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陽貨篇分章釋義
十七、陽貨篇分章釋義
第十七篇 陽 貨 : 共二十六章
本篇各章論人之本性及習慣,為政五德,六言六蔽,及孔子出仕諸事。文體略與季氏篇同。第四章子之武城及第七章佛肸召對話時呼「夫子」,據考證乃戰國時語,春秋時無之,故本篇疑為戰國時孔門再傳弟子所輯。
一、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左傳無陽貨其人,或即是季桓子家臣陽虎,此人曾囚季桓子而專魯國國政。季氏當時是司徒,下設大夫二人,陽貨或係其中之一,即孔子在季氏篇第二章所謂「家臣掌管國政」者。「欲見孔子」是要把孔子找去見他,而不是他去見孔子。「歸」即饋,是送禮之意,「歸孔子豚」是遣人送孔子豬肉。照禮記玉藻篇所戴古禮,「大夫親自賞賜物件給士,士要拜受,再到大夫家去拜謝。」按禮孔子應回拜謝賜,陽貨便想乘此機會見面。「時」解作伺,「亡」是不在,「時其亡也,往拜之。」孔子不想與他見面,伺陽貨不在家時去回拜。「塗」即途,「遇諸塗」是說在路上碰到了陽貨。
「來,予與爾言。」語氣倨傲。接著陽貨所說的話諷刺中帶有教訓的意味。孔子以博學與行仁聞於世,陽貨即就此二者來說。公冶長篇第十八章云:「未知,焉得仁?」可見孔子認為知是仁的先決條件,故仁者必有知。陽貨認為不仕便不夠資格為仁;也不夠資格稱知。不夠資格為仁是因為孔子「懷其寶而迷其邦。」衛靈公篇第六章謂:「蘧伯玉真夠君子,國家太平時便出仕,政治紊亂時便可以收藏起來。」這收藏的東西就是本章所說之「寶」,指孔子高超的道德與卓越的才能。有這種本事便應該出而用以行道,但孔子卻「迷其邦」,在自己的國家裡不肯出仕而任國家迷亂,不把人民的疾苦放在心上,怎麼算得上仁呢?「好從事」是喜歡從政,「亟失時」是總是失去機會,一個有知識、有智慧、能思想、知抉擇的人,應該具有把握機會來實現自己理想的能力,沒有這種能力當然便不能算是「知」。陽虎的三個「曰」是自問自答,因為答案很簡單明瞭,用不著等孔子回答。這番話暗示他就是孔子從政之路,是孔子用其所學的機會,必須經由他才能證明孔子的仁,才能稱得上真正的知。
陽貨一方面以行仁之大義來責孔子,另一方又以「日月逝矣,歲不我與」的話以訴諸孔子的感情,孔子當時年四十七,猶未出仕,在這方面的感觸想是很敏銳,所以有「逝者如斯夫。」﹝罕十六﹞之嘆。可見陽貨對孔子之瞭解相當深入,能出此言亦可證明此人並非泛泛之輩。孔子之不為所動是因為其為家臣僭位以執國政,於禮未洽,於事亦未能久。史記孔子世家謂:「魯自大夫以下皆僭,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可見孔子在邦無道時,不僅可卷而懷之,而且發展出一條自己的創造性之途徑,以為世用,不僅有益當時,而且嘉惠千秋萬世。
孔子的答覆,本章之記述者用「孔子曰」三個字來強調,以示與上節陽貨自問自答有別。「諾,吾將仕矣。」這答覆是應付,大概因為陽貨此時有權,不得不爾。在論語中孔子因為禮貌或基於特殊情況,作表面應付的事不止這一椿,例如述而篇第三十章「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即是一例。本章暗示了明哲保身的意義,孔子對上級可以「犯之」,對平輩或後輩,可以「鳴鼓而攻之」,但對一些真正有權有勢的人物,也可以虛與委蛇。當一個人在「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的時候,你再義正辭嚴,可就要人頭落地,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保全性命為上策。有些人對大陸一些學者在中共整風反右時的表現不肯體諒,責備他們在政治運動中的表態逢迎,有損中國傳統讀書人的骨氣,實在是誤會了讀書人應有的骨氣是甚麼。
佛肸以中牟畔,公山弗擾以費畔,後者且與陽貨同執季桓子,兩人召孔子而欲往,陽貨以陪臣執國命欲用之而拒見。左傳定公八年:晉林楚對季桓子曰:「陽虎掌管國家大事,魯國服他,反對他的便會招致死亡。」故孔子之迎拒去就間,當有其適中從權之處,其究竟不得而知,或因當時魯國不僅已目無君主,且大夫之權炳亦已下移,出仕乃助陽貨之僭越,而孔子亦知其為時有限,故不願同流,而損正道。後陽虎竟叛,敗而奔齊。但魯定公八年﹝公元前502年﹞孔子五十歲時,公山不狃以費畔季氏,召孔子,六十一歲時,佛肸以中牟叛,召孔子,兩次他都想去,所以用適中從權之說來解釋孔子此種行為,亦有未妥。愚意以為陽貨要孔子出仕時尚為盛年,將來尚有起用的機會,是以比較不願遷就現實,後乃於五十歲時為魯司寇。
二、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論語論「性」僅有兩處,除本章外便是公冶長篇第十二章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而聞」之句。由此僅有之兩章中,可以推論出兩個重要之點:
一、性是抽象的:因為「仁」乃孔子所罕言,而「性」較「仁」尤為難以描述,以至於弟子「不可得而聞」的程度,以孔子「誨人不倦」﹝述二﹞及「循循然善誘人」﹝罕十﹞的教學態度,不是極端深奧難知是不會不教弟子的。二、性是重要的:本章之性指人性,「相近」之意,即人所共同秉有,是人之所以為人的要素,所以重要。
性是甚麼?就孔子所言及孟子所引申,可分四點言之:
一、性與生俱來,不因環境或教育而有所更改或增減。荀子在性惡篇說:「性乃自然所成就,無法通過學習來獲得,也不可以用其他人為的方法來養成。」但人之秉賦如聰明才智,遺傳如高矮肥瘦,本能如索食求偶等,均不能說是性。
二、本章之性乃指人性,既言人性,便與物性及動物性有所區別。人為物質所構成,故有物性;亦由動物演化而來,故具動物性。物性是動者恒動,靜者恒靜的隋性;動物性為求生存的競爭性,均不能算為孔子所謂之性。有的人以為避苦趨樂是人的天性,但這是習性,也非人的本性。有的人以為人的良知與道德感是人的天性,但這也只看到性的表現,而非性之本質。現代心理學所研究之對象,人的心理活動,並非人所特有。事實上心理學常用動物來研究,而將其結果應用到人上去。所以人的心理活動,如情緒之變化、學習的能力、自我的觀念等都不能算是人性。
三、性是人人皆有,不因人之肉體結構及心理狀況,出身與教育程度而有不同,如有不同,便不能說「相近」。宋儒釋「相近」,認為有不同之處才叫相近,但從孔子言論觀之,孔子說相近,等於是相同之意;從這點引申,可以得到性的一個重要的特徵,就是性是絕對的;絕對的事物乃非善非惡,無善無惡。孟子主性善,而荀子道性惡,兩人均未認識到性的絕對性,而以相對的觀念來範圍它。絕對的事物不能用相對的觀念去範圍,一經範圍便失去其絕對性。
四、性可以釋為善、真、美未發之前的狀態,超越世間是非善惡的標準。因其是先天的,所以在給予社會價值評估,使其成為相對的觀念時,不得不將它歸於真善美的一方。將先天的事物歸於正面的價值就好像子女之對父母一樣,子女不得不站在父母的一方。從邏輯上來說,先天之事物如沒有價值便不可能存在,基督教聖經創世紀裡謂上帝創造萬物,祂看著都是好的。同理,性善的觀念反推上去也應該居於正面的一方,善都是一樣的,而不善便形色極多,故相近之性應該是善,而相遠之習可能為善或不善。
孟子在離婁章句下篇謂:「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人與禽獸的這一點點的不同,便是人人皆秉有而又相類似的性。孟子又在告子章句上篇之「牛山之木」一章中,用譬喻描述得很切近。其所說的仁、義、禮、智是四端,是人性的端倪,而不是人性的本體。由此四端,可以推論到其中必有發生此四端之最後因的存在。如見芽之萌,可知地裡必有種子;如見泉之達,可知其內必有源頭。性雖然是絕對的,難以用言詞形容,一落言栓,便失去其絕對性而失其本體,但仍不妨以前賢的言語來加以描述,使我們對它有一點週邊的概念。論語中孔子雖未直接說出仁是人性中相近之物,是人類的公分母,但從其所講的一些話中,可以推論出他有這觀念。如述而篇第廿九章謂「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顏淵篇第一章謂「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仁既然不遠,為仁又在自己,唯一的可能就是仁就在人的固有之人性裡。里仁篇第六章說:「我還沒有看到過,一個人真有一天決心行仁,而力量不夠的。」意思是不管聰明才智,賢愚不肖,只要用力於仁,便可到達仁的境界。如非人本來所秉有,何以會如此方便?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故性乃是天所賦與,為天道之一部份。基督教聖經亦謂上帝以其形象來造人。因為上帝是純精神體,故所謂形象,不能釋為人之五官四肢,而意為秉有與上帝相同的秉質。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雖是德,但好生之德,是人與生物所共有,不是仁。仁是人類所秉相近之性。基督教說上帝就是愛,愛因為近仁,所以我們可以說基督教的上帝,便是人類的公分母,是人性。佛教有人說「狗子也有佛性」,從這點可以說有些佛教徒的佛性觀念,類似易經所說的生,而不是孔子所說的性。因為性是人類所特有,不與動物所共同。
人之性既相近,是人類特有之共同遺傳因子,而人生來便有此性,是以小孩未經社會習氣污染,故其性最全最真。孟子在離婁下篇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耶穌也說,人若不變成小孩子的形象,不可以進天國。所以要研究人性,除了從孟子所說的四端去追尋外,還可以從兒童身上去觀察。
