時與人應接想是操魯地方言,但誦詩書及教弟子,大概都是用「雅言」這種話。「書」是官書,當然用雅言。「詩」裡的雅、頌,因多用在貴族酬酢及廟堂之上,也用雅言寫作。而國風是采風之官集十二諸侯國的地方歌謠,本是方言,由周太史以雅言寫出。中國雖有不同地域的方言,但同用一種文字由來已久,此之所以中國未能如歐洲一樣,發展出不同的民族國家,而以大一統為經。「執禮」是執禮書以治人,周禮大史有「在祭祀的一天,執禮書並照其規定來安排位置。」禮記雜記下篇曰:「女子…二十歲就要舉行笄禮,由婦人『執其禮』。」就是由婦人來主持儀式。執禮時要說話,這時所說的也是雅言這種君子用的話。
十八、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為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
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音攝﹞公是楚國大夫,名沈諸梁,字子高,賢智素著,曾定白公之亂,食采於葉邑。楚國國君本來是子爵,後來僭稱王,故縣尹稱公。葉公既是楚之賢大夫,所問想無唐突之處。葉公之問,或許謂欲用孔子,但恐其太老,亦或問孔子以此年齡,尚在奔走求位,所為何來?「子路不對」,其不對答想是對孔子之聖德積學,無法形容,且子路尚勇,言語非其所長,與在微子篇第七章對丈人之言亦無法答覆一樣。
「發憤」指勤學,「樂」指修道,勤學之目的在修道,道之可樂,故學亦可樂,既然樂學,便能發憤。好學可「忘食」,樂道可「忘憂」;「忘食」故不在乎貧賤,「忘憂」則無所累於煩愁。其結果為「不知老之將至」,即忘老,忘老則不在乎死生。本句用一「將」字,意思是說此話時還未至老境,古人五十便算老,而孔子當時年已六十四,尚奔波路途中而不自覺其老。人能勤學修道可使生活充實,有充實的生活內容就覺得時間不夠用,忙著享受生活,而忘記了死亡。人最大的煩惱,莫過年華之逝去,故每感時傷逝,興「浮生若夢,為懽幾何」﹝李白春夜宴桃李園序﹞之嘆。人之怕老,主要是怕死,但人如能發憤向學,反省修身,則可忘憂,亦可忘年,把人從世間的憂愁恐懼及死亡的的陰影中解救出來,過實實在在,快快樂樂的生活,人一快樂,日子便好過,而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是結語詞,意思是就這樣說吧。
論語中孔子對自己自許之詞除本章之「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外,還有下章之「好古敏求」,本篇第二章之「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第十章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第廿三章之「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公冶長篇第廿七章之忠信好學,子罕篇第十五章之「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為酒困。」憲問篇第卅七章之「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等,都是因學生樂,力行有得之事。
十九、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本章「知」的對象指文物典章制度,及治國之道,興亡之理。「非生而知之」,並不是說一生下來便秉有這些知識。「好古」,是說喜歡研究歷史,以明治亂興亡之跡與政策得失之處,例如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佾十四﹞便是他研究夏商周三代歷史所得的結論。「敏以求之」,是努力研究,不僅知其然,而且要求其所以然。孔子在陽貨篇答覆子張問仁時說:「敏則有功」﹝陽六﹞,所以只是好古不會有甚麼結果,要加上努力才會有所成就。
成功的人,最怕別人說他是天份。愛迪生說:成功是由於一分的天份,九十九分的努力。從子貢之「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張廿四﹞開始,為了奉承孔子,不許任何人可以超越他,歷代都尊孔子為天縱之聖,說他是「生知安行」。他的好古敏求所花的血汗,被視為鼓勵後學的不由衷之言,孔子天上有知,想不會同意。因為花了如此多的血汗,卻被人一筆勾消,說是天生就如此的聰明睿智,就好像一個人有錢,不是他自己掙來的,而是繼承來的。這種說法,對學生也有不良的影響,因為一切要靠天份,所以弟子便振振有詞的說「正唯弟子不能學也。」﹝本篇卅三﹞,而失去了「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篇﹞的雄心壯志。在本章,孔子說明了他的努力,是月就月將,逐漸累積,故在學習上每一階段都有其成就:「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距。」﹝政四﹞如果孔子早死,譬如四十前便死了,則孔子尚未到不惑之年,便不成其為我們今天所崇拜的孔聖。這點孔子與釋迦及耶穌都不一樣。釋氏三十六歲悟道,彼如在此時涅槃,仍不妨其為佛教始祖;耶蘇三十四歲受難,傳道只有三年,我們說他們是天縱之聖是可以的。孔子與他們不同,孔子的成就是以好古敏求的精神繼續不斷的努力積聚而成的。
二十、子不語:怪、力、亂、神。