性就如一粒種子,它潛藏著抽枝散葉的能力。這種潛力在陽光雨露中滋長發育,雖然同是一種,但因水份土壤之不同而長成不同的樣式。人在其特有的環境中成長學習,對不同的刺激產生不同的反應,這反應常根據個人的成長環境及教育等的不同而有差異。把個人的這種反應綜合起來,便是某特定個人的個性。這就是孔子所謂的「習」。所以習是個人在環境中對環境的特有反應。孟子在告子上篇說:「把大麥種子播下,用土蓋上,同樣的土地,同時播植,蓬勃生長,時間到時都熟了。要是有不同,是因為土也有肥沃貧瘠,雨露的滋養隨地點而有厚薄,還有就是所下的功夫不一樣。」他又說:「豐稔年歲成長的子弟多懶惰,災荒年頭成長的子弟多暴戾,不是天生下來本質就如此,而是因為環境的影響而陷溺了他們的心理使然。」在這裡孟子把心來代替孔子的習。習之相遠,就如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樣。
習是可以培養,可以改變的,培養或改變人的行為端賴教育,也是孔子所最重視的「學」。習之相去甚遠,有多遠呢?就合群一事來說,在論語中,有人是「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先廿四﹞;而有的卻「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衛十六﹞就個人的活動來說,孟子所舉例子中有孳孳為善的堯舜之徒,也有的是孳孳為利的盜跖之徒。相遠的習是一個可以掌握控制的過程。掌控的力量先是在家庭,成長後是個人自己及社會。在一個社會中,習相遠不是問題,相悖才會造成問題。所以家庭及社會的教育,不僅是要護持相近之性,使之在「率性」、「修道」的教學過程中,與「天命」之「性」相符,保留其本來之善;而且要引導其「習」,向和諧方向發展,使與他人及社會不相悖及不相害。孟子在盡心篇中所發展出來的盡心知性的理論,是孔子性同習異理論的發揚光大。
性與習,先天與後天,相互作用而構成一個完整的人格。性的相同使人類有一個基本的連繫,因而使人與人間有「我們不能與鳥獸共同群居,我們不和人類在一起還可以同誰在一起生活呢?」﹝微七﹞的親切感。習的相異使人成為一個開放體系,而不是一個封閉體系。因為是開放體系,所以各人根據其自由意志而有揮灑的餘地,發展出不同的個性及從事不同的行為,而使世界多采多姿。如果是封閉的體系,則人人都如工蟻,思想行為都受一個法則嚴格的控制,如此則人也不成其為人。但習的發展要順性,不能逆性。中庸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習」需要良好的教育來扶助,順著人性的方向發展方可入道。發展的結果一方面使個人在環境中成為獨立的個體,養成健康的自我,即孔子所謂之「三十而立」﹝政四﹞及顏回之所謂「如有所立,卓爾。」﹝罕十﹞一方面又以「人能弘道」﹝衛廿八﹞的方式轉而去體仁見性,發揚人性的光輝。性與習的調和使人成為一個完整的人,沒有分裂的人格,這就是天人合一在人身的表現。
宋儒認為性有性之本,有似本章孔子所指之性,或孟子道性善之性。性之本是純善的,而氣質之性則有善惡之分。性之本是全人類是一樣的,故相同。而氣質之性則可善可惡,但苖之始發,泉之始湧,相去不遠,故曰相近。照現代的心理學家看來,人類的天性是人類為求生存,長期在適應環境中積累下來,在人的遺傳中種下的因子。基本的有合群性,即道德感與愛(如母子之愛)的本性。性中亦應包括由動物性所遺留的競爭性,即侵略與自衛的本性,及由物質所生的惰性。後兩者雖有時牽制人性,但有時也發生輔助,平衡的作用。在進化過程中,動物性克服了物性,而人性又戰勝了動物性,如其不然,人便無法進化為人。性並不包括一些遺傳的因子,如使用左手或右手,聰明才智的愚劣高下,身材的高矮胖瘦,或對某種疾病容易感染等。像這種遺傳上的特質或者可稱之為資稟。孔子所謂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上智,下愚均包括在內,而不能與性與習混淆。
三、子曰:「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古本本章與上章原為一章,朱子將之另分為一章。「上知」與「下愚」並非上章所謂之「性」,也非「習」,而屬資質稟賦,即通常所謂的聰明才智,與雍也篇第十九章之「中等資質以上的人,領悟力強,可教以高深的道理;中等資質以下的人,領悟力差,不能教以高深的道理。」意義相似,但「上知」指中等資質以上而更上,而「下愚」則指中等資質以下而更下。「不移」較不能教以高深的道理之語氣更為強烈,乃無可施教之意。就孔子「有教無類」﹝衛卅八﹞的立塲,似乎不應該講這種決絕的話,或者他另意有所指。可能他言外之意是所有人之中,除了這兩種非常少數的人外,其他都可施教,任何教者不得以任何理由說一個人無可救藥,任何學者也不得以任何理由說我就是這樣,再也無法改變。
言外之意到底是揣測,孔子不一定有這意思,所以還要就本章孔子所己說出的來解釋,上知之不移有如顏淵,為政篇第九章云:「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知」與「愚」表面相似,「不違」與「不移」看起來也差不多,所以要分辨「大智若愚」的人,必須要「退而省其私」,就是要仔細查考,才能區分。至於真正「下愚」之人,便是真「不違」,因為不瞭解,所以既不會問問題,也不能參加討論,學而不能入於耳,存於心,見善不能從,見不善不能去,對其學識、才能、品格、及行為毫不發生影響,所以「不移」。但在論語中我們只看到有上知不移之例,至於下愚,除宰我晝寢孔子曾予以嚴厲的責備外,尚未有不移之例,可見孔子雖然說下愚不移,但並沒說不教。
有學者認為「上知」是八佾篇所說的「繪事後素」的「素」,而「下愚」是公冶長篇之「朽木」及「糞土之牆」。但前者是因「素」而可施彩繪,乃質優而後可加以教育,與「不移」有別,後者則是自暴自棄。孟子離婁章句上篇曰:「自暴的人,無法加以教育;自棄的人,不能與他有所作為。言談不及仁義謂之自暴;自身不能秉仁心,遵道義來做事謂之自棄。」例如紂王,史記云:「帝紂天資靈敏,反應快捷,聰明才智比一般人強,他的知識正好用來編理由以拒絕諫言,他的言論正好用來掩飾他所做的壞事。」將這種人歸於下愚,似未免牽強。所以自暴自棄是子罕篇所謂:「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的一種人,與學習意願有關,同資質不一樣。
賈誼、王充、韓昌黎等學者把上知與下愚從道德方面去解釋,宋儒因之,然似不合孔子原意。將不能移的事實,歸咎於不可變的氣質,很容易造成宿命論,而遂將後天可改變的習氣也誤會為先天的氣質。一般人都狃於舊習,不願花精力與時間去改變一項既成的習慣,因之便說我這個人生來就是這樣,自居於不可改變的下愚之列。事實上人之學習,不僅可以改變舊習,而且可以影響遺傳,科學證明人的遺傳因子是可以受環境之影響而改變的,例如日本及韓國在海中撈捕珍珠的女性,其肺活量特大,故其所生子女,肺活量也大;家鴨本來是會飛的,因為被人豢養久了,所孵小鴨的翅膀也就退化了。我國常說的「禮義傳家久,詩書世澤長。」意思是不僅可在家庭中搆造詩書禮義的環境,而且會深入影響到會秉有知禮善義的遺傳因子。
四、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本章之君子小人指統治者與被統治者,與道德之高下無關。
子游做武城縣長,孔子到那裡,聽到有音樂歌詠的聲音,知道他在這小地方為人民的子弟辦了學校,很是高興。「莞爾」是展現笑容,表示高興與贊許。「學道」的「道」在本章字面上講指學詩,因為「詩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記孔子世家﹞詩與禮有連帶關係,學詩者必定學禮,這是孔子所最注重的兩門功課,子游以之在武城教一般人民的子弟。要注意的是子游用政府的錢辦的公學是學「道」而非百工技藝及農圃的實用之學,教詩禮課程除了出仕食祿外無補人民之生活,子游為甚麼要做?「愛人」即關懷人民,「易使」是容易治理,從「牛刀」之說看,子游的答辯顯然是指他辦學的目的是使受教者「易使」,就是便利統治階層使用,而不是如孔子辦私學之在使受教者成為士君子而進政府機關做事。從論語所述要人民「易使」不一定要「學道」,只要統治者好禮,施惠,以義,以時,及如承大祭就可以了。然而子游所引孔子過去一定說過,所以孔子乍聽到弦歌之聲,雖然喜歡但認為不必要,這就是「牛刀」之說衝口而出的動機。「割雞焉用牛刀」一般釋為大才小用,愚以為孔子之意,禮樂乃君子之事,以之施教於一般人民,乃用之過當,並不必要。因為孔子治國,就基本來說,以「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顏七﹞就可以了。就是人民的安全無虞,衣食溫飽,制度健全便足夠,沒有必要給一般人以文化藝術的教育與陶冶。子游提出反駁,孔子才說這不過是開玩笑罷了。其實除了人民的必需外,文化教育還是需要的。在子路篇子適衛一章,孔子除了要富民外,還要教民。這教民不僅教民即戎,而且也包括禮樂在內。因為學禮使人民明長幼之序,上下之別,而不至犯上;學樂可以抒情,排怨,息怒,而不至作亂。因此孔子告訴隨行弟子說,子游的話是對的,前一句話不過是開玩笑而已。
由本章可以看出孔門的和煦氣象,以孔子之德尊學博,而從不端嚴師的架子,還時常同學生開點小玩笑。如公冶長篇第六章之「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先進篇第廿五章之「吾
與點也」都是。
五、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公山弗擾在左傳、史記、及漢書皆作公山不狃。彼原為費宰,費是季氏的食邑,公山弗擾據費以叛季氏乃定公九年﹝公元前501年﹞事。史記謂孔子聞召而欲往即在此時。家宰叛主固為不義,但季氏為大夫而侵凌國君,而陪臣叛之則以張公室為名,亦有其正當性。左傳定公十二年﹝公元前498年﹞,孔子為魯司寇,擬把魯國孟、叔、季三權臣的封地城牆拆除以消滅其根據地。己經拆掉了叔孫的郈邑,開始要柝季孫的費邑城牆時,公山不狃乃叛魯公,率費人攻魯公,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伐之,敗之姑蔑,不狃奔齊,
「末」是沒有,「之」是去,意思是無處可去,「已」釋為就算了,整句意思是沒有地方去就算了。下一句的兩個「之」字,前一個是虛字,後一個指處所,與前句「末之也」的「之」字同義,意思是沒有官做就算了,怎麼會急到連公山氏這種人也要去為他服務。有學者以為孔子是以克季興魯為念,而子路只看到邑宰叛主之不忠。但史記孔子世家卻說出孔子欲往的真意,史記謂:「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莫能己用。」從本章孔子所言之「東周」,證明其欲「試」之心,從子路所言「末之也已」證明此心之迫切,愚以為史記所述或較合孔子原意。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的「徒」是空談之意,整句是說既來召我,不至於徒托空談,當然有意要用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說周起豐鎬,與費相似,周公可輔武王以成西周郁郁之文,費雖小,以孔子之才或亦可乘此機會與公山弗擾合作以致西周之業。費在東,故謂可成另一東方之周。史記孔子世家引孔子謂:「蓋周文武起豐鎬而王,今費雖小,其庶幾乎。」至於邑宰叛主之不忠不義的倫理上的問題,在第七章佛肸召而欲往事中有所說明,大意可歸納為
孔子進退出處有道,所事之主雖惡,但春秋時諸侯叛天子,大夫叛諸侯之事甚多,即使天子或諸侯本身也多有無道者,如能因以行道,亦可拯蒼生百姓。如齊桓公也不是一個賢主,為能信用管仲而戢戰息爭;衛靈公更是無道,為能用眾多賢臣而不至喪國,所以公山雖叛季氏,而季氏本身也威迫魯公,就此而言,以之行道而發政施仁,並無不可之處。
孔子不是一個邦有道則出,邦無道則隱的人。他滿腹才學,一腔熱情,急求施展,求位以行仁之心急切,他曾表示:「如有人用我為政,一年就可以看出成績,三年便可收效」﹝路十﹞左傳哀公十一年冬為孔文子事引孔子之言謂:「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此話後來演繹為:「良禽擇木而棲,良臣擇主而事。」這裡選擇的標準主要也是以是否能用,而不是以君主的道德,由此可見孔子選擇所事對象的標準是比較寬鬆的。他固然可以在發現不能行道時絕不戀棧,但在沒有試以前並不放棄可以一試的機會。而且孔子及孟子,都不似後代儒家對皇帝死忠,如孔子一直批評季氏僭禮,然而諸弟子為季氏家臣者甚多,只要能行道,孔子並不反對。其最後還是沒去成,大概是知道公山無可作為。
後人覺得以孔子之聖,不可能去做這種事,因而懷疑左傳所載不實,有人懷疑史記得自訛傳,甚至有人謂本章傳聞有誤。愚以為此種說法乃不瞭解本章真義,也因為一方面以歷史所塑造的孔子形象過於崇高偉大,不容許有一絲毫不完美之處,其實這種完美的標準,也是後人所製造,並不是孔子之所欲。就本章之辭句語氣,子路之言與孔子之答,均充分表露各自之性格,不似誤傳,
六、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為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功,惠則足以使人。」
本章孔子所答極似問政,其如此答覆似與子張從學之本意在於「干祿」﹝政十八﹞有關,故孔子就子張得位食祿後所當為者答之。蓋能行五者於天下,有似博施濟眾,當如其仁。在公冶長篇中,孔子曾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行己恭,事上敬,養民惠,使民義,與本章所言類似。仁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從個人的視聽言動,到家庭中的孝悌,鄉黨中的敦睦,直到博施濟眾,都是仁,本章孔子是從發政施仁上來解答。
在堯曰篇第二章子張問政章中,孔子答「尊崇五種美德」,分別為: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及威而不猛。此五美德與本章所提出之恭、寬、信、敏、惠五者有相通之處。「惠而不費」即本章所言之「惠」;「欲而不貪」近乎「寬」;「泰而不驕」近乎「恭而安」,亦即「恭而有禮」;「威而不猛」之「威」釋為「衣冠端正,儀容穩重」,泰伯篇第四章曾子云:「儀容端正,就近乎信實了。」故「威」與「信」有關,直到現在我們常把威信兩字連用。「勞而不怨」是勞民,「敏」是勞己,在子路篇第一章子路問政時,孔子答的「一切事情先從自己做起,並領導人民共同勤勉從事。」這就是「敏」。
「恭」與為仁有直接關係,子路篇第十九章樊遲問仁,孔子即答以「平常的態度要恭」,此處之「恭」釋為容貌之端莊,辭氣之和順,為個人之修養,是狹義的恭。在為政上恭也是重要德性之一,衛靈公篇第四章孔子稱舜無為而治,便是「恭以持己,端居君位而已。」此處之恭釋為以德律己,以德導民,是廣義的恭。本章之「恭」其義應介乎兩者之間,乃「恭而有禮」﹝顏五﹞之謂。亦「恭近於禮」﹝學十三﹞之意。孔子主張「為國以禮」﹝先廿五﹞,里仁篇第十三章謂:「能以禮讓為國,何有。」而恭便是以禮讓為國在領導者個人的表現,對屬下來說,是「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佾十九﹞對一般人民來說,「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路四﹞但中國自從專制王朝建立以後,為政者便不再秉有此德,不管官之大小,均把臣屬及子民的人格尊嚴踐踏得一文不值,官越大氣勢越盛,到皇帝則至虛驕無禮之極,清庭大臣甚至自稱奴才,如此不恭而無禮,如可責成此種人行仁政?
「寬」是存心要寬厚,氣度要寬弘。寬厚是仁的表現,是勝殘去殺,戢止社會暴力的重要影響力。寬厚之人,對事不斤斤計較,不察察為明,對人不求備,不刻薄苛細。論語中所稱之「躬自厚而薄責於人」﹝衛十四﹞,「不念舊惡」﹝公廿二﹞,以及「赦小過」﹝路二﹞等,均為「寬」的表現。一般言之,法家為政流於苛刻,道家為政流於簡弛,只有儒家秉孔子之道,方能執兩用中,以勤敏律己,而簡刑罰,省賦歛,寬時限,惜農時以惠民。寬亦可釋為胸襟廣大,氣度寬宏。孔子譏評當時當政者均是「斗筲之人,何足算也。」事實上自古到今,當政者多是斗筲之人,其表現為不能容人,具體來說是不能容納他人的意見,越有點小聰明,自許為聖明的領導者,越自以為是,越有自專自恣的獨裁傾向。「寬」並不是婦人之仁,其有違禮觸法者絕對不宜縱容苟且,左傳昭公二十年載子產的話,大意謂有德的人方可用寬,其他為政者不如嚴厲,就如火猛烈,人們看了害怕,不敢輕犯,水柔弱,人們以為可以輕侮而玩弄,是以死於水者多,死於火者反而少。後來鄭國執政者的經驗證明子產此話的正確性。孔子五十六歲時在魯國當政只有三個月,便「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途,塗不拾遺。」這成效絕非短期間以寬德民之所能至。孔子對子產為政應該嚴厲的主張深表贊同,所以贊揚他是「古代仁愛風範的遺留」。
「信」是做人的基本德性,也是國家團結的基礎,本章專就後者而言。又可以分成兩方面來說:一是領導者的誠信,所謂「領導能出千輛兵車的大國,…對人民要建立信用。」﹝學五﹞。子夏亦云:「治國者須先建立誠信方可役使人民,誠信未立而役使民力,人民會以為是剝削。」﹝張十﹞。二是國家的法律制度制訂之合理與執行之公平,顏淵篇第七章所謂「民無信不立」便是因禮義不興,刑罰不中而影響到人民不團結。兩者俱備,方可「人任焉」,即獲得大多數人民的擁護,成為團結互固的基礎。
「敏」是「敏於事」﹝學十四﹞,就是做事要勤快,勤是不懈怠,快是有效率。前者指不能日久生玩,也不可因日常工作之煩瑣而生疲,也是子路篇第一章子路問政,孔子所答的「先之,勞之」及「無倦」;後者是做事的效果,特別在反應人民的請求及需要上要迅速而有效,故孔安國註論語對此條則謂:「對事情反應快便會成功」。「敏於事」對治國者而言,不僅指勞力,更重要的是勞心,一應行政措施必先慎密思考,詳細計劃,擬定步驟而後執行,如雍也篇第一章所言之「在治理人民時態度要認真嚴肅,而行政措施要儘量簡單。」
「惠」之所以列入為政者之一德是因為「小人懷惠」﹝里十一﹞,一般人民對政府的措施所關心的是否對其有利,而使民「懷惠」之方,則是堯曰篇第二章孔子解釋「惠而不費」的所謂「人民利之所在,政府幫助其實施。」孔子罕言個人之利,而利民之所利則為行仁。當政者之惠不是施行小恩小惠,而是指其政策要嘉惠於民,孟子離婁篇所錄子產濟人章便是一例。現代民間慈善團體與福利政府的不同,是前者針對個人的困苦而加以救濟,而後者則以實行福利政策以惠民,如社會安全、社會福利、醫療保險。「惠」的意義除了積極為人民謀利外,在消極方面更為重要,就此方面來說是不擾民,要不擾民首先便在必要使用民力要「以時」﹝學五﹞,這樣才能「勞而不怨」﹝堯二﹞。其次在租稅上要薄賦,不能殺雞取卵式的把國家經濟毀滅。人民只要不加以過度的干涉,自會自己照顧其利益,其結果是整個社會及國家均受其惠。豈僅是堯曰篇所說的「惠而不費」而已。
七、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魯定公十三年﹝公元前四九七年﹞晉國大夫趙鞅挾君命討伐范中行,至哀公五年﹝公元前四九零年﹞圍范氏食邑中牟,時佛肸﹝音細﹞為中牟宰,助范氏抗拒趙鞅。因趙鞅以國君名義出兵,故子路言佛肸之「畔」﹝叛﹞乃對晉國國君而言,而對其直屬長官范中行則不能說叛。本章之事與第五章「公山弗擾以費畔」情況不同,第五章之公山是以邑宰據地叛權臣而助魯公,本章則是叛國君。孔子在這兩件不同性質的叛事上都應召「欲往」,未免使人覺得孔子為了出仕而不顧原則。學者的解釋於公山則釋為抑權臣,張公室;於佛肸則認為以孔子知如讓趙鞅得逞,必導致晉國三分之禍,所以要助佛肸以抗趙鞅,我覺得這些解釋都嫌牽強。