論語中的「語」與「言」的意義大致相通,如「食不語,寢不言」﹝鄉黨篇第八節﹞,但有些地方兩者的意思也不一樣。一般言之,主動陳述自己的意見叫「言」,回答他人或與人討論、陳述、轉播、或辯詰叫「語」。這種陳述或討論常是帶有贊同或播揚的性質,不是批判或反對。本章的意思是孔子從不對人陳述或與人討論有關「怪、力、亂、神」的事情。
「怪」是有違常識及科學的現象,一般人喜歡聽鬼故事,基督教徒講奇蹟,神蹟,異象,佛教徒講神通,這都是「怪」的例子。孔子之不語「怪」,是基於他對事物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政十七﹞,「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路三﹞及「多聞闕疑‧‧
多見闕殆」﹝政十八﹞的務實態度。
「力」是暴力,孔子之不語「力」主要是因其違反仁道的基本精神。暴力易導至自力救濟,或以其他不正當的方法來處理人際或團體間的糾紛,所以他說:「勇而無禮則亂。」﹝泰三﹞其次,血腥暴力的新聞,不管是真實的事件還是編造的故事、電影、電視,如果見得多,聽得多了,對於心靈會造成麻痺不仁,而對他人的苦難缺乏同情心,且易啟人之惡性。
「亂」就是反人倫,反道德,反秩序的行為,如犯上作亂,下流訕上之類。孔子不語「亂」是因為其違反禮的形式及精神。違反禮的形式則社會脫序,違反禮的精神則人際關係不和,必導致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社會角色之紊亂,最後是社會功能之消失與國家的滅亡。
「神」是神秘而不可知,非理智所可解釋或感官所能接觸的事物,例如天堂、地獄、前生、來世、因緣、報應等。孔子對此抱兩種態度:一是存而勿論,如孔子在八佾篇第十二章謂:「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如」便是想像其存在。孔子相信鬼神的存在,雖然「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但「體物而不可遺」﹝中庸第十六章﹞,然而對鬼神神秘不可知的部份則存而弗論,不勉強求解。二是敬而遠之,雍也篇第二十章謂:「敬鬼神而遠之。」意為人不應該把鬼神納入到日常生活中來。如將鬼神納入生活,會導人離開實際的生活的正軌,妨礙對生活中諸種問題的正確認識與理智的解決方法。例如看風水及擇日子:前者涉及空間,後者涉及時間。就看風水來說,我們居住或辦公處所在舒適,方便,及安全上有些基本上要注意的地方,但除此以外,看不出為甚麼好好的大門要封起來,而在旁邊開個小門來出入。再說擇日子。除了氣候晴雨的因素要考慮外,應該是每天都有同等價值,都是寶貴的,無吉凶高下之分。
廿一、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春秋時鄭國大夫子產於子然建議毀鄉校時曰:「議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左傳襄公卅一年,公元前542年﹞本章所語或本於此。
「三人」是一種意象性的說法,並不真正限定在三人,說「三人」主要是顧到後句的「善者」與「不善者」,加我在一起而成三之數。「行」不一定專指狹義的走在路或廣義的行為,而應解作在一起,要在一起才能加以觀察。能與我在一起者並非不相干之人,應可認識其善與不善之處。「者」字可指人,也可指事。就辭句來看,似應指人;就義理言之,則以指事較順。「擇」是觀察及選擇,觀察要深入,選擇要有標準。就人言之,不能「聽其言而信其行」,要「聽其言而觀其行」﹝公九﹞,方可從善者而以不善者為鑒,就此而言,本章與里仁篇第十七章之「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意旨相同。就事來說,要比較對方的優點或缺點。「擇其善者而從之」是將對方的優點作為正面教材,如我未具此優點,則應從而效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是將對方的缺點作為反面教材,如我有此缺失,則應革而去之。效其善而改其不善有似從師,故假借此以形容其此種學習行為,亦即子張篇第廿二章子貢謂孔子無常師之意。
本章看起來是力學,其實是反省,而且着重在行為方面。
廿二、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音推﹞是宋國司馬,名向魋。因為是宋桓公的後代,故又名桓魋。
本章的背景,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哀公三年謂:「孔子過宋,桓魋惡之。」孔子世家謂:「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故孔子發此言以慰弟子。
本章之「天」並非自然,而指有意志,識善惡,能行賞罰的上帝。「生」即陽貨篇第十九章「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的生,解作賦予。「德」在本章不指社會中的道德規律,也不指這種規律內在化所形成的行為模式,而指學識修養成熟後的一種使命感。有似於八佾篇第廿四章儀封人所說的「天將以夫子為木檡」的期待,也是子罕篇第五章子畏於匡的「天之未喪斯文」的期許。