子路以孔子舊訓「以親於其身為不善,君子不入」來反對孔子應佛肸之召,意思是當政者叛國君,孔子實在不應當去為這種人服務。公山氏召孔子時,子路所說:「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其所據也是同樣的理由。孔子承認他說過這話,就像他總說「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泰十三﹞類似的話,然而卻僕僕風塵,週遊列國以求仕一樣,並未身體力行,踐己之言。如齊景公暴虐,孔子仍然至齊求仕。乍看似乎言行矛盾,但事有經有權。一般人要明哲保身,或許要照這原則去做。但如要以天下為己任,拯斯民於水火,不入亂邦,不居危國,一味以潔己為務,如何可行?如抱管樂之才,行堯舜之事,出污泥而不染,處危難以愈堅,則是以權為經,乃聖人之務。所以孔子說「磨而不磷﹝薄﹞」,最堅硬的東西磨不損;「涅﹝染黑﹞而不緇﹝黑色﹞」,極白的東西,也不會染黑。孔子此言並非意味物理上真有此物事,不過孔子借以喻有志敢為之士,不會受環境之影響。如其人可與有為,則聖人為之必由其道;設其不可與有為,則進退行止自有分寸,不會同流合污。其時天下失政,諸侯叛天子,大夫叛諸侯,少欺長,下凌上,相沿成習,恬不為怪。如果就這樣放棄努力而「不去設法改變這種情勢」﹝微六﹞,讓「到處都這樣混亂下去」﹝同前﹞,天下安得復治?而且天下愈是無道,孔子撥亂返正的責任愈大。如季氏之違禮竊國,累為孔子所譏,而仲弓,冉有,甚至子路自己皆仕季氏,孔子不加阻止,便希望他們能以位行道,如阻止其聚歛﹝先十六﹞與侵略﹝季一﹞。子路仕季氏而不欲夫子赴公山與佛肸之召,是只見到兩者之不善而未意識到其仕季氏也是一樣的不善。
「匏瓜」是天上的一個星座的名字,史記天官書裡提到,史記索隐註:「匏瓜,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匏瓜明,歲則大熟也。」史記正義註謂:「匏瓜五星,在離珠北。」匏瓜種在菜園裡,是可以摘來食的,如今繫在天上,徒然使人仰望,而沒有實際的用處,就好像詩經裡說的:「維南有箕,不可簸揚,維北有斗,不可挹酒漿」一個意思。此孔子自譬,言其並非僅可受人敬仰崇拜,還是有實際用處,可以治國理民的。
佛肸之召孔子在哀公五年,與公山之事相隔十一年,此時孔子已六十二歲,弟子顯於諸候者甚多,冉求亦已歸魯仕於季氏,而孔子覓地行道之心,更為急切,故有此舉,而終未成行。至次年陳蔡之厄後,方識道之終不行也,始有歸魯之意。
八、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言」,在本章釋為重要的話,指有益的嘉言。衛靈公篇第廿三章「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及子路篇第十五章定公問一言興邦,一言喪邦便是例子。「蔽」是流弊,即本來是好的東西,但因做得太過火,把好處都遮蔽起來,變成壞處。老師叫到學生的名字,學生為了禮貌便站了起來,所以孔子叫子路坐下。「居」是跪坐在墊子上,不是坐在椅子上,因為春秋時還沒有椅子。
「六言」列舉了知、仁、勇、信、直、剛六德。其所述次序似乎是依其重要性來排列。知、仁、勇是三達德,而直、信、剛是子路易犯的毛病。其他重要的德性如禮、義、忠不列在內的原因,大概是因為禮義是當為則為之,不當為則不為,本身便是標準,忠是人秉而有之,不待學而得之。另外如恭、寬、敏、惠等則較次要,故不提。此六言六蔽或為前人所言,孔子述之,所以問子路是否聽說過。
仁者心中有愛,其表現在親親,仁民,愛物。但仁者也可能發生從井救人﹝雍廿四﹞及「愛之而勿勞」﹝憲八﹞的情形。這是因為只有愛的情感,而沒有理智加以節制。當人受情感控制時,不同的情感在心中交互作用而生惑。如果只有一種情感,例如只有愛,常會做出蠢事來,這就是「愚」。「學」對「仁」的作用不是如何限制「仁」,而是要由「學」獲得思考的方法,從而能以理性的方法去惜物愛人。
「知」本章釋為求知,求知者的毛病是在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窮高極廣,而無所止 。人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如沒有限制,依傍,及目標,則以有涯之生隨無涯之知,必至浪蕩散漫而無所依歸,迷惘而無所得﹝政十五﹞,這就是「蕩」。故人之求知,要知其所不必知及不能知,才能知止,即知其所應止之處。
「信」之過是在「講話一定要守信用,行動一定要求結果,硬綁綁的像小人。」﹝路二十﹞。如尾生抱柱﹝見莊子盜蹠篇﹞作無謂之犧牲是之謂「賊」,故君子要「人格完整而不必堅守小信」﹝衛卅六﹞。學然後知權,知權然後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孟子離婁章句下篇﹞的道理。
「直」之病在傷於急切,這就是「絞」。如人買新衣,你說不好看。又如人問你對他的印象如何,你說他像隻猴子。直固然好,但也要視情況而作適當之反應,不能不顧倫常,環境,禮貌等因素。「學」然後可以考慮週全,多方面都照顧到。持身雖正直,但不至急切。
本章之「勇」指血氣之勇及俠士之勇﹝見憲五﹞,其流弊在罔顧倫理法令,擾亂既定秩序。如國會廟堂,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一般巿民,稍有齟齬,便亮刀出槍傷人殺人。如能有學,則可如孟子公孫丑章句上篇所講的以志帥氣,以理智控制情感,而不及於亂。
「剛」是秉光明正大之胸襟,有堅強不屈之意志,但「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中庸﹞者,不能謂為「剛」。剛者雖然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篇﹞之浩然正氣,如不以學濟之,則不能「以謙遜的態度來表現」﹝衛十七﹞。剛者固可視富貴如糞土,但也不必視之為讎仇,威武不能屈者固然為大丈夫,但大丈夫之另一方面要能伸,也要能屈,要適時中權,以義為準,剛需輔以學然後方不至流於狂悖。
「剛」、「直」、「勇」三者相似,其蔽都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應該從權者不能適中從權。蓋人與人相處要有彈性,如果硬碰硬,必至兩敗俱傷。現在民主時代,一切講究妥協,如果只能順從你認為對的意見,豈不被人視為狂妄。
我們從這裡知道,任何德性,都要以學來充實彌補,使之適當而合乎中庸之道。因為學可以使人明理,則該從權應變之時,便可掌握其原理而加以適用。即使是禮,如果不學,則個人方面會流於虛偽,制度方面會流於鐘鼓玉帛的表面。義也是一樣,如果不以學來充實,當為與不當為之間難以權衡。
九、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孔子教學所用主要教科書之一便是詩經,詩教早就有了,並不是孔子發明或是首先提倡的。在國語左傳諸子書中
,士大夫都能把詩篇背誦如流,舉凡飲宴,酬酢,朝覲,出使等場合都要用詩,孔子不過是把詩學發揚光大而已。然本章興、觀、群、怨之說,證明歷史上第一個瞭解詩,評選詩,及注重詩的作用的人則非孔子莫屬。
詩的作用主要在感動人,而不是在教訓人。詩訴諸感情,是感情在文字藝術上的細緻表現。所說的「興」、「觀」、「群」、「怨」四種作用,確是孔子對詩研究有得的偉大發明,道盡了古今詩詞對社會的功能與在教育上的功效。「興」激發人的感情,興奮人的志氣,如鴟鴞詩之忠誠懇摯,小雅小弁之哀戚怨嘆,易水詞之悲壯,大風歌之意氣飛揚,岳飛滿江紅之慷慨激昂,文天祥正氣歌之堅忍不拔。「觀」是類比物理,瞭解人情,觀察盛衰,考見得失,如詩經之「候薪候蒸」是表盛衰之象,「鳳凰于飛」,「雉離于羅」是呈治亂之符。「群」是熱愛人類,享受群體生活,重視人際關係,如思國懷鄉,憶內,憶弟,送女,念友,使人覺得家,國,鄉里,家庭,朋友之可貴。「怨」是將心裡的感受,細緻的訴說出來,如生離之苦,死別之痛,憶人的輾轉反側,愛戀的生死以之。怨的另一表現是諷,如小雅節南山之諷幽王,鄘風蝃蝀之譏失行之女子,杜甫之「旌旗日暖龍蛇動,署殿風微燕雀高」是說主恩過隆,以至小人得志。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是講詩適用範圍之廣大深入,自家庭以至國家,無處不可用詩。由於詩表現的形式之哀而不傷,怨而不怒,譏刺而不毀謗,其意旨之溫柔敦厚而不輕薄怨毁,故可維繫倫理,引導社會。
因為詩的意象要鮮明,所以一般詩裡都不用抽象性的字眼,而用具體的事物來描寫。如「關關雎鳩」、「桃之夭夭」、「棠棣之華」、「呦呦鹿鳴」,這就是為甚麼詩可使學生「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的原因。孔子對自然及人文的知識非常豐富,不一定全從詩經而來,但特別指出詩經,足見其重要。現代因為有了動物植物的專門科學,詩裡得來的動植物常識便不那麼重要了。
詩固訴諸感情,但也並未忽視理智。詩經包含了豐富的哲學思想,文教禮制,風俗習慣,工作生活,及歷史事實。在古代沒有專門教科書的情形下,詩的確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料。其中包括了政治的藝術及行政管理的方法,也包括了外交上應對進退及語言的技術。就現在來說,詩經的重要性遠不如古時,卻仍是中國古代留下來的一部寶典,因為:
第一、它用文字的方式把我們古代拜天敬祖的思想留存下來。例如大雅蕩之什云:「天生眾民,有實物有法則,人民秉承這種常規,都愛好這美好的道德。」小雅北山之什云:「祭事已經齊備,祖先格外光大發揚,眾神都來饗食,孝孫便有吉祥,賜報你以大福,使你萬壽無疆。」
第二、它把古代的制度包含在它裡面。如魯頌中的泮水是講文教的:「泮水是個快樂的地方,我去採池裡的水藻,不料魯侯忽然蒞臨,馬匹又多又喧囂。魯侯和顏悅色的歡笑,他的教化使人不怒不惱。」小雅中的天保是講祭祀的:「挑選吉日,享祭宗廟,春夏秋冬四季,都要奉祀先公先王。」小雅中的六月是記載軍事的:「方叔將軍來到,帶了三千輛兵車,官兵舉行武裝演習;方叔將軍來到,乘坐四匹馬拉的兵車,步伐整齊,軍容整肅。」
第三、它保存了古代的風俗習慣,節日四時的歡慶,如小雅鹿鳴云:「鹿在呦呦的叫著,俯食野外的野草,我家有嘉賓來到,鼓瑟吹笙的熱鬧。」是講節日的宴請賓客之盛。
第四、它表現了古代人民的生活情形。如豳風七月是講女工:「七月心星向下流動,九月便要準備冬衣,此衣源自暖和的春天,當黃鸝在野外唱歌,女子便要攜著精美的竹筐,採摘幼軟的嫩桑。」
小雅無羊是講畜牧:「誰說你沒有羊?一群有三百隻,誰說你沒有牛?黃牛有九十頭。」
第五、它記載了古代的歷史。例如「為文王興建靈台,畫圖,測驗,施工,營建,大眾一起,不多久便造好了。」是講文王建造靈臺的事。又如東山詩曰:「我隨軍征討東山,久久無法回家,我自東方歸來時,又逢淒風苦雨。」是講周公征管蔡的事。
詩經不僅有歷史的價值,其優美的文辭,歷久彌新,兩千年來,到現在還在使用的如:「楊柳依依,涼風習習,風雨淒淒,雨雪霏霏,河水洋洋,獨行踽踽,悠悠蒼天,悠悠我心,有女懷春,有女如玉,惠然肯來,夙興夜寐,輾轉反側,死生契闊,萬壽無疆,一日不見,如三秋兮,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等。
十、子謂伯魚曰:「女為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周南、召南是詩經國風之首二篇。周朝有采風之官,專司巡迴各諸侯國,蒐集民間歌謠,傳世者共有十五國,總名之為「國風」,「風」是風俗、風化、或風氣。例如鄭風,便指其所採集之歌謠代表了鄭國的風俗。十五國中連王畿之地所采者都稱王風,只有周、召二公封地之歌謠集稱「周南」、「召南」。周、召二地是周公旦及召公奭﹝音士﹞之采地,兩地得其兄弟之教化,民俗淳厚,反映在歌謠上亦與其他區有別,故輯詩者以之為詩的正風,列為國風之首。宋朱熹在其詩經傳序中云:「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為風詩之正經。」周南共十一篇,其中有關男女情愛者計九篇;召南共十四篇,其中言男女情愛者計十一篇。詩中描寫男女熱戀時的彼此傾慕,與結婚後夫婦的相互關懷,更描述建立新家庭,發展新的倫理關係,這些詩句便把這種情愫細緻的表達出來。
「人而不為」中的「人」並不泛指一般的人,而指當時的士君子,此處特指孔子的弟子們。「不為」是不研究之意,孔子說不學周南、召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見上章﹞的意思是一樣的,也是鯉趨過堂,孔子問「學詩乎?」﹝季十三﹞之意。「正牆面而立」是一個很生動的譬喻,顯示出學詩的重要性並不限於季氏篇第十三章所謂之「不學詩,無以言」的範圍,也超出了上章所謂的興、觀、群、怨之詩的主旨。集註解釋此句說:「言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意思是要透過周南、召南,才可以體會人的愛戀、關懷之情,這種愛與關懷之情的發展,便是仁的根源,故中庸謂:「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乎夫婦者指男女之愛,察乎天地者乃天地之仁。易經序卦傳亦謂:「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夫婦之道,不可以不久也。」夫婦之生兒育女,創建家庭可與天地之生養萬物相比擬,沒有天地便沒有萬物,沒有夫婦便沒有家庭,也便沒有社會。自古以來家庭都是自然形成的社會基本單位,一切社會組織都以家庭為基礎,特別是在孔子時代的封建社會中,政府便是一個大家族的統治,男女的愛慕之情,嫁娶之禮,夫婦的相處之道,不僅影響家庭幸福,而且關乎政治之穩定,所以非常重要。直到現在,一切社會功能和社會價值也還是植基於家庭,肇始於夫婦。是以論語教親之慈,子之孝,君臣之忠,朋友之義,莫不從男女之情,夫婦之愛開始。然男女之情,夫婦之愛,不便形諸筆墨,見諸文字,而詩卻可把人的這種情感細緻的表達出來,所以孔子要他的兒子伯魚去領會周南、召南中有關詩句對夫婦、家庭、情愛的涵義,作為其對政治、社會、倫理、仁道認識的基礎。
十一、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玉帛是禮物,為對人禮敬的代表;鐘鼓是音樂,是與人和諧的表現。禮的本質在敬,如對人無敬意, 則禮物徒為形式;樂的本質在和,不講求與人的和睦,則音樂皆成亂音。集註謂,玉帛鐘鼓是末,而禮之敬及樂之和是本,藉此以說明孔子的意思不能捨本逐末。這種解釋只有部份是對的,如執此推而論之,必至皇疏所謂「玉帛可忘,…鐘鼓可遺」的粗鄙之境。其實玉帛與禮所本之敬,及鐘鼓與樂所發之和的關係,就是文與質的關係;孔子在雍也篇第十六章中說:「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內心之敬、之和,在外面應該有相符的適當表現,這種內外調和的表現之適當,應從學詩學禮來養成。相反的,禮的儀式及樂的節奏,也可由外鑠內的培養,使人有肅敬的心情及和樂的情懷,內外相輔相成,孔子在本章的意思不過是警告弟子們不能徒重外表而已。
十二、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也與。」
「厲」是莊正,「荏」是虛弱,「色厲內荏」是外表莊嚴,一副神聖不可侵犯的樣子,內心卻有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穿」是穿牆洞,「窬」即踰,跳牆之意,目的都在偷盜。禮記表記說:「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禮記的這節明說君子中的對人沒有真情而表面上親熱的一種人,就像小人之中的挖洞或跳牆偷進別人屋中的盜賊一樣。論語本章雖未提君子,但因下句提了「小人」,所以無疑的暗示所講的對對象是君子中人。小偷怕被抓,色厲內荏的士君子也怕別人發現他的內心世界。為甚麼會這樣呢,那是因為有私欲而有求於人,或做了虧心的事而怕別人發現,因此無法「坦蕩蕩」,坦然無慮,而會「長戚戚」﹝述卅六﹞,總是提心吊膽。為了要遮掩這種「長戚戚」的心理,在外表上便要特別的莊重,矜持,裝成道貌岸然以資掩飾。
十三、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這章孟子解釋得好,盡心章句下篇云: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分析這段,「鄉原」具有下列四種特徵:第一是非之無舉,剌之無剌,就是你要說他壞,又舉不出甚麼具體的事實;要諷刺他,也沒有特別可以供人諷刺的地方。第二是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凡是流行的看法、想法、做法,習尚、政治傾向、社會風氣,他都跟著,從不開風氣之先,不去領袖群倫,也不去標新立異,就像牆頭草,隨眾一齊倒。第三是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人不但找不到他的具體的壞處,相反的他看起來還像是好人。忠信者常是天生謹厚,誠實,但鄉原是因為忠信之人常得人信任而故意裝的;廉潔者是以義為尚,而鄉原是以此來邀譽;在暗地裡,私底下,不會被人發現的情況下,他也會貪贓,會欺矇,會害人。第四是眾皆悅之,自以為是,就是好人說他好,壞人也說他好,為公為私,得罪人的事他絕不做;因為大家都說他好,到最後使得自己也相信自己真正的是好人。事實上這種人看來是好人,其實是好壞不分,是非混淆,沒有原則,沒有標準。君子行權之時,其行為也是視環境而有所改變的,那麼鄉原的行為與孔子所說的「權」又有甚麼不同呢?這點孟子在上述這段的結論中提出一個衡量的標準,就是「君子反經而已矣」。君子行權,雖變而不離其宗,這就是經,也就是仁義。忠信而沒有仁為主,這忠信便是偽裝的;廉潔而沒有義為指導原則,廉潔也是假的。鄉原這種人之所以有害於道德,便是居之似忠信而不仁,行之似廉潔而不義;社會上不怕真壞蛋,就怕這種假好人。本章孔子把一個「賊」字下得好,將鄉原對道德之害處形容得淋漓盡致。
十四、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上章是德之賊,這章是德之棄,編論語者顯然有意把語意類似章句輯在一處。德之賊是害德,德之棄是棄德;害德者亂德,而棄德者輕德,所謂輕德是不把道德放在心上。「塗」即途,「道聽塗說」已經成為一個相沿已久的成語,意思是姑妄聽之,又姑妄言之。聽之尚無不當,但將所聽未經查證的事隨便轉述告訴別人便不對了。一個人接觸到一種學說或教義,聽到一種消息,情報,或傳聞,要先查證,研判,在頭腦中過濾,所謂「默而識之」﹝述二﹞這樣才不是姑妄聽之。思索結果判定所聽所知的不符事實,不合道理,及不該講的便不要轉述,摶播。即使符實合理者也應對適當的對象講,這樣才不是姑妄言之。不正確的消息,情報,或知識是不該講的,因為與事實不符;毀謗,中傷,譏評別人的話,縱然有事實根據,也是不該講的,因為不道德。沒有事實的根據,有害於學;以別人的缺點拿來做談話資料,有害於德。
十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可與」有夠資格之意,後一個「與」即「歟」,乃助語詞。「可與事君」是可以服事國君,加上「也與哉」便變成否定意味。「患得」是擔心不得其位,「患失」是得位後又擔心失其位,「無所不至」是無事不可為,即為了害怕失去權位,甚麼骯髒事都做得出來。
患不得位,孔子也是一樣,孟子謂:「孔子要是三個月沒國君可以事奉,便會惶惶不安。」﹝滕文公章句下篇﹞然而孔子與鄙夫在患得方面的分別在「厭惡不經由正當途徑。」﹝同上﹞而其最主要的不同是君子並不患失位,一旦發現不能抒展其才智能力及實現其理想時,便卷而懷之,絕不戀棧。孟子謂:「有職務者,不使盡其職務就要離開;有進諫之責者,不克進言時便當離去。」﹝公孫丑章句下篇﹞所以「齊國人送美女及樂隊給魯公,季桓子替魯公接受下來,魯公三天不上朝。孔子便離開了。」孟子又謂:「國君犯有過失便要進諫,再三再四的諫了總是不聽,便要離開。」﹝萬章章句下篇﹞所以孔子對國君可以「不要欺騙,但不怕冒犯。」因為無懼乎失位方能如此。當鄙夫無所不用其極以持祿保位時,「孔子之出仕是按照禮法制度,其辭去職位是視情勢之所應當,其得位與否全歸諸命運‧」﹝萬章章句上篇﹞
孔子稱為「鄙夫」者,大概以圖功名者為限。人在追求財富時也會有吃相很難看的時候,但比起官場中想謀權保位的人來又好得多了,阿諛奉承是其小者,甚至有的把妻女送去服侍有權的長官。「無所不至」的具體表現,茲列舉數點來說明:一是阿諛奉承,逢君之惡;二是排擠打壓,嫉賢害能。三是陰謀詭計,爭權奪利。集註對「鄙夫」一詞下定義,說是「庸惡陋劣」。「庸」是俗裡俗氣,「惡」是惡形惡狀,「陋」是缺乏教養,「劣」是沒有才能。孔子通常罵人都用「小人」一詞,用「鄙夫」者,厭惡之極也。
十六、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古」指一個有制度,有秩序的社會,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時代為代表;「今」指天下滔滔,禮崩樂壞,一切的舊標準,舊制度都在面臨挑戰及考驗的轉型時的社會,實指孔子當時的春秋時代。「民有三疾」不是說所有的人都有這三種毛病,而是說有些人有狂、矜、愚的三種毛病。「或是之亡」中之「是」指這三種毛病,「亡」即「無」,「之亡」不是說現在沒有這毛病,而是等而下之,意思是連古人認為是毛病的標準都夠不上了。
狂、矜屬氣秉,「狂」是狂妄自高,「矜」是刻薄自勵;愚、明是才智,因為聰明不是一種毛病,所以孔子只挑出愚來講,愚就是愚昧不明。狂者偏於進取,是好高鶩遠,敢說敢做之流;矜者偏於有所不為,是狷介孤高,自以為潔的一類;愚者見事不明,見理不透,是謹慎自守的一種人。
孔子在本章的立論不是他無中生有所創造出來的,而是他觀察社會,研鑽歷史的結論。現代心理學認為人格之構成有性向,性向可分為外向型及內向型;也有智力,智力就是聰明及愚騃。本章所論之狂者是偏於外向型的人,而矜者乃偏於內向型的人。性向的內外,智力的高下,決定他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下作何種的反應。外向型的狂者在有制度,上軌道的社會中,言行上稍有激進,表現在不拘小節上,而在亂世則益向外發展為浪蕩無所止,蔑視習俗,不遵禮法,如三國時的阮籍,有的甚至犯上作亂。內向型的矜者當社會平靜時固狷介自守,而在世亂時則將對社會的不滿存諸內而懷怒蓄怨,表現為行為乖戾,如論語中所提到的大部份的隱者,到極端時常會因消極而自殺,如伯夷叔齊及屈原之流。智力差的愚者在社會風氣淳厚時因為沒有人會欺騙,捉弄而自然的自守其愚,而在社風氣澆薄時則因為常常吃虧上當,為保護自己而不得不使奸玩詐了。
十七、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三字經曰:「論語者,二十篇,群弟子,記善言。」編輯論語的人忠實於原文,不擅自增刪,因此有重出之處。但由此也可以證明孔子的確講過這話,因為不只一個人聽到過。本章解釋見學而篇第三章。
十八、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根據美國Albert
H. Munsell的分析,顏色可分色素、色調、及色澤三種來研究:紅、黃、藍是色素,是基本色;黑、白是色調,是顏色的明暗;另外還有色澤,是顏色的深淺。古時對顏色的研究不深入,沒有這些區別,把色素和色調混合起來成為五種基本色:赤﹝朱﹞、黃、青、白、黑,是所謂正色,等於現在的紅、黃、藍、白、黑。這五種正色相混合便成了其他各種顏色,如朱與白混便是紅﹝其實應屬色調﹞、青與黃混便成綠、青與白混便成碧﹝應屬色調﹞、紫則是青與紅相混所成的間色。所謂間色是兩種以上顏色混合的雜色,不是基本色,而朱卻是基本色之一。古時朱色是由赤心木染成,用白絹第一次染出來色調較淺的淺紅色叫縓,第二次染出來的叫赬,三染叫纁,四染就是朱色了,所以縓、赬、纁、朱四者是現在的色澤,前三者都是淺朱色。紫色是由紅與藍混染而成,兩種色素的成份之多少變成不同程度的紫。朱一經染藍而成紫,再也回不了朱色,所以云「奪朱」。
古時服制很嚴,各種人等所著服飾式樣、質料、顏色都有規定,不得逾越。周朝天子重朱色,禮記月令篇云:「天子居明堂左個,乘朱路,駕赤馬,載赤旗,衣朱衣,服赤玉。」禮記禮器篇又謂:「管仲鏤簋朱紘,山節藻梲,君子以為濫矣。」管仲用朱紅的帽帶,孔子以為是僭越,因為朱色是天子服飾的顏色。國君穿紫從魯桓公﹝公元前711至694﹞開始﹝見禮記玉藻篇﹞,到齊桓公時﹝公元前685至643年﹞著紫已成時尚﹝見戰國策第二十九卷鮑註﹞,迨及春秋末季此色更成為國君的專用服飾顏色,左傳哀公十七年﹝公元前478年﹞衛國渾良夫被誅,其罪狀之一便是穿紫色衣服。春秋時代一般諸侯國君相率以紫色為尚,或因其有變化,不似朱色之單調。孔子之喜朱而惡紫,相信是要維持周禮傳統,同時也因為正色是純色,只有色調深淺之分,而未與其他色素相混同,紫色因為不是純色所以不正派,其不穩定如小人之善變,渲染力強表示對社會影響又大,是以孔子惡之。
雅是古樂,分大雅小雅。大雅是朝庭相見酬酢時所奏的音樂,是傳統的音樂,曲調莊嚴而節拍緩慢。吳公子季札是春秋時著名的音樂評判家,他於魯襄公廿九年﹝公元前544年﹞訪問魯國,考察音樂,為之歌大雅,曰:「好!和樂融洽,抑揚曲折而又剛健正直。」小雅是宴會時所奏的音樂,就比較輕鬆,滲入了國風中思和怨的成分。季札對小雅評曰:「好!有思慮但尚未誤入歧途,有怨懟但尚未到放言攻擊。」鄭聲是春秋時的新潮音樂,鄭風如遵大路兮、女曰雞鳴、山有扶蘇、有女同車等詩,描寫男女之情甚為深入細緻。其曲調在相愛悅的欣喜時輕快,在分離的憂愁時哀怨。魯人給季札演唱鄭國的歌謠,他評論說:「美哉!其細已甚,民勿堪也,是其先亡乎。」這裡的「細」指描寫愛戀之曲盡其情,很有趣的是他斷定鄭國因為流行這種音樂會招致亡國,有點像我們現在說靡靡之音是亡國之音一樣。孔子倒沒有這種看法,衛靈公篇第十章說:「放鄭聲。」放的意思是不使鄭聲滲入雅樂而非根絕之,如果滲入,這就是本章所謂之「亂」。鄭聲或是當時民間的俚俗音樂,有如近代民間流行的十八摸之類。據傳說清庭派遣駐德大使,大使到任呈遞國書時要奏兩國國歌,清朝沒有國歌,德國人無法知道清國的國歌是甚麼。有一個德國的水兵說他聽過,他覺得得清國里巷間處處可聽到,人人會唱的便應該是國歌了,便把調子哼出來,讓樂隊錄譜,在一個莊嚴的外交場合居然奏出十八模來,這例可說是無意間使鄭聲「亂」了大雅。
孔子惡佞者,他在衛靈公篇第十章中把「鄭聲」與「佞人」並舉。在本章,與鄭聲並舉的變成了「利口」。佞人口舌便給,雖然討厭,但其為害並不至於「覆邦家」的程度;而利口則對問題迎刃而解,要言不煩,且有根有據,入情入理,但因情之不易捨,理之未易明,故可以非為是,以惡代善,以邪勝正,頃刻之間,使人不暇思索,悅而信服。例如晉書載記第十四篇謂:符堅欲伐晉,舉朝皆諫。慕容垂曰:「陛下德侔軒唐,功高湯武‧‧陛下內斷神謀足矣」。唐高宗欲立武氏為后,顧命之臣皆以為不可,而許敬宗曰:「此陛下家事,無須問外人。」﹝新唐書卷九十三,列傳第十八﹞二君聽從,是以皆覆其邦家。
十九、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對社會人群的態度是積極的,他雖主張慎言,但不主張無言。而且「有德者,必有言。」﹝憲五﹞加以孔子以十四年遍歷諸侯,遊說人主,也不是無言可以做得到的。孔子學識的成長,使他由知人進入知天之境。本章所言,一方面是感慨,另一方面表示他哲學思想的成熟。
本章之意義,可分三個層次來敘述:最基本的是要人慎言;其次是說身教重於言教,行為的影嚮大於語言的訓示;另有更深一層哲學上的意義,人存在於天地間,不僅語言是多餘的,連思想觀念也是多餘的。孔子體會到四時行,百物生,宇宙的運轉既不用言語來表達,也不用思維來推理;言語與思維,對天地間的存在之事實,既不增一分,也不能減一分。達爾文發現動物有適應環境的能力,這種能力,並不因動物的缺乏像人類的思維與言語而照樣存在。最近醫學界發現,有一些病原體發會展出一種抵禦抗生素的能力,更神妙的是這種能力還可以由一個病原體,傳遞到另一個病原體,病原體是單細胞,當然不會有言語思想,也會發展出這種能力。所以人類的語言文字思想及推理的能力,人類用來沾沾自喜的成就,在宇宙的生命洪流中,實在是微不足道的。本章的說法極近老莊,或是老子及莊子從孔子的思想中領悟出來,也未可知。從為政不在多言,以及為政以德,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加上中庸裡的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等的說法,聰明的人,當然會領悟並發展出一套道理來。