本章最重要的一點是孔子處此危難情況下,為何有這種「桓魋無奈我何」的信心?此語與子罕篇第五章之「匡人其如予何?」之語相同,有些學者認為記述有誤。但我以為即使言詞上兩者稍有差別,其在遭遇危難時的反應相似應無疑義。乍看來這種反應似與其無憂無懼,樂天知命的修養有關。因為這種想法有似憲問篇第卅八章之「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與梁惠王下篇的「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孟子的反應也一樣。這是一種宗教情操。當人處在某種情況,甚麼力也使不上時,便將一切歸諸上天。然而細思之其間亦有不同之處,知命是一種修養,其成敗得失因委諸上天,結果不一定好或壞,但都樂意承受。而本章對桓魋及子罕篇第五章之對匡人卻是一種信心,相信其必可脫難。何以有此信心?朱子語類在釋本章時分「以理」及「以勢」兩方面來立論。以理言之,「聖人自知其理有終不能害者。」這個理當然就是「天生德於予」的理。然而「天生德於予」到底是一種自負的說法,是否真能避害並無法肯定,所以再深入研究下去時,朱子便說這是聖人的一種「直截」的說法,推究起來也應該是「未定之辭」。換句話說,以理言之,孔子此言雖然看起來斷然可以免禍,但其實並不能肯定,而以勢言之則朱子認為「害聖人甚易」。說來說去,朱子之意認為孔子這信心是假的,其言就如史記所云,目的在安慰弟子。
我認為本章在表面上孔子是依理言之,而其信心乃因為確有實力為作為倚仗。他在週遊列國時,一直維持著一所流動的學校,輾轉遷徙之中「講誦弦歌不衰」﹝史記孔子世家﹞,上引「習禮大樹下」之語,證明他隨時都在施教。而隨從弟子,個個射御嫻熟,戰技精湛,不僅子路能鬥,即使顏回,冉有,樊遲及其他弟子全都可以上陣交鋒。孔子自己射藝之精,名聞魯國。春秋時作戰以車戰為主,據孔子家語困誓篇載,當時弟子公孫儒一人就有車五乘,跟隨孔子,在孔子週遊列國時,隨行弟子時多時少,但估計不會少於三十餘人,均有車乘,能有三十至五十乘車作戰的部隊,一般家族的私人武力均不能將之小窺。春秋時地方不靖,盜匪橫行,國君被盜所殺者時有所聞。師生流轉道路多年,不僅小股盜匪不敢侵犯,即使如陳蔡大夫動員正式軍隊也只能將之圍困,而師生在糧食不繼時尚能堅守待援﹝進二﹞。桓魋雖為司馬,所能動員的大概也只有家臣僮僕,實力有限,自不能加害於孔子。據史記微子世家說孔子最後還是「微服過宋」,就是改穿不顯眼的衣服溜出去,這是孔子不願造成衝突而招至死傷的做法,不能視為膽怯遁逃。
廿三、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二三子」在古籍中用得很多,即使在論語中也有五章用及此詞。一般解釋是指眾弟子,愚以為應指與當時情況有關的人,對老師而言便指弟子,﹝左傳中此詞大都指臣子﹞,是部份而非全體,在本章則指懷疑孔子的一些弟子,翻譯成白話似應為「你們之中的一些人」。「以我為隱」謂懷疑孔子有所隱匿不教之處,國人學技一向有師傅「留一手」之說,古時亦有「教人不盡其材」而「隱其學」的老師﹝禮記學記篇﹞。顏子雖然說孔子「博我以文」﹝罕十﹞但就課程來講,除了教「詩、書、執禮」﹝本篇十七章﹞的知識,及禮、樂、射、御、書、數的技能﹝參見史記孔子世家﹞外,不僅不語「怪、力、亂、神」﹝本篇二十﹞,也不教「性與天道」﹝公十二﹞,另外與「利、命、仁」有關的題目也很少涉及﹝罕一﹞,可見孔子在講課方面確有所不及之處。「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一句,連用兩個否定辭,目的在加強語氣,重點在一個「行」字。孔門重行,陽貨篇第十九章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萬物生焉。」孔子的碩德懿行清清楚楚的表現在這裡,如山川之迤邐,四季之遞嬗,眾人都可以看見的。「與二三子」中之「與」乃以身體力行諸德為隨從諸弟子效法之意。孔子重身教,「是丘也」乃自謂重德重行是其教學中特別之處,與專談理論與學說的人不同。然而聰敏特達如顏回,仍嘆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罕十﹞子貢亦謂:「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張廿三﹞。高足弟子尚且如此,難怪陳亢之流會懷疑孔子有所不教了。故集註引呂氏曰:「聖人體道無隱,與天象昭然,莫非至教,常以示人,而人不自察。」
廿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指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這些都是當時的成書,有資料可供運用。春秋時的上層社會,祭祀需禮、樂,酬酢應答用詩,為政理民憑故典,卜筮用易。教此六經者,不僅是孔子,據國語所載,土亶教楚太子的課程中已有詩,禮,樂,春秋,故志等。孔子之教,要弟子在其言行上發生作用,例如學禮的目的在「立」,學詩的目的在「言」,而不是書本上的死知識。禮記經解篇謂: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詞比事,春秋教也。」由此可見孔子所教,並非書本上的知識,更不是農圃技藝,而是做人的學問。因此「文」是「行」的理論,而「行」便是「文」的實踐。學而篇第六章謂,「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乃明道之首要,而其結果仍在修身行道上。
「忠」、「信」是「行」中最重要的內容,是立身為人做事的基本,人如不忠不信,雖在閭里之間,亦無以行之,而「言忠信,行篤敬。」﹝衛五﹞雖蠻貊之邦,亦可行之。故學而篇第八章謂君子應「主忠信」:忠以存內,信以行外。曾子三省,除「學」以外,亦只「忠」與「信」:忠以處事,信以待人。忠信是天生之質,十室之邑必有之,而在率性入道的過程中,人往往有過與不及,故須檢點慎修,使適乎中。此種修道過程,就弟子來說,是學的過程;就孔子來說,是教的效果。
文與行互相輔助,忠與信互為表裡;而文行以忠信為基本內容,忠信則在文及行上表現。文屬於智育,行乃德育,而忠信則為群育之根本。弟子如能德智兼修,表裡如一,則庶幾近道。
廿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亡而為有,虛而為盈,約而為泰,難乎有恒矣。」
聖人、君子指貴族統治者,善人、有恆者指平民。聖人乃統治者中的終極意象,善者乃平民中德行素著之人。論語中謂聖人的特徵是能博施濟眾,有始有卒,即使堯舜也未能做得到。堯舜是孔子所崇拜的人物,尚且有憾,故實際上聖人是一種理想,實際上並不存在。君子則子賤、子產、南宮适、蘧伯玉等均曾由孔子稱為君子。「君子」乃「聖人」之具體而微者,「君子」與「聖人」間,沒有質的分別,只有量的多少。聖人不世出,故不可得而見之,如能見君子,亦可仰聖人之風采。就好像基督教中所講的上帝不得而見,看到耶穌也就可以了;皇帝一般人無緣得見,看到高官也就可以想像至尊的威勢。
後段或為孔子不同時間所說,故另加「子曰」,本章重點即在此段,其主旨在論有恆。
善人之能稱「善」,是由於其具有本能道德,如忠、信、直之類,但如因環境習俗之染而變壞,則不能再稱為善人,所以持守是很重要的,所謂「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中庸﹞,如此日就月將,把本能道德修成反省道德,方可成善。持久有賴於學,然而這種「學」非孔子所言之學,而有似於學而篇第七章子夏所言「吾必謂之學矣」及先進篇第廿四章子路所言「何必讀書,然後為學」之「學」。集註謂具美質即可成為善人,則此種善人「十室之邑」﹝公廿七﹞便可見到,不應說是「不得而見」,是以善人應指德行高超之人,故五經正義釋虞書陶謨篇對善人的定義是:「人能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
易經恆卦彖辭曰:「恆,久也。」子路篇第廿二章引南人之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故「有恆者」指能堅持其行動使之成為經常行為之人,其與「善人」的分別乃是範圍較廣,其行為不一定在道德範疇內,職業性的行為也可包括在內。然而道德意義上的「小人」或惡人則不會有恆,因為見異思遷是小人的特性之一,既「不可以久處約」,也「不可以長處樂」﹝里二﹞。「善人」雖已修養有成,「有恒者」如能就一事而持守以至終身不渝者,亦差可比擬,「斯可矣」是一種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說法,意思是也可以了。
結尾的幾句是從反面說明對「有恆」有害的行為,「亡而為有」指物質,如財富之屬,即沒有錢而假裝或自以為富有。「虛而為盈」以學問或道德而言,學問或道德不到某一標準而冒充或自以為有此標準。「約而為泰」指情緒,「約」字的解釋許慎說文解字謂為纏束,意思是心情繃得緊緊的;「泰」即子路篇及堯曰篇的「泰而不驕」的「泰」,釋作安舒、順適、寬曠,「約而為泰」意思是內心緊張,但外表卻裝作很舒泰。「為」包括有意的欺騙及無意的自滿。人要追求財富,固然要「雞鳴而起,孶孶為利。」﹝孟子盡心章句上篇﹞追求學問或道德也要朝乾夕惕,要心靈上的平安及情緒上的穩定,更要從日新又新到定靜安慮,方可有坦蕩蕩的胸襟。顏回之由孔子讚為好學是其「有若無,實若虛。」﹝泰五﹞,方可「得一善必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中庸﹞以成其「三月不違仁」的境界,一般學者如以冒充或自滿來作為追求某一事物的態度,則即使要當低級的巫醫也不成。本章之意是在告誡弟子,為學必須持之以恒,人能明乎善而固執之,固可改變氣質而成為善人。至於為學至於君子再進而向聖人之終極目標,更應持之以恒。有恒之先決條件,端在革除虛矯與自滿的習氣,過實在的生活。
廿六、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釣」是一竿一釣,「綱」是用大繩編網,繫上很多釣鈎,橫攔河流,以期大量捕漁。如漁人為生計所需,倒也無可厚非,但如人人如此貪得無厭,則不僅多殺生靈,漁源也會涸竭。「弋」是以生絲繫箭而射,下繫小石,不僅容易揀取獵物,而且在不中時可以收回所射之箭。「宿」是在窩裡的鳥,宿鳥常是在孵蛋的母鳥或未離巢的小鳥,將之射殺有違生生之道。孔子並不是不釣不弋,而是釣弋有道。
仁的表現在親親,仁民,愛物。所謂愛物乃惜物之謂。惜物一方面表現在不嗜欲過度,另一方面表現在不妨礙其生生不息之生機。前者如肉食不應過多,應適量而止,過多則不僅多殺生靈,而且有傷身體。又如衣皮草不應成為身份地位象徵,而應為在無可代替的情況下(如我國西北的游牧民族及近北極圈之愛斯基摩人)為禦寒而使用的必需品。後者謂不應殺雞取卵,竭澤而漁。在美國釣魚捕魚不可以釣捕幼魚及懷卵的成魚,而對魚蝦蟹以至其他飛禽走獸的生育地區,則加意予以維護,台灣不准炸魚電魚想必也是此意。本章是孔子在愛物方面的表現,是仁的實踐,可說是今日環保之先驅。