最深的道理無法用言語形容,就連數學與邏輯的符號也無法觸及。人之語言本乎思想,而思想基於經驗。人無法接觸,無法瞭解超經驗的事物,就像上帝的存在,人無法認識,無法證明一樣。天理之流行,反映在最明顯不過的事實上,如日月照臨,四季代行,萬物作育,山川迤邐。但這些現象的後面是我們所不瞭解,玄之又玄的道。基督教認為道就是上帝的言語,一說事就成了。如此說來,四時行,萬物生還是可以用言語來成就的。不過這種言語決不是我們人類出乎口,入乎耳的言語。宋儒以為天之無言便是天無意志,而四時行,萬物生純屬自然。是以程伊川曰:「天之所以為天,本何為哉?蒼蒼焉耳矣;其所以名之為天,蓋自然之理也。」朱子也說:「天則就其自然者而言之。‧‧天即理也。」這種以理為天的說法似不合孔子原意,其實董仲舒早就說過:「物相動無形,則謂之自然,其實非自然,有使之然者。」﹝春秋繁露第五十七篇﹞使之然者是甚麼?就是有意志但不像人之費辭多言的「天」。
二十、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在魯國擔任何職務不得而知,相信是魯哀公親信,雖得國君之寵,而地位不高,年紀又輕,當時孔子已是國之大老,後輩派「將命」者,即傳達,來召孔子去見,於禮不合。「辭以疾」即推說有病不能出門。本篇第一章「陽貨欲見孔子」,陽貨當時秉魯政,地位較孺悲為高,孔子猶可逕行推辭不見,而本章則要找藉口,相信是因孺悲秉哀公之命召孔子來見之故。孔子之「辭以疾」,雖秉公命,而此召並非見哀公,而是去見孺悲,是以孔子不奉召。從禮記曲禮下篇之「君使士射,不能,則辭以疾。」故孔子此藉口在禮上也並非沒有根據。「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取瑟」是取瑟而鼓之,然而祗是鼓瑟,孺悲聽見不一定以為是孔子所鼓,加上唱歌則明示孔子在家,只是不願意見他。此舉乍看似乎突兀,其實孔子乃欲藉此以教孺悲,如孟子章句告子下篇所謂:「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此舉並向哀公暗示此舉之失禮。禮記雜記下卷曰:「哀公派孺悲到孔子處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才寫成書。」或與此事有關。
廿一、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榖既沒,新榖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親死守喪三年雖是古制[1],但很少君主遵守﹝見憲四十三﹞,周朝十二主,只有武、成、康三王守三年之喪。積久成俗,不行三年之喪反而成為不成文的規定。孟子滕文公上篇載滕文公聽孟子的話,欲行三年之喪,朝臣便反對說:「我們宗主國魯國以前的國君都沒有行三年之喪,我國以前的國君也沒有履行此制,到了你卻反過來,不可以。」古時社會能動性不大,尚無法守三年之喪,春秋時代社會變動激烈,縱的方面是統治階級中有的向下沉降,被統治階級因才能、財富等原因上升為新的階級。橫的移動是各地的來往頻繁,且規模越來越大。廢棄了應做的工作達三年之久,會失去許多機會。因為貴賤,貧富的變遷往往不須三年。孔子自己也說過如果為政,三年便可有成,如果此時正好要守喪,豈不失去了一生追求的機會。「期已久矣!」意思是為期太久。從宰我說的這句話來揣摩,可見不守三年之喪是當時的通制,宰我遷就現實,對三年之喪持反對態度。「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這是宰我建議短喪理由之一。他在這裡只提君子,即當時的統治階層,而未及庶民。維繫禮樂於不壞不墮是君子的責任,非庶民之事。然而後節孔子說:「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既為天下之通喪,庶民自應包括在內。然就本章之文義看來,師生似均未將庶民納入論題,所以我們研究也就以君子為限。「壞」是逐漸敗壞,「崩」是忽然墮毀。宰我從君子之三年不為禮樂,而得出會遭致禮壞樂崩的結論,並不合乎事實。再說守喪正是守禮,不守喪倒是壞禮。宰我之提出此點,想是基於孔子重禮樂,圖以此來說服孔子。其真意乃從實際方面立論,如墨子所云:「使王公大人行此﹝指三年之喪﹞,則必不能早朝晏退,聽獄治政。使士大夫行此,則必不能治五官六府,辟草木,實倉廩。」概括言之,就是不能從事政務,治理國家。憲問篇第四十三章謂:「國君逝世,三年以內,百官聽命於宰相。」君主職務都可以由宰相代理,其他大小臣工在服喪期間,應也可以由他人執行政務及業務。倒是庶民,如墨子所云:「使農夫行此,則必不能早出夜入,耕稼樹藝。使百工行此,則必不能修舟車,為器皿矣。使婦人行此,則必不能夙興夜寐,紡績織紝。」農夫三年不能下田,工人三年不可以做工,婦女三年無法織布,不僅家庭生活會出問題,而且會相當程度的影響社會生產。不過「禮不下庶人」﹝禮記曲禮上篇﹞,而儀禮中有關喪禮之諸種繁複規定,都以士以上的階級為對象,庶人似不在考慮之列。就論語及三禮所載,三年之喪是諸侯對君主,子女﹝未出嫁﹞對父母﹝後父而死﹞所行。應守之主要內容為衰﹝披麻﹞、杖﹝哀傷過度無法站立﹞、蒿苫﹝居倚廬,睡草苫,枕土塊﹞及疏食﹝吃粗米飯,喝水﹞。如果嚴格遵守,不僅不能做任何事,甚至連健康都會出問題。因此自古至今,能行此喪者,除東漢士族以節勵務名高外,此外寥寥無幾。晉武帝號稱服三年之喪,為後世儒家所稱道,然而他也只是「以疏﹝粗食﹞終三年」。故就實際而言,宰我所云並非無理。
宰我所述之第二點,較上點更具說服力。儒家講究法天,如易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宰我說:「舊榖既沒,新榖既升,鑽燧改火。」意謂一年是一個循環,舊的事物逝去,新的事物代替了舊的。「榖」是五榖的通稱,舊的己經吃罄,新榖己經收成了,榖的新舊之間己經新陳代謝了一次。其次是用的火,古時生火,最常用的方法是鑽燧,即鑽木使之發熱起火,「鑽」是木製的尖錐,以硬木為之;「燧」是有孔以承尖錐之木,以較軟之木為之。所用以取火之木以為「鑽」及「燧」者,四季不同,一年期間也輪換了一次。人也應該效法這種自然的秩序,「期﹝音基﹞」是一週年,「可已矣。」因此守喪一年就可以除服了。禮記三年問篇謂:「為甚麼對至親的人守喪以週年為截止時間呢?答曰:天地已經循環,四季已經交替,天地間的一切也都重新開始。一週年便是象徵這循環。」宰我的主張與世界上很多民族的喪禮習俗不謀而合。猶太人的傳統,如父或母死亡,七天以內不可以工作,十一個月之內,不能參加慶典,宴會,或赴其他有音樂之處所。此後便不再有限制。孔子對此點並無直接的答覆。
孔子的答覆撇開禮樂及自然秩序而直接訴諸人的感情,謂:「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以此而責備「﹝宰﹞予之不仁」。禮記三年問又說:「三年的喪期是根據甚麼制定的呢?回答是根據內心哀痛的程度所制定的。‧‧哀傷深重,復原的時間便長,痛苦愈甚,愈合的時間愈遲。」禮樂的規定及自然規則均是外在的,有條規可循,有期限可守。而感情是內心的,完全看自己是否心「安」為斷。所謂「安」孔子也只提出「食旨﹝美味﹞不甘,聞樂﹝音岳﹞不樂﹝音勒﹞,居處不安。」三個生活上的標準,而未說不可以進行正常的生活與從事應做的工作。而且據禮記三年問篇所謂守喪三年,並非整三年,而是連帶三年,故實守二十五個月。現代心理學家對於哀悼的研究,認為在親人亡故後的心路歷程可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感情麻木期,在此階段心理上並不真正感到親人已逝,有似遠行未歸的頒望。這時把情緒封閉起來,只想到該做的事,並匆忙的去做。如備辦喪禮,處理後事,作必要之應酬,都在此時完成。第二階段,對死者的依戀懷念期,一切應辦諸事已過,開始真正感到失落,確實體會生活上親人逝去所遺下的空白。這時常有不公平與憤怒的感覺,做事無法專心,不能入睡,心情處於極度緊張狀態。第三階段,心情抑鬱,自我隔離,有孤獨,無人瞭解的感覺。第四階段,開始恢復,悲哀,創痛漸減,慢慢的接受這痛苦的事實。雖尚有失落感,但已能開始調整身心以適應新的情勢,重拾生活餘緒,可以面對日常事務,逐漸能感到別人的歡樂與關懷。以上過程一般為一至二年,因此將喪期定為廿五個月,大致合乎現在心理學對哀悼研究的結果。不過這種哀悼過程,因人而異,不能一概而論,宰我之誤,誤在未考慮到人的本心。孔子問:「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稻」在北方是五榖中之貴者,「錦」是衣料中之奢者,意思是應該為父母之喪而悲痛的時候便去享受了,心裡舒服不舒服?宰我逕答曰:「安」,就是舒服,這種態度便有點強橫了。所以孔子說:「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而且兩次說「女安則為之」,一方面表示了對宰我的氣憤,而另方面也不得不承認各人有其哀悼的期間與方式,不能強求,即使以禮也無法勉強。
嗣後之儒家對三年之喪的主張多未採用孔子證諸內心的理論為基礎,而僅致飾於外,本來禮要順乎情,卻變成情要適乎禮。孟子堅持此制,以至造成「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孟子滕文公上篇﹞的滑稽可笑場面。三年之喪至晉武帝後成為國家制度,但在實行上一直都有問題。仔細研究孔子之如此堅持三年之喪的制度,除感情因素外或另有原因。上引憲問篇第四十三章謂:「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孟子也引孔子此句謂:「君薨,听於冢宰。」﹝滕文公章句上篇﹞可以說孔孟堅持服喪三年的對象是當時的「君子」,是統治階級,特別以君主為主要對象。因為當時君主的權威無法以其他方法限制,尤其是長於深宮的幼君,更易因初嚐權力的滋味而走火入魔。有三年訓練教育及反省的時間,對於以後的親政時之心態與作風有決定性的影響。至於一般人,孔子雖說「古之人皆然。」﹝憲四十三﹞孟子也說「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滕文公章句上篇﹞但以「禮不下庶人」的觀點來看,庶人即使服三年之喪,大概也只限於「齋疏之服,饘粥之食」﹝同前﹞而已。