廿七、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
也。」
「不知而作」是妄作:即不知其實,不明其理,未達其情,而隨便發言或寫作。例如從沒去過北極,卻寫一本書叫北極遊蹤,這是不知其實的妄作。又如尚未真正的研究過孔孟學說,卻發表演講談孔孟的性善,這是不明其理的妄作。又如辛棄疾詞醜奴兒詞所形容的「少年未識愁滋味,…為賦新詞強說愁。」這是未達其情的妄作。這種人自古到今都很多,孔子說「蓋有」是保守的說法。這種人雖多,但孔子並不同他們一類,例如孔子對夏殷之禮,皆能言之,但因文獻不足,所以不敢徵之﹝見佾九﹞,可見孔子在學術上認真負責的態度。孔子說:「我無是也」,這是實話。
但也有「不知而作」者,不是妄作,而是真正用不著聞見而能創作的人,這種人的確也有。其不同於前述妄作的人,因為的確有天才,能知人之所不知,發人之所未發,這是真正的創作,有類於上帝的創造世界。例如耶穌的教訓,梵谷的繪畫,愛因斯坦的相對論,以及孔子所說的「作者七人」﹝憲四十﹞所創制的文物典章制度。他們所成就的東西,都不是當時所能聞見的東西,都是嶄新的,獨特的,劃時代的創見或創舉。在這方面,孔子雖也是其中之一,但他卻說:「我無是也」,從這方面來說,他是謙虛。
對大多數人來說,知識的來源都是先要「多聞」「多見」,即先搜集材料,然後「擇其善者」,而加以歸類,分析,歸納,而「從之」,乃在行為上的效法,「識之」乃在知識上的得出結論。用這種科學方法所得的結論不是妄作,但比真正的「不知而作」卻稍遜一籌,故曰「知之次也」。
廿八、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
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是地名,「難與言」是無法同這地方的人溝通。大概因為此鄉之人成見很深,主觀過甚。集註說「此鄉之人習於不善,難與言善。」恐是猜測之詞,很少見整個區域全都是壞人,因為一般人對此鄉之人有不講理的刻板印象,所以孔子接見一個從互鄉來的年青人時,門人便覺得迷惑。
此章疑有錯簡,原文似應為:「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進」是求上進,「與其進」是獎勵其求上進,「退」是不肯求上進;「不與」是不能加以鼓勵,「唯何甚」之意是不宜絕人太甚。「保」是守住,「不保其往」是不將其過去的刻板印象死死記住。因為互鄉這地方的人,雖說不能察納善言,但如有人願修己以求上進,便應加以鼓勵,不要計較其過去。
有些自命為君子者對有惡名者,為了避免被沾污,便對這種人躲得遠遠的,以示自己的清白;縱使這些人中有人有心要改過遷善,也不得其門而入。基督教聖經謂耶穌與稅吏在一起,使徒懷疑,耶穌便說,有病的人才要醫生,本章亦是此意。人之潔身自好,固然可嘉,誠如里仁篇第六章謂:「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但如不沾濕你的腳,如何能下田做工?中國歷史上許多半吊子儒家,就是因為太愛惜自己的羽毛,所以失去了為大眾服務的機會。一個因沒有知識而缺乏道德觀念的人,如不去接近他,如何可以影響他,讓他有上進的機會?再說人既潔己以進,便不應咎其既往;我們可以鼓勵他上進,但不要與他同流合污,這也是孔子有教無類教育原則的實踐。
廿九、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儒家仁的理想如同基督教的救贖,佛教的成佛一樣,並不是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的,而是近在方寸之間。「仁至」並非從外至內,因為仁本來具有,不用外求。欲仁而仁至,好像撥雲見日,將人本來的仁心呈現出來,反求諸身,當前即是,所以才有這麼方便,一「欲」即「至」。中庸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這道便是仁道。孟子對此更加詳細的說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側隱之心,非人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公孫丑章句上篇﹞人之所能感到的惻隱之心,不過是充沛的仁性所顯露的一點而已。孟子所舉的這個例子有很強的說服力,足資證明仁是人心本來具有。
耶穌說:「你求,我就答應;你敲門,我就給你開門。」﹝見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節﹞。所以人要得救,要成佛,要求仁,第一步便要覺得有此需要,有「欲仁」的動機。一般人為甚麼沒有「欲仁」的動機呢?主要是貪戀世間的功名利祿,人本來的仁心,被外界的名利自私的心蒙蔽了,絕大部份的人就安於自己的名利,沒有「欲仁」之心。要有「欲仁」的動機,主要先必需知仁,知仁是認識吾心有此仁,也要知道仁的好處,更要瞭解是甚麼物事把吾心的本心遮蔽了,如此產生了「欲仁」的動機,然後可以從事使「仁至」的工夫。
里仁篇第六章謂:「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如果「欲仁」便會「用其力於仁」,而這種力是輕省的,誰都可以從事,不會有「力不足」的問題。孟子在梁惠王章句上篇有一段大意謂:「挾泰山以超北海,是沒有辦法做到的事,為年老的人折取樹枝,這是很容易做到的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像為年老的人折取樹枝一樣的容易,不做是不肯做,而不是不能做。」老吾老,幼吾幼是仁心的本體,人人都有,這是天生,無需學而知之,更不是困而知之,也無需勉強而行之。及人之老與及人之幼便是仁心的發揚,只要順仁心之意向而行,也並不困難。如此一日用力於仁,便有一日的成就,只要不自己設限,仁便自然來到了。
三十、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陳」是春秋時的陳國,「司敗」是陳國的官名,此官只有陳、楚才有,等於魯國的司寇,是管理緝捕盜賊之官。巫馬期是孔子弟子,當時隨孔子在陳。「揖‧‧而進之」是孔子見陳司敗時,巫馬期在側,孔子退,當隨同退,但陳司敗欲與語,故「揖而進之」,就是故意留他下來。是時魯國季氏擅權,昭公被逐,流亡在外。陳司敗之問,一般以為目的在貶昭公,諂季氏。說魯昭公「知禮」,是謂昭公習於威儀之節,時人以為知禮﹝參看左傳昭公五年﹞。陳司敗說昭公不知禮,理由是「君取於吳為同姓」﹝參看左傳昭公十二年﹞,是因昭公娶吳國之姬孟子為妻。周制同姓不婚,魯為周公之後,吳為太伯之後,都姓姬,通婚於禮未合。「謂之吳孟子」,春秋時國君夫人的稱號,一般將其所自之國名後加其本姓,魯娶於吳,原應稱「吳姬」,魯昭公作表面之掩飾,隱其姓而稱其名,稱之為「吳孟子」。這事當時是一件醜聞,重大違禮事件,無人不知。陳司敗之問,是明知故問,有譏魯,諂季氏,及詰難孔子之意。孔子之答,實出乎其意表之外。「知禮」二字,含義甚豐:第一、尊公室,諱言昭公違禮之事,故言「知禮」是為君諱,是亦禮也;第二、暗示昭公娶吳孟子之舉,實有其不得已之苦衷,陳司敗以此責昭公,如知其情,則為不仁,如不知其情,則為無知;第三、確定周禮在魯,陳楚南陲之國不能與之相比,陳司敗徒知禮之大要,其精微變化之處,則未及之;第四、貶季氏僭越逐昭公之舉,並警陳司敗不得諂季氏。「君子不黨」是當時的一句俗語,與衛靈公篇第廿一章的君子「群而不黨」有相同的意義,意思是孔子與昭公為同黨,相助隱匿其為違禮之事,暗示孔子不能稱為君子。孔子並不針鋒相對反駁,亦不反唇相譏。所謂「苟有過」之「過」,一般學者均以為指其答「知禮」而言,乃為昭公諱而願受過。愚以為此所謂之「過」,乃指陳司敗列孔子為昭公之同黨而言。如助國君是「黨」,則諂媚犯上作亂之季氏如陳司敗之流乃更屬小人之尤。如為君諱是「過」,則圖取悅僭越之季氏者更是罪大惡極。子張篇第廿一章引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這話表示當時在上層社會君子階層一般有此想法,子貢引而言之。孔子最後兩句,提醒陳司敗即在其過「人必知之」一事上而論,孔子亦不失為君子。表面上孔子認錯,事實上則對陳司敗予以不著痕跡之反駁。
卅一、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史記孔子世家謂:「詩三百篇,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與人歌」在史記孔子世家記為「使人歌」,就是叫人唱歌。劉氏正義據此引申為教弟子唱歌,其有合韶、武、雅、頌之音者,「必使反之」即命其再唱一遍。「而後和之」乃唱完後自己也同他一起唱。所謂「善」不僅是合韶、武、雅、頌之音,循拍合調,此外還要把歌詞裡的感情表現出來,唱得曼妙,雄壯,或莊嚴。「和」是合唱,但皇疏引衛琯云:「禮無不答,歌以和相答也。」何晏也說「使重歌而後自和之。」照此言之,和歌是對方唱完,孔子答唱,有點像客家人的對口山歌。然而和歌還有另一個意義,像現在的合唱團的唱法有合唱與齊唱,齊唱是詞句,節拍,曲調完全相同;而合唱前後錯雜,高低不一,使之相輔相成而成為一首結構完美的樂章。孔子時代音樂還沒有發展到這地步,所謂「和」,如果不是先後唱,便是一齊唱。
由此章可見孔子對音樂之愛好。
卅二、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及「文行忠信」的文,指詩書禮易為內容的文獻典章。「莫」本來應該是否定詞,本章應釋為疑問詞,有或許,也許之意。孔子覺得自己在知識方面,或許可以勉強與他人比較,這是「夏禮吾能言之,…殷禮吾能言之」﹝佾九﹞自負的一種謙虛說法。「躬行君子」,即身體力行君子之道,孔子覺得在這方面,便完全就沒有心得了,這是「君子之道三,我無能焉」﹝憲三十﹞的真實感覺。
一個人修為越高,覺得自己缺點越多,虛雲老和尚一生常唸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老僧罪孽深重。」真正深信基督教的信徒總覺自己一身是罪而痛哭流涕,他們的在德行上虧欠的感覺是真實的。社會中有人因官大錢多地位高而被人諛為德高望重,而這些人也便沾沾自喜而儼然以有道之君子自居。基督教裡也有不在少數信徒自以為聖
(Holier than thou),以至殘忍的迫害異教徒或無神論者,他們忘記了耶穌對那些摔石頭打妓女的群眾說過,你們誰沒有犯過罪的誰就可用石頭打她﹝約翰福章第八章第七節﹞。所以我們當責備他人時,必須先要想想自己,如果能有孔子這種的想法,才容易寬恕及原諒別人。
卅三、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為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