邏輯中有一種論法叫兩難論法,如:
大前提: 欲寄君衣君不還,
小前提: 不寄君衣君又寒,
結 論: 寄與不寄間,妾身千萬難。
本章宰我提出一個兩難的問題:
大前提: 君子如不守喪三年乃是違禮
小前提: 君子如守喪三年必導至禮崩樂壞
結 論: 故君子守不守喪三年都不對。
兩難論法的目的主要是使對方陷入矛盾之中而無法答辯。就本章所載,證明孔子深明破解兩難論法的訣竅,他避免了「崇禮」及「務實」的兩難命題,提出「汝安則為之」的破解妙法。孔子實在是主張崇禮的,但禮有體有用,用是三年之喪的形式,而體便是內心的哀戚。如果三年之喪因事實不能履行,則要反本復原的考查自己的感覺。
廿二、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博」是雙陸,是賭博的一 種,「奕」是圍棋。在賭博或棋局中人,莫不專心壹志,全力而為,如果讀書修道能夠如此的用心,則何業不成,何功不克。人的心最怕散漫,怠惰,故孟子說:「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告子章句上篇﹞。人心之放逸,就是「無所用心」。「難矣哉」是這種人很難教學使其有成。「為之猶賢乎已」的「之」指圍棋雙陸,「已」是就是這樣,意思是博奕雖不能為善,但較諸終日無所用心之事還要好。孔子並不是要人去賭博,下棋,而是針砭終日無所用心的學生。
人的腦筋,如同身體其他器官,用之則進,不用則廢。現代醫學證明,老年癡呆症,除了有遺傳因素外,多由不用腦筋而來。「用心」就是用腦筋,如果能把心用在進德修業上,當然最好不過。如果不然,則打麻將,下象棋,雖然無益於己之德業,至少可維持腦神經之健康。
在論語中孔子雖言有教無類,但不求上進,自甘墮落的人如本章所指及「群居,終日言不及義。」﹝衛十六﹞者,劃地自限者,自居下愚者,無恒者,晝寢如宰予者都屬難教的一類。
廿三、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為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
子路尚勇,故有此問,或為子路初見孔子時之事,其所指應釋為血氣之勇或俠士之勇﹝見憲五﹞。君子與小人在本章俱指位而言,君子之義在以德服民,以禮化民,定名份,行仁政。如在位者有勇而無義,以個人或親友為懷,則可以不守政治倫理,不遵法律,全以個人好惡恩怨為憑,君臣失道,越禮僭位,強取豪奪,必至政治紛擾,國家昏亂。小人喻於利,義在奉公守法,有勇無義,則敢作違法犯紀之事,盜竊乃其小者。
「勇」是三達德之一,但要用其他的德性來範圍它:第一是學,「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見本篇八﹞;第二是禮,「勇而無禮則亂」﹝見泰二﹞;第三是義,「君子義以為質,…孫以出之,」﹝衛十七﹞。學以知勇之正旨,義以勵勇之正行,勇之主要流弊在亂。論語中之「亂」就國家來說是刑政不明,紀綱紊亂;就社會來說是倫常乖舛;就個人臨事來說是無節制,無秩序,意識不明,是非顛倒。就君子來說是忠奸不分,以不肖為賢,而以賢為不肖。就小人來說是,偷盜搶劫,悖逆犯上。
勇是一種氣,俗謂之勇氣,義也是一種氣,故謂為義氣。孟子所稱「浩然之氣」乃「配道與義」而成。勇氣主要還指血氣之私,需以他德來限制方可使其歸於正。義在孔子時代觀念上還是像禮一樣的是一種道德律,到孟子便發展為行為的強烈動機與果敢行動。孔子時仁要勇來扶持與實行,所謂勇者行仁,而從孟子開始便以義代勇,或者說有義無勇,因而只見一義,不見死生,是以本章之解釋在孟子以後已經演變成無論君子小人,能秉義而行,則不及亂與為盜。
廿四、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君子一詞應與上章同義,但就對話的特定性來說,是直指孔子。
孔子所惡的四種人,「稱人之惡者」及「居下流而訕上者」其實是一種人。稱人之惡的人,在為人臣屬時也一定是稱上之惡的人。「下流」在晚唐以前的經書無「流」字,總之是下屬之意,「訕上」比稱上之惡似更進一步,因為「稱人之惡」是有惡的事實才加以播揚。而「訕上」則其上並無為惡之事實而加以毀謗。道德是最重要的社會價值,修德勵行要花時間及精力,並且有時還要犧牲其所欲,所愛,有些人並不願意去做。簡單的方法便是顯揚他人之缺點,以示我比人高尚。孔子主張「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顏廿一﹞,所以反對「稱人之惡」。同樣的孔子對上級主張「勿欺也,而犯之」﹝憲廿三﹞,禮記少儀篇亦云:「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所以也討厭居下位而訕上的人。泰伯篇第二章謂:「勇而無禮則亂」,勇不以禮節之,終肇亂源,是以可惡。「果」是能下定決心,「敢」是敢付諸行動,「窒」是頑強不化;下決心要以「知」為後盾,採行動要以「義」為依歸,盲目下的決心,發現其窒於仁,礙於德,有違情理,不顧現實而又全力使之貫徹,常常對人甚至對自己造成不良甚至悲慘的後果,謀國者常以此誤國,持家者恒因此敗家。
子貢之所惡,乃就知、直、勇三德似是而非者論之,知的表現為「述」及「作」。「述」乃祖述先聖先賢之文章功業,加以闡釋和發揮,「作」是自己之發明與創造,必需發前人之所未發,道前人之所未道。「徼」是抄襲,「徼以為知者」既不能創造發明,對他人之著作也無法融會貫通,而成一家之言,徒抄襲他人著作,剽竊他人的思想觀念,據為己有,還自己認為很有學問,這是子貢所討厭的第一種人。勇是三達德之一,以行仁為要件,「不孫以為勇者」不僅不能行仁,反以桀驁不馴,作亂犯上為事,而自詡為勇,這是子貢所討厭的第二種人。直者持身正直,不阿諛曲從,不脅肩諂笑,「訐﹝音杰﹞以為直者」當面發人陰私,在眾人之前,予人難堪,這是以直為名,而圖一己一時之快,這是子貢所討厭的第三種人。我們要注意「以為」兩個字,其意是這些人以為自己真是有知、有勇、性直的人,較諸自已明瞭自己不是這種人而冒充的更為卑下。
本章孔子之所惡者,鄉原不與焉,而子貢所舉,卻頗近鄉原一類。「勇而無禮」與「不孫以為勇」是一類人。人所討厭的人,每個人都不一樣,大概依個人經驗的不同,而層次有高低,如一般人都討厭沒有道德的人,但假仁假義的人似乎又更令人討厭。孔子所討厭的人不少,如佞者、鄉原便是,本章所舉似無普遍性及代表性。
廿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孫,遠之則怨。」
「女子」指婢女,「小人」指僕役;從「養」字來看,均是依主人而生活之人。有些人將「女子」一詞,釋為泛指一般女性,便認為孔子輕視女性,細察句中「近之」一詞,表明並不包括妻妾在內,因為妻妾與自己有親密關係,不能不「近之」。「孫」即「遜」,依此字來看,亦應指婢僕而言。是以「女子」並非妻妾,而「小人」也不指一般人民,兩者均指在貴族或士君子家服賤役者,是奴隸而不是僱工。「養」幾乎所有釋經家均解為相處,愚以為或應恢復其本來意義,即蓄養之意,「難養」言外之意是不鼓勵人蓄養婢僕。封建社會下的奴隸沒有社會地位,打罵隨意,甚至將之殺戮也不需負刑責。彼等如同牛馬,居倫理之外,通常不加論列。孔子以不「近」不「遠」來說明與此等人之關係,乍看似語帶侮辱,其實乃將其提升至與一般人同等地位,在孔子時代之社會背景下,非有仁心仁德與真知灼見者不能言此。
「近」在此應釋為狎,狎則侮,侮則不遜,如此便失去主人的身份地位。西諺有云:Familiarity breeds
contempt 與此相類。孔子並不在意主人的身份地位之維持,而是覺得人之相交不應該到狎的程度,而應該「久而敬之」﹝公十六﹞。與婢僕相狎以至對主人不遜的程度,乃主人之過。如主人對其下人能臨之以莊,濟之以慈,嘉之以惠,主人自可獲其下人之敬愛。「遠」在本章應釋為以冷漠對待下人,用其力而不恤其體,使其能而不供其需,則婢僕自會生怨懟之心。
廿六、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見惡」是表現出惡行惡德,「終也已」是完了。意思是人在四十歲以後尚因見惡而遭人嫌惡,便無可救藥了。本章與子罕篇第廿二章的「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之語相似,但從「無聞」到「見惡」,從「不足畏」到「終也已」,語氣更為加強加重。
有很多成就都要在青少年時便開始著力,體育競技不用說,是英雄出少年的場合,三十歲便「終也已」,不可能成就甚麼了。就是做官也要如杜甫所說的「富貴應由致身早」,才不致「晚將末契托年少」。像孔子早在十五歲便「志於學」而進學修德,三十歲便可以「立」,四十該是「不惑」之年,對善惡之辨已經沒有疑惑,而還以惡德惡行討人嫌惡,其人便不足道也。不過就人的品行方面來說,我相信人在進棺材之前都可以洗手,從良,改悔。大憝洗手,浪子回頭,不管多遲都是彌足珍貴而應加鼓勵。世界上的人像孔子一樣年十有五便有志於學的人不多,四十見惡的人卻比比皆是。尤其現在的人愈活愈長,如果四十歲便無可救藥,那豈不是社會對這批人便放手不管,讓他們去了呢?而且這樣也有違孔子「有教無類」的教訓,所以有的註經家認為本章所云感慨多於訓示。
史記夏本紀:帝禹東巡狩,至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年之喪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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