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春秋時一般人對「仁」的觀念是忠厚樸質,如公冶長篇第四章謂:「雍也,仁而不佞。」及同篇第七章孟武伯以子路、冉有、公西華等為仁。對「聖」的觀念是才德均優,才以治國,德可服眾,如史記孔子世家載孟僖子稱孔子先人弗公何為「聖人」,因其輔佐宋國三君之功及始終恭順之德。至孔子則將「仁」與「聖」標準推高而為一般學者所難企及,是以弟子中除顏回外其餘均未能稱仁,先賢中亦唯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及管仲之「如其仁」可以稱仁。聖則以仁之標準而亦加高之,且需得位以制禮作樂,博施濟眾,即使以堯舜之道德功業猶有不足之憾。當時有很多人都以孔子為仁及聖﹝罕六﹞,故孔子聞知時便謙稱「豈敢」。「可謂云爾已矣」意思是就只有學不厭,誨不倦兩點,也就這麼說吧。
孔子雖謂不敢當「聖與仁」之稱,而自許為「為之不厭,誨人不倦。」「為之」是朝仁聖之道去做,「誨人」乃以仁聖之道以教弟子,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雍廿八﹞正好是仁的表現。「不厭」「不倦」是樂在其中,因之沉迷而不自覺。弟子中只有一個顏回能「語之而不惰」﹝罕十九﹞,其他如冉有、子路等均為高足弟子,而前者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雍十﹞後者又「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公十三﹞而宰予更是因怠隋而「晝寢」﹝公九﹞,因此公西華說這種不厭不倦的努力,仁聖之道方可獲致,這正是弟子們無法學習之處。
孟子中有類似本章的記載,公孫丑上篇謂:「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孟子中之子貢以仁且智為聖,與論語所論之標準不甚相符。論語中之聖乃具仁德後而又能博施濟眾﹝雍廿八﹞,亦即君子之進階﹝本篇廿五﹞,以君子之德愈加充實而能發出光輝以施澤人民並嘉惠後世。孔子不僅不敢自許為仁,且謂「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見上章﹞因未得位行道,無濟眾化民之業,所以他真實的感到難以企及聖的標準,這是「有若無,實若虛。」﹝泰五﹞的表現,並非故意謙讓。孔子雖失位,而天以夫子為木鐸﹝佾廿四﹞,即在其流轉道途之間,散播其學說,如滔滔濁浪中之一股清流,而金聲玉振,集古之大成,是以「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聲名揚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之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中庸第三十章﹞如此聖德,不唯當時之弟子不能學,幾千年來,在中國亦無人可以超越其成就及影響。
卅四、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
神祗。』」子曰:「丘之禱久矣。」
「疾」是生病,「病」是病得很嚴重。古時疾病都以為是鬼神作祟,故有病時要求神禳解。孔子問「有諸」是問在禮制上禳解之事有無根據,而不是迷信鬼神作祟。如果有根據則代人禱告是否亦有來源。子路對曰:「有之」,其根據大概是周禮小宗伯中的「大災,執事禱祠於上下神示。」又云:「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 五曰禱,六曰誄。」「誄」原是對死者的哀詞,本章之「誄」學者以為是「讄」之誤,此乃施於生者,就其平生累積之善行,求告鬼神以祈福。就此而言,子路之禱,乃就孔子充沛之德行,祈請神祗對其消災免禍。
禱告有多種形式。最通常的就是一般人的求妻、財、子、祿,這種的禱告
是與神做買賣。例如請求神祗,如能中六合彩,就要與他重修廟宇,再塑金身。這是愚夫愚婦之妄求,非本章所謂之禱。其次乃集註所釋的「悔過遷善以祈神之佑」。孔子相信天地鬼神,而天地神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中庸第十六章﹞人戴天履地,未有不與神明交感者。然感通在於平日,不在急時。若平日素行不合神明之道,急時乃求神祗,不惟厚誣神祗,亦且苟生惜命,非君子之所應為。還有一種禱告是基督教耶穌所說的,禱告中不要求衣求食,要求上帝的國。綜合出名的禱告詞,如耶穌主禱詞、十字架上最後的祈禱、華盛頓著名的晚禱詞,麥克阿瑟為子祈禱詞等,其特徵不外兩點:第一是不泥於物質的層面,要進入精神及靈魂的層面,求神賜給寬恕、容忍、智慧、勇氣、平安、喜樂等;第二是不以自己為中心,而是以他人為中心,如求神保護國家領導人,賜福給國家,不要降罰給我之仇敵,他人之疾病得痊癒等。孔子下學上達,不憂,不懼,不惑,秉忠信之德,以寬恕為懷,可謂做到了前一點。其秉仁民愛物之懷,抱博施濟眾之志,教不厭,學不倦,可謂做到了後一點。因此孔子雖未在急時具禱之形,而在平日即有禱之實,故云:「丘之禱久矣!」
卅五、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本章論禮的形式應尚奢或尚儉,而由此兩者容易產生的流弊論之。有些學者把它適用到其他如財用、生活、社會風氣等方面去,似非孔子本意。好像人富而易生驕一樣,人行禮從奢時易流於「不孫」,「不孫」即不遜,是孔子嫉惡的惡德之一。在憲問篇第四十六章責備原壤謂:「幼而不孫弟」;在陽貨篇第廿五章說女子與小人之難養,也謂「近之則不孫」,同篇第廿四章子貢也說:「惡不孫以為勇者」。因為不遜不僅有違君子之謙德,而且違禮,因之肇僭逆、犯上、作亂之機。不孫雖由奢而來,但奢不一定就生不孫。只要合禮,從奢也未嘗不可。以祭典時所戴的帽子為例,在衛靈公篇第十章孔子要「服周之冕」,便因為周冕華麗高貴。在泰伯篇第廿一章他稱讚夏禹其它地方節儉,而祭祀時則「致美乎黻冕」。所以奢並沒有甚麼不好,因奢而生不孫才不好。如管仲之有三歸反坫,臧文仲之山節藻梲,均由奢而流於僭,孔子譏之。「固」即固陋,因省錢而忽略了禮所應為之事便是固陋。如人貧之易生怨,人之行禮從「儉」時則易流於固陋。春秋一般均以為孔子重禮尚奢,史紀孔子世家載晏嬰批評孔子謂:「夫儒者‧‧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其實孔子主張應奢時可以奢,應儉時也應當儉,子罕篇第三章謂:「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但奢不能流於不孫,儉不能變成固陋。如兩害相權取其輕,在上述奢與儉兩種流弊中一定選取其一時,仍以從儉為佳,因為由者入不孫時便陵人,而由儉所生的固陋只是自守,是以八佾篇第四章云:「禮,與其奢也,寧儉。」
卅六、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本章之君子、小人是以德言,「坦」是平,「蕩蕩」是大,平則心無渣滓,蕩則胸襟開闊。要如此主要在做到君子的三不﹝憲三十﹞:不憂、不懼、不惑。樂天知命故不憂,不損人利己故不懼,喜怒哀樂得其中故不惑。樂天知命者仁民愛物,熱愛生活,愛惜生命,對成敗、貧富、貴賤不縈於懷,隨緣素位,樂其天年。不損人利己者無罪惡感,其所得之名利權位,靠自己的努力,以其道得之,不僅穩當,而且心安。喜怒哀樂愛憎得其中者,能喜能哀,敢愛敢憎,當下解決,沒有感情的負擔,其思想及判斷不受情緒的支配,而情感也不依附在得失榮辱的利害關係上。如婦哭亡夫,應該是純情的,而不是想到以後的生活等問題,這就是孟子所謂的赤子之心,也是耶穌所說的小孩子的形象。有坦蕩的胸襟,便有穩定感,安全感,和秩序感,心理自然平靜快樂。「戚戚」是迫促,小人精神上總覺得有壓力,患得患失,蓄怒寄怨則心不能平;追奔逐利,自私為己則心無法放。故小人既憂又懼又惑,三者相互作用,一事滯胸,憂懼惑俱至,一生總在憂愁及算計中渡日,總覺眼前無路可走,因此而「常戚戚﹝音基﹞」。
卅七、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鄉黨一篇可視為本章註腳。
正確的儀態、容貌、言語可使交接的對方對你尊敬,信任,親厚。「溫」指態度,「威」指儀容,「恭」指語言行動。弟子們受孔子之教誨,多有相似的論述,如子張篇第九章引子夏謂:「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儼然」是容貌的端莊,「溫」是顏色的和靄,「厲」是講話的切題。泰伯篇第四章曾子有言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其中「動容貌」是儀容,「正顏色」是態度,而「出辭氣」則是言語。
「溫而厲」是態度溫和而切合禮數,「厲」是曾子所謂「正顏色」的「正」。溫和必須出於仁心,基於誠意,老安少懷,如冬陽之熙,如春雨之潤。學而篇第十章所述「溫、良、恭、儉、讓」,季氏篇第十章所謂:「君子有九思」中之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均為孔子對人態度溫和之例,但溫和不是一味順從,憲問篇第八章謂:「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所以態度雖然溫和,但需正當合禮。
「威而不猛」是儀容,堯曰篇第二章對此句的解釋是:「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威」是望之儼然,要使人望之儼然,第一是要「尊其瞻視」;不管行、坐、做事,都要維持正確的姿勢,如鄉黨篇謂:「升車,必正立執綏」及「席不正不坐」。另一要求便是要「正其衣冠」,即服裝要整齊,要適時適地適情況。如同篇中謂:「不以紺緅飾,‧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及「齊 ,必有明衣。」除了外表,內心也必須有莊嚴和自尊。威者不必猛,但易流於猛,有猛便有了侵略性及威脅性。當你自己有了莊嚴和自尊時,也需知道對方也有莊嚴和自尊,侵略和威脅便干涉了對方的莊嚴和自尊。
「恭而安」指言語動作,「恭」是禮的表現之一,學而篇第十三章有子曰:「恭近於禮」,意思是要有敬,沒有敬在內的恭便會如公冶長篇第廿四章所謂的:「巧言,令色,足恭。」同時也要有節,因為「恭而無禮則勞」﹝泰二﹞。禮使恭在言行上的表現恰到好處,無過與不及,這樣便可使施與受之人都覺得妥善而安心。所以要做到「恭而安」,便要恭而適禮。
正確的儀態是學習而得,沒有人生而知之,天生便「動容周旋中禮」﹝孟子盡心章句下篇﹞者,唯聖人能之。學習時不但要習洒埽應對進退之節,而且要明孝弟忠信之義,有內涵方可以誠於中,形於外,所以弟子學時要文質並重,內外兼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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